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在五代十国时期呈衰微之势，后梁有禁佛之议，后周有灭佛之 举。唯独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笃信三宝，尤以钱弘俶为甚，在举国上下崇 佛氛围中，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

钱弘俶（929—988），字文德，钱镠之孙，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之子， 后汉乾祐元年（948）继位吴越国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禅周建 宋，钱弘俶为避其父赵弘殷讳，改称钱俶。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赴东京 （今河南开封）朝觐宋太宗时纳土献地，羁留北土，死后被谥为“忠懿王”。钱俶奉佛至诚至虔，统治两浙三十年间，建寺起塔，开龛塑像，刻经造幢，礼 遇高僧，刊印佛籍，杭州成为五代佛教遗迹保存最多的地区。已发掘的吴越国 佛塔遗址中，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经卷等礼佛精品，极具地域特色。雷峰塔成了钱俶祈求国泰民安、以期佛法永驻的象征。

雷峰塔遗址出土的钱俶手书《华严经跋》残碑清楚记载，雷峰塔初名 “皇妃塔”，为奉安“佛螺髻髪”而建，历时六年，完工于纳土归宋前一年 （太平兴国二年，977）。自北宋至清代，雷峰塔遭受了两次大劫。第一次 毁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的兵火，塔身的木构檐廊被焚，南宋 定都杭州后，于孝宗乾道七年（1172）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的二十多年 间，僧俗出资重修。第二次破坏发生在明末嘉靖三十四年（1555），雷峰塔被倭寇焚毁，仅存砖砌塔芯。1924年9月25日，失修近四百年的雷峰塔轰然倒 塌，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景观名存实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对遗址实施抢救性发掘， 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雷峰塔的塔基、地宫保存基本完好，砖砌塔身底层保 存较好，规模为同时期砖塔之最，塔基四周砌石须弥座，塔身为套筒式回廊结 构。地宫中出土了鎏金银阿育王塔、鎏金银器、金铜造像、玉器、铜镜、漆木 器、玻璃瓶等70多件珍贵文物，当为吴越国王室的供奉品，反映了吴越国高超 的工艺制作水平。遗址中出土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残石经1104件，许多塔 砖上模印有“壬申”（宋开宝五年，972）等纪年，是了解雷峰塔建造年代的直 接证据。雷峰塔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佛塔遗址考古的空白。[1]

二、

雷峰塔落成之初，塔壁八面围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石刻佛经。《淳 祐临安志辑逸》卷五、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二记载此事：

“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创窣 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规橅宏丽，极所未见，极所未闻……塔之成日，又 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于是合十指爪以赞叹 之，塔因名之曰‘皇妃’云，吴越国王钱俶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埋于土中的雷峰塔石刻佛经，在明代被发现。清翟灏《湖山便览》卷 七、清际祥《净慈寺志》卷十三：

“雷峰塔，吴越王妃黄氏建，以藏佛螺髻发……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 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塔内以石刻《华严 经》围砌八面，岁久沉土。明人有劚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法。”

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华严经》石经（残）拓本

景迪云《五代吴越国时期的书法》[2]一文，概括了石经在书法史上的重 要价值：

第一，五代十国时期书法凋零，虽有杨、李数子，但均为墨迹，流传至 今，漫漶毁损处较多；雷峰塔经刻为长篇刻石，又是近代出土，拓墨新好， 字口清晰。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南方盛行，至五代达到鼎盛，吴越国对 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雕版印刷，其中主要是版刻佛经，但摩崖未见，石 刻至今亦仅见此雷峰塔经刻，有填补空白之功。

第二，雷峰塔经刻的书法意义尤其重大。它处在唐末五代书法衰落之 时，却有隋朝书法的从容、宽博、沉谨和淳厚，十分罕见。唐末五代书法一 般受颜、柳影响较大，笔划趋肥厚，形态多长形，杨凝式、钱镠和生于五代 而成名于北宋的徐铉等的作品可以左证。雷峰塔刻经的浓烈古风足堪与杨凝 式的特立独行相媲美，以五代时期的书法代表视之，亦不为过。

雷峰塔经刻的书法特点，童大年认为在欧柳之间，景迪云则认为欧的影 响似乎更多些，细审它的“氵”“种”“上”“光”等的写法，几乎是欧阳询 《九成宫》的翻版。它整体的气息和仪态却是隋朝书法的，正如童大年所说 的，它还“类苏孝慈墓志”。它的笔划继承了欧体的峻爽快利，但结体却将欧字的长形变方变宽。景迪云还认为钱俶《华严经跋》的书法水平与正文不相上 下，但风格很不相同。欧体的特点几乎没有，用笔起止明显，一波三折，大有 褚遂良的从容和潇洒。结体亦较宽博，但与正文又有差异，正文是宽博中有沉 谨，而跋文是宽博中见疏朗，可以看出颜真卿书法的风度。

