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何处是“江南”？这牵涉到对“江南”这一概念如何加以界定的问题。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不难发现，江南既是一个行政、地理、经济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无论是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松、常平原，杭、嘉、湖平原以及宁、绍平原，还是基于大运河、浙东运河的交通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扬州、绍兴、宁波三府均应归于江南文化的范畴。风俗习惯、方言将扬州、绍兴、宁波与所谓的江南有所区隔，却又被一种想像的繁华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由此可见，所谓的江南，除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之外，尚包括扬州、绍兴、宁波三府。

基于这一江南概念认定，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文化与以绍兴府为中心的越文化，显然同属江南区域文化。就此而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而得出的论断，显然令人值得加以深思。他以“人”为经，以“物”为纬，将吴、越文化置于一处论说，进而论定吴越文化的两大共同性特征：一是“止生人不生物”，且两地之人，“既繁且慧”，无论是“冠盖文物”，还是“百工技艺”，吴越人的心智“咸儇巧异常”；二是两地物产虽“不称乏”，但均非“天产”，而是“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即使如此，也有清代史料记载揭示，苏州、绍兴同是食米之乡，两地的“乡女”却有所不同，“苏乡健妇乃多于浙”，也“胜于绍”。可见同一区域文化下的吴、越，因为其他诸多复杂的原因，同样会在部分层面体现出差异性。下面就吴越的地理分界线、浙东与浙西以及吴越之别三个层面，对吴越文化加以深化讨论。

吴越原本同属“三吴”，而后方有区分。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吴兴郡、吴郡、会稽郡，谓之“三吴”。汉顺帝永建年间，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以西为吴，以东为会稽”。

△西晋时期的三吴

至于吴越的分界线，究竟是松江（即吴淞江），还是钱塘江，在历史学者中有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钱塘江。如唐末僧人处默《圣果寺》诗，有句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宋人陈师道因对《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一句有所误读，导致他在《钱塘寓居》诗中断言“吴越到江分”。为此，将吴投伍子胥于江，认定为钱塘江，于是出现了钱塘江潮头“为子胥怒潮”的传说，甚至杭州吴山所祀亦为伍子胥之神主。即使王安石所写的碑文也持相同之论。其结果，则把浙西之杭州、嘉兴称为“吴地”，钱塘江以东称为“越地”。另一种看法，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吴淞江。他们的史料依据，分别来自《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左传》《国语》与《史记》，认定春秋时，吴越的分界，是在后世的嘉兴之境，亦即“檇李”；钱塘江，理应属于越地；后世的嘉兴、华亭、吴江、昆山濒江一带之地，其南则越之北鄙，其北则吴之南鄙，吴县、太湖亦然；至于三江、五湖，则属吴越共管。

△春秋时期的吴越

概言之，从行政地理的角度来说，吴越的分界线自应是吴淞江，杭州、嘉兴则属于越地；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则似应钱塘江为界，杭州、嘉兴、湖州更近于吴地，于是后世遂有浙西、浙东之说，所谓的“吴越到江分”，倒也不无道理。

毫无疑问，浙东、浙西之分，同样与吴越之别牵缠在一起。浙江号称“两浙”，兼有吴、越之分，山川风物，迥乎不侔。

△南宋时期的两浙东路与两浙西路

早在明代，杨士奇就已明确指出浙东、浙西风俗有异：“浙东趋文雅，浙西骛浮华，文雅有务尚之意，浮华流于薄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基于钱塘江为界，将浙东、浙西风俗作了有益的区隔，说：“浙西泽国无山，俗靡而巧近苏、常，以地原自吴也；浙东负山枕海，其俗朴。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

入清以后，李光地、章学诚从学问的视角切入，均对浙东、浙西有所分辨。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认为，“人物亦随山川”，而“江南风气，似胜浙江”。首先，他认为，江南人物如范仲淹、朱熹，无人敢有异论；而浙中人物，如宋元时期的金华、永康学派中诸人，明代的刘基、方孝孺、于谦、王阳明，“皆未能醇”。其次，江南与浙东的学问，同样有所区别。江南如顾炎武之音韵，梅定九之历算，“真能有考究，不涉一字虚浮”。而浙东人又是一种学问。他举黄宗羲、万斯同等人为例子，认为浙中学问，“大抵好诋诃先儒”；“浙东人大概主自立说，不论是非，但立异同”。可见，李光地所谓的“江南”，又将安徽的徽州、宣城包括在内，且对浙东学问带有一种偏见。

