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伯熙同志从事水电事业31年。从1952年起，他先后忙碌在浙江黄坛口电站、江西“五〇一”工程、甘肃刘家峡电站等施工现场。作为杭州人，1957年他回到浙江参加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1959年10月担任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办公室主任，1960年调到新安江水电厂任生产副厂长兼电厂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靠边十年。1981年落实政策调杭州筹建热电厂，1983年任杭州市市长，1988年离休。从1957年到1981年，钟伯熙同志在新安江工作、生活了25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染霜，生命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新安江。在新安江水电厂发电50周年前夕，回忆往事，钟老感触良多，特别强调了这样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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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熙

新中国建国后，经济中心上海常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力不足矛盾日益显现。所以1952年燃料工业部就组织力量进行新安江流域规划。1954年在水电总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主持下，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上海会议作出一级开发的决定。1954年初，国家电力工业部批准建立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年底工程局在浙江建德朱家埠一幢新建的竹篱笆房门口，挂上“电力工业部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的大牌子。

△新安江水电站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首先打破了美苏封锁，是我们中央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路线的伟大胜利。之前我们过分依靠苏联，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后全面破裂。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一切建设是我们自己摸索着进行。以前我们的设备都靠进口的，新安江水电站的设备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实现了设计和电力机械、仪表自动化制造的全面推进，为大型电站建设提供了自制设备能力。敬爱的周总理在1959年4月9日亲临工地视察时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充分肯定了电站建设的历史功绩。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和广大职工努力奋斗的成果。所以不能以新安江论新安江，而是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的一面旗帜。

△周总理视察新安江水电站

其次新安江水电站的规模当时为全国最大。东北丰满电站是日本人设计、美国制造的设备，发电量才58万千瓦，单机发电量6万千瓦，而新安江水电站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制设备，发电能力是65.2万千瓦，单机发电量从1.5万千瓦跨越到7.2万千瓦。电站建成最大的好处是水库可以实施多年水量的调节，防洪、发电、灌溉，改善居民生活。

本来没有华东电网，1960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发电，1960年9月华东电网建立，到9月发的电就用不了了，上海电管局升格为电力部华东电管局，下设六个直属厂，新安江水电厂是其中之一。新安江水电站成为华东电网第一调峰电站。因为靠锅炉烧火的火电不能调，如果要从冷备用升到满负荷起码得四五个小时。所以华东电网建立不仅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可以稳定电压，保证电网运行的质量和安全。

由于大区电网在华东还是新生事物，各级主管部门（主要是大区和省两级）之间的关系，大型电站和电网之间的关系（即发与供的关系），以及发电厂和主要用电大户之间的关系，均有待理顺。大电网必须高度集中管理，统一调度，统一监测、统一技术标准。为了落实华东电网的全面统一管理和确保安全性，华东电管局副局长汪德方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曾经陪同德方同志多次会见省政府有关领导，建德、淳安、金华、衢州、嘉兴各市县党政领导，直到几家有代表性的用电大户，如衢州化工厂、杭州钢铁厂等。经过反复磋商、沟通，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确立了组织上、财务上和技术管理上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安全可靠的、和睦互助的华东大电网，并对建德、淳安两县多方照顾和关心。

新安江水电厂的干部、职工大部分是由电力部所属各工程局转来，都是搞电力工程建设出身的，但对电站的运行管理基本上是外行。由于新手太多，缺乏独立当班能力，在投产初期事故不断，我们感到政治上、精神上压力很大。在这个紧要关头，德方同志多次带领局本部的专家们，亲临第一线，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事故教训，提出改进办法，从不严厉指责。他总是鼓舞我们面对现实，迎难而上，不但给信心，而且给方法，给具体措施，给必要的技术、供应等多方面的支援。他还从老厂抽调多位有丰富运行管理经验的工程师充实电厂实力，调张国诚同志（后任浙江省电力局局长）协助我管理生产和技术，还指定中调和中试的技术骨干长期驻厂，手把手地培养出一批车间和班组骨干，从而使新厂在较短时间扭转了被动局面。同时又为后来全国各地的大型水电站培养了大批管理和技术骨干，当然这是部里统一培养的。

电站建设施工高峰时有职工1.5万，加上家属有两三万人，吃喝拉撒都由地方管。那时干部集中在罗桐埠，临时工集中在汪家。职工子女上学，建德全部接收，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几十年如一日，我的三个孩子就在那读的书，这真的非常感谢。

当然我们也给地方很多支持，比如当时的职工医院以上海医疗队为主，浙江卫生系统配合从全省抽调医生，电站建成后，职工医院无偿移交给地方，上海来的医生虽然大都回去了，但浙江省内的全部留下，为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再拿铁路来说，正是因为建设电站，才延长金兰铁路，在岭后设站，既保证了施工需要，又造福了当地群众，后来又将铁路无偿交杭州铁路局管。另外白沙大桥的建设、全面改造加固公路桥梁等等，这些交通设施无偿交接给地方后，极大地方便了建德人民的出行。

淳安移民就近迁建德约有3万余人，由于移民工作粗糙，加上建德土地少，大部分人后来成了二次移民，移到江西等地。由于工期提前一年，移民工作匆忙，提出口号“少带旧家具，多带新思想”，移民家庭来不及收拾就搬家，10吨船搬两家人，无法搬迁的红木桌子等标价只要1元钱一张。受大跃进“左”倾思潮的影响，工程局主要领导人好大喜功，将原来移民经费每人588元，降到四百多，再降到三百多，最后降到每人210元。当时“节约”移民经费1500万元。但是移民财物损失巨大，生活十分凄苦，结果是百姓吃大苦，国家反而多花钱。移民费超过概算的72%，总的移民费达两亿余元，几乎占工程总决算的二分之一，移民时间拖长了十几年。（后来落实移民政策，花了约1.1亿元。）我在任杭州市市长时也接待处理了不少移民上访。当然这些都已是二代移民。看似节约，实际花费更多。搞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处理好老百姓的利益，才会不留或少留遗憾，这是历史教训，后人应该认真汲取。

钟伯熙口述  金伟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