除了书法史上的意义外，雷峰塔五代石刻佛经的大量出土，在我国佛教考 古史上仅此一例，对研究五代十国时期佛经的传播与校勘，意义同样重大。

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于遗址底层塔身的回廊、门道填土中出土大小石 经残块共1104件，编1104号，大者宽1米、高0.9米，质量150至200千克，小 者宽0.15米、高0.1米。石料为杭州本地出产的石灰岩。大多石面平整，保存 较好，字迹、纹样清晰，少量石面风化腐蚀严重，字迹已不可辨认，背面留 有采石和加工凿痕，有些并黏附石灰。《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石在1104件石 刻中占十分之九，现存石刻只见“卷第三十四《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一》”以 前的内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石刻约百件，四千余字，约占《金刚经》全文的五分之四。

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金刚经》石经（残）拓本

考古发掘揭露的雷峰塔塔身，现残存其第一层的最底层部分，最高处仅 存5米，形制为八角形，对径25米，为套筒式回廊结构，由外套筒、回廊、内 套筒、塔心室四部分组成，内、外套筒用塔砖实砌而成。外套筒之外壁边长10 米，每边正中设一门，门道宽2.2米、进深4.2米。外套筒的外壁面，自底部至 高1.2米处向外用砖砌出台座，方向与外套筒的外壁垂直，其宽度应大于承托石 经须弥座的厚度，清理时发现残痕。有迹象表明，发掘出土的这些石经原先放 置在外套筒门道两侧的外壁面上，与文献记载“围绕八面”相符合。

整理石经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所录的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新译的八十 卷唐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依据。经拼接、复原，“围绕八面”的雷峰 塔的石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共刻至少49大块，残存文字约五万字，按经 文的卷次现重新编号为石1—石49，缺失、只字不见的石经有石8、石17、石 18、石22、石24、石31、石32、石37、石38、石39十大块。雷峰塔外套筒为八边形，每边设一个门道，将两侧外套筒分隔成左、右两个对称的壁面。共8个门道，有十六个壁面，每个壁面放置三大块石经，按上、中、下三层 叠放，这样，围绕雷峰塔一周，可排布48大块石经。完整的一块石刻佛经通 高0.9米、最宽2.47米、厚0.17米。石经顶盖高度离地面约5米，每壁石经高 2.7米，位于离地面1.7至4.4米的高度位置。每壁三大块石经刻完《大方广佛 华严经》的两卷经文，这样，16壁48大块石经刻完前三十二卷经文。石经的 上、下边栏，其底边或上口凿出榫头或卯口，便于迭放时套接牢固。石经下 面原安放有石质束腰须弥座，须弥座宽0.62米、上边厚0.23米、底边厚0.24 米、高0.5米。上口边缘部位有宽0.4米、高0.06米向外突出的榫头，口沿 下、束腰部位雕刻仰覆莲瓣纹。石经最上面原有顶盖。

