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杭州旧时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时正当盛夏之初，又处在农务最忙之季，所以杭州人把这个节日与防病、治病、防虫害、讲卫生等优良习俗联系在一起；端午节又因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故杭人又把它与纪念志士、爱国求祥联系在一起；端午节又因杭人在初夏时节开展以龙舟竞渡为主的热闹竞技活动，为娱乐、健生为主题的乡俗，所以端午节在杭州带有浓郁的杭州地方特色。

农历五月初五，又称“重五节”、“重午节”、“女儿节”、“浴兰节”。端五节、重五节的称呼在唐以前就有了，因避唐太宗生日（八月初五）之讳，改五为午，始有端午节、重午节之称。浴兰节，这是唐、宋时人们对端五的又一称呼。吴自牧《梦粱录》说：“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是日，杭人有兰汤沐浴之风习。女儿节之称，源出于杭人旧俗端午日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娘家又要接女儿归宁“躲端午”之故。

端午节的起源，自古就有多种说法：

源出夏至说。着眼点是夏、商、周三代的夏至习俗，如夏商周三代的夏至习俗有许多与端午节相近，如饮食、服饰、禁忌等。

源出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这是闻一多先生经考虑而建立的说法。闻氏在其《端午考》、《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中认为，古代吴越民族以龙为图腾，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吴越先人们都要举行一次图腾祭，将木刻画成龙型独木舟，在水上竞渡，娱己祭神。

源出恶月、恶日说。古代先民们认为五月初五为恶月恶日，故应防病消灾。这大约在战国时代就已有之。

源出纪念屈原说。公元前２７８年，屈原对楚怀王已绝望，于五月初日投湖南洞庭湖畔的汩罗江，以死来摅泄自己的忧愤。正因为如此，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而有竞渡风俗，又怕小虫蛟龙伤屈原而投粽而有端午食粽之食俗。

隋唐以后，杭州端午节的风俗活动，大多演变为节日的娱乐活动。

吃粽子，杭人端午节甚为重视，一过五月初一，家家户户包粽忙。食粽成了杭州人端午过节的普遍习俗。除此之外，杭人还有“吃五黄”、“吃五白”之俗。“五黄”即黄鱼、黄鳝、咸蛋黄、黄瓜、雄黄酒”；“五白”即白切肉、白蒜头、白豆腐、白斩鸡、茭白。

从时令上看，端午节是夏至刚过的盛夏之初，上述食品正好起到清热降火、补充营养、利于健康的作用。杭州古时有“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之说。雄黄是一种中药材，有一定解毒杀菌作用，把雄黄研末和菖蒲根屑一起加在烧酒内调和，谓之“雄黄酒”。端午节那天，大人要饮一小盅雄黄酒，小孩则要在额上抹点雄黄，在额上用雄黄酒写个“王”字，以示驱毒祛疾。为防疫避毒，杭人还把雄黄酒和石灰洒在房屋墙角处，因端午前后正是黄梅时节，天多雨潮湿，毒蛇、蝎子、蜈蚣、蜘蛛、蛤蟆这“五毒”正是猖狂时。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是当时的杭俗。艾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其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炙百病。”传说南宋时杭州城内有个枢密院（今国防部）官员，其孙出生没几天就患重病，家人认为无救准备安葬，恰被一过路老太看见，用艾条在婴儿脐下炙之，竟把他救活了，于是杭人始用艾草和菖蒲悬挂在门上灶间，借助其气味驱除邪气，清洁空气。有的人家干脆以艾草薰宅，以驱蚊蝇。

端午节驱邪避祟的物品中除艾、菖蒲外还有“端午索”。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五日之午前，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其用五色丝、缕、僧、索等材料制成，内装雄黄、香粉悬挂于门楣、戴于小儿颈项、系于小儿手臂，或挂在床帐、摇篮等处，或敬献尊长，以辟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在杭城，端午索除驱邪功能外，更注重其装饰性，成为一种互相馈送、表情达意的节物。张文潜有词道：“菖蒲酒满劝人之，愿年年欢醉偎倚，把合欢彩索，殷勤寄与。”

采药，是旧时杭州端午之习俗。清晨即起，送生外出郊外采集各种药草。他们认为仲夏时节，药草已臻成熟，药力最盛。《梦粱录》在谈到杭州此俗时说：“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群温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端午日，民间中医还捕蟾制药，他们认为初五日蟾蜍制药为最佳，初六日就差之无效。中医著作《药性论》云：“端午，取虾蟆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如麻子大。孩儿疳瘦者，空心一丸。如脑疳，以奶汁调滴鼻中，立愈。”

端午节时杭州的风俗活动最具欢乐喜庆的莫胜过龙舟竞渡了。其中西湖竞渡与古荡蒋村竞渡最有代表性。

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时西湖端午节不过是“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可以说，这是龙舟竞渡的“异化”。西湖山柔水媚，经济发达，达官贵人们更习惯于奢华绮丽、轻歌曼舞，所以龙舟便是用来游戏的。《杭俗遗风》中也有记载：“西湖龙舟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旁列十八般武艺。”“游船之中，或有打十番锣鼓者，亦有吹弹歌唱者。城里河中，亦有从艮山门水门来者，游人坐船敲打锣鼓，名曰‘游短景儿’。约五月初一起至初十为竞渡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