我一直认为，南宋京城临安的文教区的形成和布局，是有区别的。即是教育机构是有意的布局，集中在其时前洋街今庆春路一条线上，而文化设置除秘书省是有意择地而建外，当时的书籍流通市场则是按照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从鼓楼的太庙巷起经御街至贯桥一带西折入前洋街（今庆春路一带），其分布地点很像英文字母“L”，像我国传统的倒曲尺型“L”形。几乎所有京城的文教机构皆在这个范围内。这对南宋灿烂的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1秘书省

秘书省为官署名，其职能为掌管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算等等。具有今国家图书馆职能，但职责范围要广。高宗重视文教事业，绍兴元年（131）驻跸越州（今浙江绍兴）即恢复秘书省建置，二年（132）移跸杭州，秘书省先迁油车巷东法惠寺。十三年（1143）在建太学将毕之际，于十二月接受秘书丞严抑建言：法惠寺之秘书省与居民相接，深虑风火不虞，欲望重建。此议得到高宗同意。北宋秘书省建于皇宫大内，而此时南宋宫室尚未大规模营造，遂诏两浙运司就殿前寨基重建。据《咸淳临安志》卷七载，其地在天井坊之左。据我研究，宋代秘书省其地当在吴山北麓原旧藩署一带。此处距皇宫大内较近，是个理想处所，不拘泥于一定要设在禁中。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局部

两宋国家藏书是中国藏书史上一个辉煌时期，根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经过历朝的积累，北宋时国家藏书最高时达73877卷，后尽毁于“靖康之乱”中，或为金兵掳之以北，或毁于战火，或毁于战争中人践马踏之中。南宋高宗建都临安后，重视国家典籍收藏。高宗优献书之赏，或给以官职，或赐以布帛，高宗时类次书目得44486卷，故重建秘书省乃题中之义，国家要务，形势的需要。

高宗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于太学毕工之际，下达诏书兴建秘书省办公用房和书库，建成后的秘书省用房达150余间，主要是书库，有秘阁书库、道山堂、图画库以及经史子集四部书库、印书作搜访库、国史库等，在当时来说是个庞大的建筑群。高宗并亲书“右文殿”“秘阁”两榜。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巡幸新建成的秘书省，对秘书少监游操发出指示“秘府书籍尚少，宜广求访”。孝宗接位后，亦曾巡幸秘书省并赋诗赐秘书省。以后藏书量和北宋官府藏书相仿。

南宋京城临安的书籍流通市场，主要分布在御街自太庙至当时的教育区这“L”形的直线上。杭州在北宋时即有刻书盛名，高质量的出版业刻书业成为全国之首。南北宋之交的学者叶梦得曾言“今天下刻书，以杭州为上”（《石林燕语》卷八）。这是有原因的，北宋时杭州即承担了国子监奉皇帝命令发往杭州刻印的国家重要史书、政书和医药书等。南宋恢复国子监，置于前洋街，因战乱出现书荒，国子监就着手刻书事宜。南宋国子监存世100多年，刻梓了大批书籍，元代整理南宋国子监的书板库，有《西湖书院重整数目碑》载有所刻数目，现藏劳动路杭州孔庙，编号为D02（199），此为实物文献。除国子监刻书外，其时两浙西路、临安府等政府机构都有大量刻书，这些政府机构的刻书，也有部分进入书籍流通市场允许发卖，这有很多记载可证：北宋时湖州人沈偕家富有，擢第后尽买监书以归；李清照所藏亦多监本书，南奔时不得不弃之。这都是明证。其余地方政府所刻书亦可进入市场，从有关前人记载和现尚存书的书牌上可以看到当时书坊业繁盛情况。这些书坊既售书又刻书，甚至一些纸店也刻书售卖。有多多少少的今日视作瑰宝的宋版书，均在此或刻梓或售卖交易。据我所知这个问题不仅国内，包括日本、美国一些学者都在研究。 

△ 《清明上河图》中的集贤堂书店

现据有关资料，钩沉若干书坊，以见当年书籍市场的盛况。应该说明的是这个书籍流动市场，并非政府有意规划，而是自然形成的。

太庙在瑞石山麓，今鼓楼之南。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有“太庙前尹家文字铺”，今知所刊之书有《北户录》等10种。书牌多署“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刊行”字样。尹家书铺既刻新书，又售旧书，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云：“先子向寓杭，收拾奇书。太庙前伊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价值不登，竟为衢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

中瓦南街地在今中山中路清河坊以北至羊坝头一带。荣六郎家书籍铺原开设在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该书铺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曾刻印晋葛洪《抱朴子•内箱》，此书卷二十后有文字一行：“旧日东京大相国寺荣大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箱，今将京师旧本《拖朴子•内篇》校正刊行，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王申岁六月旦日。”