每大块石经，多由两石拼合而成，四周有边栏，边栏刻花纹，经文分上、 中、下三栏，栏间凿刻花纹带，每行镌刻17字，文中遇到五言或七言佛的颂 言、偈语，每行刻七言颂言、偈语两句，中间空三字，或每行刻五言颂言、 偈语三句，每句中间空一字。根据每卷经文的字数差异，每栏最多刻132—134 行，少者刻76—80行，边上空白处刻菩萨、童子、花卉等图案，每栏以刻90— 110行者居多。字体为阴刻的楷书，书体前后有较大差异。石面上残留补刻痕 迹，在错字的石面位置上凿出长方形浅槽，另嵌入相同大小的石片。石经左、 右两侧边栏的花纹，石15之前的石经凿刻竖向的连续莲荷纹，呈长条状。一壁 三层石经中，最上层石经的两上角为完整的火焰壸门，为花纹的最上端。最下 层石经的两下角为圆拱形的图案，作为花纹的最底端。中间为繁密的荷叶、莲 花、苞蕾，呈现蓬勃向上的气象。石15之后的石经凿刻竖向的连续相接的S形缠 枝牡丹纹，花、叶相间。每块石经的上、下边饰和三栏文字间的上、下隔字段 置，阴线浅刻连续不断呈S形的缠枝葡萄纹，葡萄之果、叶相间排列。迭放的三 层石经中，底层石经的下侧边栏，又特意阴刻连续的呈S形的缠枝忍冬纹。上下 边栏宽4—5厘米，左、右边栏宽7—8厘米，亦有宽至10厘米者。隔栏宽4厘米，上、中、下文字栏宽25.5厘米。有部分石经四周边栏或中间隔栏只刻出边框， 没刻花纹，有些石面上未刻文字，表明石经的雕刻，因功德主钱俶纳土归宋而 未全部完工。在石7、石8的位置，还发现文字有重复凿刻的现象，但石块的大 小、形制、纹饰、字体及排列方式与整理后的49大块石经大相径庭，表明可能 为后代补刻，但时代和缘由不明。石1为石经开首，有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 《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残文，刻字比正文略大，每行亦刻17字。48石 已围雷峰塔底层一周。石49应是第二层的刻石。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5小块，总宽近4米、厚0.1米。第1块缺失，第 2块残存部分，第3块保存基本完整，宽0.74米、高1.01米。第4块保存较为 完整，宽0.75米、高1.01米。第5块残缺，宽0.74米、高1.02米，左侧为着 甲持剑站立的护法形象。隔栏高3厘米，上、中栏文字栏高29.5厘米，下栏 文字栏高30厘米，上下边栏高3—4厘米。刻字比《华严经》略大，每行亦刻 17字，为十六国时期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本。下栏还刻《大悲咒》的部分经 文和咒语。第五块下栏为吴越国王钱俶所作跋文，18行，每行残存4—15字， 共162字，字体为行楷书，此跋文为钱俶亲书的手迹，弥足珍贵。《金刚经》 石刻不知放于何处位置。厚度比《华严经》薄，有吴越国王钱俶跋，与《华 严经》武后序对应，应放在底层位置。《华严经》48大块已围砌塔身一周， 《金刚经》或砌于塔的内套筒壁面，与六和塔南门内套筒《金刚经》相同。经整理、拼接后较为完整的《华严经》石经有两大块，分别为石27和石 41，以石41为例，由左、右两石拼合而成，总宽2.47米。左石宽1.34米、左 边栏宽0.1米。右石宽1.13米、右边栏宽0.08米。高0.89米。

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华严经》石经（残）拓本

三、

石刻佛经，又称石本佛籍，最常见的是唐开元以后大量出现的经幢，清 末叶昌炽收集六百余通经幢拓本，悉心研究，撰《语石》一书，[3]卷四有八则关于经幢的论述。刘淑芬著《灭罪与度亡》一书，[4]集经幢研究之大成。

国内最早的石刻佛经，发现于甘肃酒泉、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的北凉石塔 上，[5]这种石塔保留了较多印度覆钵塔的特征，如酒泉出土的北凉承玄元年 （428）高善穆塔，塔身所刻经文，内容皆为小乘佛教的《佛说十二因缘经》， 从发愿文可知，造塔刻经之目的，为现世报恩，来世成佛，尚无后世刻经以备 法灭之用途。

北朝晚期末法思想极为流行，按《历代三宝记》卷一佛涅槃之年（公元 前609）推算，此时正处像法之末。末法来临之际，佛教徒当以护法为本，而 经像之保存即为护法内容之一。北朝时期的佛籍刻石，源于佛教徒怕佛经湮 灭，刻在石头上可以长久保存，它的出现和北魏昙曜在云冈雕凿石像的意义相同。[6]经历北魏太武帝灭佛，包括佛教界上层人物在内的统治阶层，对佛教 徒宣传佛教中的末法思想极为重视，在末法时期如何保存佛教，特别是宣传佛 教的重要手段佛籍不遭灭亡，提倡把佛经刻在石头上，使佛法永传万世。北魏 熙平后及东魏、北齐，关东地区适于雕刻的石质，分布地区较广，于是石经就 在北中国的东部兴起，刻经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山西、山东、河南、河北 四省境内蓬勃开展。石经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刻在山石面上，如山东泰山经 石峪；[7]一是刻在修治后的洞窟石壁上，石窟和刻经融为一体，如河北邯郸北 响堂南洞唐邕刻经。还有一种，是刻在石块上，以碑板的形式传布。早期的刻 经碑，碑阴多刻施主及发愿文，碑阳刻经文，有的在经文上部开龛造像。

石窟中刻佛经最早发现于北魏洛阳龙门莲花洞。东魏、北齐首都邺城 周围的石窟，如安阳小南海、邯郸响堂山等石窟，刊刻众多佛籍，为隋唐 以后大规模刻经开创了先例。基于末法危机而出现的佛教石经，始于北响堂 石窟的北齐唐邕刻经。[8]北响堂南洞《唐邕刻经记》说得十分明白：“缣缃 有坏，简册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杀青有缺，苇编有绝，一讬贞 坚，永垂昭晰。”

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灭佛，好像证实了佛教徒宣传的末法思想，这件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灵裕（518—605）是隋文帝时期全国最著 名、地位最高的僧人，亲身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之难，痛感末法来临，开皇 九年（589）在其常住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宝山造石龛一所，题名“大住圣 窟”，窟内、外壁面镌刻《大集经·月藏分》《摩诃摩耶经》等讲述末法的 经典，在石经中直接地、显著地宣扬末法来临，号召佛教徒奋起护法。从隋 大业九年（613）起，作为灵裕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在炀帝皇后萧氏及其 弟萧瑀的资助下，静琬在幽州的涿鹿山（后改石经山）开雕石经，直至贞观 十三年（639）去世，静琬所刻碑板均镶于雷音洞壁面上，藏于洞内的十九种 经，与灵裕营造的大住圣窟刻经造像和灵裕的著作、行迹相同。[9]造经之目 的，在他刻的碑记中这样记载：“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 有经，愿（勿）辄开。”“房山石经”在开元迄晚唐、圣宗至辽末形成两次 刻经高潮，凿刻在碑板上，大小经板共14274条，成为佛教艺术宝库。[10]

洞窟刻经在唐代四川地区仍然延续，[11]著名的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 “刻佛经约十七类（部），有的窟刻佛经一部的全部；有的仅刻了一部佛经 的一部分。”“是佛教徒基于信仰而出资刻经，是为供养刻的佛经。”刻经 之目的，不是备法灭。

唐代碑板式刻经，重要的有原存太原风峪口，今藏山西晋祠的华严石 经，是首尾完整的满镌唐译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方柱形楷书石刻， 每卷分卷之上、卷之下二石，共160通。石经无盖、无座、无雕饰。刻石大小 以每卷字数多少而选定，多数为高1米以上的四面刻，有些上有武周新造字， 有些刻题记。石经刻于武周圣历三年至长安四年（700—704），神都洛阳刚 翻译完毕，便在北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开雕。[12]

雷峰塔遗址出土的石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属于唐译本，即武则天当政 时期于阗高僧实叉难陀新译的八十卷本，石经的卷首刻“于阗三藏实叉难陀 新译”，与山西太原晋祠藏华严石经，为相同译本。翻经者实叉难陀，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第九译人传记中有其人：

“沙门实叉难陀，唐云喜学，于阗国人。智度弘旷利物为心，善大小乘 兼异学论。天后明扬佛日敬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 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与经同臻帝阙。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 内大遍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 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至 圣历二年己亥功毕。又至久视元年庚子，于三阳宫内译大乘入楞伽经，及于 西京清禅寺东都授记寺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译一十九部。……以景云元 年十月十二日，右胁累足终于大荐福寺，春秋五十有九。”

钱俶围绕雷峰塔刻华严石经，与五代两浙地区刻经造幢的传统有密切关 系，同时期吴越境内十分流行建陀罗尼经幢，如乾德三年乙丑岁（965）的梵 天寺双经幢。闸口白塔的塔基位置亦刻有佛经，钱俶在石经跋文中称雷峰塔 为“大精进幢”，即可见刻经之缘由与造幢同。

鉴于天台宗在唐会昌灭佛后一蹶不振，教籍被焚毁，后在吴越国王钱俶 支持下，从海外搜罗佚失的天台宗教典，实属不易。钱俶围绕雷峰塔刻华严 石经，在时代上或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的灭法之举有关，刻石以求佛法 永驻。

或与吴越国王钱俶特崇《华严经》有关。围砌《华严经》的雷峰塔，建 造时间与福州大华严寺开宝四年（971）兴功，开宝九年（976）功毕几乎相 同，不是巧合。《吴越史事编年》卷五“钱弘俶篇”中有两处涉及福州宁德 支提山华严寺的记载，一处是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条：“是岁，钱俶 命起福州宁德县废寺为大华严寺。宁德县先有寺，唐咸通间已废。至是，钱 俶舍金帛，命所司建精舍，仍铸天冠菩萨，起为寺，号大华严。”另一处是 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条：“福州大华严寺功毕，钱俶上庆寺疏于宋。寺兴功于开宝四年，至是功毕，俶上庆寺疏，略云：‘国家自辛未年中，爰舍金帛，命所司建精舍，仍铸天冠菩萨。梵客斤斧功成,藻绘事就，谨舍铜金 帛三百八十七千八百一十八文，建道场一，修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兼舍本州 岛铁金帛二千缗充常生，供给常住，及差灵隐寺副寺主辨隆为寺主。数年挂 意，今日启工。’”[13]

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华严经》石经（残）拓本

杭州西泠印社现存民国时期建造的《华严经》石塔，表明吴越国刻经传 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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