开封大相国寺为北宋开封最繁华的交易市场，书铺特多，荣大郎家即其中之一。《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称：“殿后资圣门前。皆书解玩好图画……”荣家书铺即是从开封迁来杭州的老店。

猫儿桥为俗称，即平津桥，纸马铺是一种经营纸马的祭祀用品商店，但同时经营刻书业务，南宋初年今知刻有《文选五臣注》一书。该书现存2卷，卷二十九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卷三十藏国家图书馆。卷三十后有“钱塘鲍洵书字”“杭州猫儿桥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二行。鲍询为南宋初年杭州有名刻工。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保佑坊前孔家头中店，张卖食面店、张官人诸史文籍铺。”宋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尾有一行字云：“中瓦子张家印。”人以为中瓦子张家即吴自牧所记张官人诸史文籍铺。保佑坊属中瓦，张姓亦同。

该书坊有多种异名，实为一家。书坊主人名陈起，宋宁宗时省试头名，故有解元之称。南宋私人及书坊刻书有“赵、韩、陈、岳、廖、余、汪”几家为最之说，陈即陈起，为其中最重要之一家，所刻书字体秀雅，质量上乘，因其所刻书书牌所署多棚桥、棚前等，后人又称陈起所刻书为“书棚本”。

陈起所刻书多为唐人文集、诗集，对保存唐诗有独特的贡献，王国维认为唐诗保存多赖陈起刊刻得以流传。陈起又刻南宋江湖诗人之诗，保留了一个南宋的江湖诗派，使不致湮没。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可阅顾志兴撰《南宋书商陈起刊刻唐诗的历史功绩》（载《杭州文史》2017年第二辑）有详细述评。

棚桥一带除陈起书铺外，检拾文献尚有多家书铺，如杭州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行在棚前南街王念三郎经坊及距棚桥往北不远的众安桥贾官人经书铺等皆是。

郭宅纸铺在前洋街国子监后，车桥即今小车桥。郭宅纸铺开设于此，自有营业上的考虑，太学及国子监刻书都需大量用纸。郭宅纸铺主要经营纸张业务，但亦刊书，今知刊有《寒山拾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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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氏书铺刻《唐女郎鱼玄机诗集》

此外，京城临安书坊能考知地点的除上述外。尚有钱塘王叔边、李氏书肆、赵氏书肆、钱塘余氏书塾、临安鬻书人陈思书肆及多家失名书坊（仅知所刊书名而不知所刊书铺为谁）。同时这些书肆的具体地点亦不详，不过其时临安城范围不大即或不在御街一线，亦不可能在过于偏僻之处，不然谁个来光顾，如何营利养家糊口？

这些临安书商，以陈起和陈思文化层次最高，陈起于宁宗时乡试第一，成了解元公依然刻书卖书，他刻的《江湖小集》，都为友人所作，自己的诗也刻了一卷。另一位书商陈思，人称小陈道人，有人怀疑他是陈起之子（其因居处亦在棚桥附近）。看来不确。陈思是位学者，曾编撰自己的著作多种加以刊刻售卖，学者魏了翁曾为其自撰自刻的《宝刻丛编》作序。

陈思还有点值得注意之处，他有个官衔即是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缉熙殿为宋理宗读书藏书处，秘书省前已叙及，国史实录院时在秘书省内，这三者都是需书大户，可能因陈思学问好，读书识书，给了他这个职衔，可以为上述之单位搜书方便。

最后要说一下橘园亭文籍书房。吴自牧《梦粱录》卷七《铺席》：“住大树下橘园亭文籍书房。”丁申《武林藏书录》引《行都纪事》：“橘园亭在丰乐桥北。”丰乐桥在中河上，位于御街之东，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认为橘园亭文籍书房“可能不只是一家书铺，而是类似近代北京琉璃厂的一条书坊街，成为书坊市”，此说可供参考。

南宋临安城形成的这个书籍流通市场，和北宋首都汴梁不同，北宋主要集中在大相国寺一带，为点状分布，而南宋临安则作线状分布，集中在御街及其后侧，这也是城市性质所决定的。杭州是江南水乡城市，城内多河道，御街之东侧即有小河，平津桥（猫儿桥）棚桥、众安桥等皆在小河上。小河之东则为中河，如果说中河连通大运河，则北可通嘉湖及今江苏之苏、锡、常，南可由钱江进入宁绍等上八府，面这些地区都是文化发达之地，需书量大，由此不仅在当时，及到后之元明诸朝，杭州的书籍市场一直保持优势，长盛不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这基础就是南宋留下来的。有个直接证据，据我的研究，明代杭州朝天门（即鼓楼）就是个书肆集中地，多家书肆即刻有不少书籍。

有学者研究，杭州这座文化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南宋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南宋京城临安的文化教育布局和设施，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向题。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研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