与李光地不同，身为浙东史学流派的章学诚，对浙东、浙西的论定则更显理性。章学诚有一句论断浙东、浙西学问的名言，云：“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他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最终将浙西、浙东学问的比较集中于顾炎武、黄宗羲两人，认为“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相较之下，章氏更为肯定浙东学问，认为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概言之，浙东、浙西之分，某种程度上为江南区域视野下考察吴越文化之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风俗而言，浙西奢靡，浙东俭朴；就学问而言，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在明清时期，以钱塘江为界，地处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地处浙东的绍兴、宁波二府，在江南文化的大视野下，同样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究其原因，浙西三府在文化上更近于吴文化，而浙东二府在文化上则仍保持着越文化的本色。

江南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吴越比较，某种程度上是由山川风土的差异所定。吴越山水，同属江南，却多有不同。明人陶琰因游幕而到过绍兴，他对绍兴的山水与苏州的山水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大抵吴中山水，如歌儿舞女，有晓风杨柳之思。越中山水，如老衲名髯，有郁苍澹荡之致。每咏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语，觉王、谢音徽如在。”一个如“歌儿舞女”，难免给人“晓风杨柳之思”；一个如“老衲名髯”，自然具有“郁苍澹荡之致”。这是很有意思的比较。山水不同，造成吴越士风之别。前引王思任的记载，以“沃土之民谑，瘠土之民忍”一说，概括苏州与余姚的差异。事实确乎如此。吴士与越士，风气迥异。明代宁波人朱定国在回答苏州士人时，曾经道出“甬士以不造偃室为高”的特点，显可证明浙东宁波人不愿与官府结交的特性。尽管在明代，名士以吴越居多，然相较之下，在朱定国看来，吴士更容易得名。这并非是因为越地偏僻，而是吴地的先达，“弗惜齿牙余论”，即不惜奖掖后进。

论及吴地风土习俗，大抵可以从以下两点观之：一是苏州人“聪慧好古”，善造假古董，且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潮流。明人王士性曾说苏州人，“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明人江盈科亦说“姑苏诸技皆精致甲天下，又善为伪古器”，故当时有“宋板《大明律》”之谣，藉此讥讽苏州人善造假古董之风。与此同时，苏州人又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即领导天下时尚潮流：“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二是苏州风俗相当“丽靡”“浇薄”，为人“空心虚伪”。明代画家文徵明自己就是苏州人，他对苏州风俗的评说还是可信的。他说：“吴俗丽靡，喜任智能，以獧黠牟大利。业稍增羡，辄骄盈自恣，绮繻鼎食，以相取下。而逐末之家为甚。”清人的记载足以证明，苏州风俗浇薄，尤其体现在服饰上。当时有歌谣给以揭示，其中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又云：“一双三镶袜，两只高底鞋，到要准两雪花银。爹娘在家冻与饿，见之岂不寒心！”服饰习俗上的浇薄，其根本还是在于虚伪与好面子。在清代，苏州府辖一州七县，旧时就有评语说：“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如下：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苏州一府以长洲、吴县为附郭，其中的“纸薄”“空心虚伪”，尚能从其他笑话与俗谚中得到印证。苏州人做买卖喜欢漫天要价，故明代笑话说：“苏州人撒半价，视其讨价半酬之可也。”清代的笑话直白揭示：“苏州人惯扯空头，与人讲说，他说两句，只好听他一句。”此外，俗谚中有“苏人发尽空心”之说，其意思是说，人的头发没有中间空虚的道理，而只有苏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这是讥讽苏州人做事空虚。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州人玲珑剔透之处。

反观越地习俗，清人戴名世认为，绍兴的山水特点，造就了绍兴的人文俗尚。绍兴人文，自宋以来，至于明，堪称到达极盛。其人文俗尚的特点，就是“尚气节，敦诗书”。此外，绍兴一地，最是“古道相传，尊师重傅”。如绍兴人罗万化、张元忭，都高举鼎甲，却均师事俞咨益，且在一同拜见地方官时，侍坐一旁，不以为屈；绍兴城中缙绅回籍，必先进谒文庙，拜见儒学先生，而后拜见府县地方官；缙绅道遇绍兴府、山阴县、会稽县三学学生，虽不避轿，必让三学学生行过而后行。诸如此类，足见绍兴士风，颇为醇厚。

一地有一地的风土，便有一地的文学，风土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且使文学呈现出地域性的风格。近人周作人在考察了明末以及清末300年的绍兴文学后，得出了“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的论断。所谓飘逸，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以王思任、张岱为代表；所谓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以毛奇龄为代表。身为绍兴余姚人的黄宗羲，也同样得出了“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的论断，证明绍兴地方文学足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清初文人宋琬，论定明代徐渭之文，“阴怪奡兀，不尽合古人法度”，却又难掩一段“精光气焰”；清代山阴人徐缄，堪称徐渭之流亚，自信而不随流俗，曾云：“文章非以悦俗，不为当世所骂，则必无后世之传也。”从他们两人“落落焉与世俗鲜有所谐”来看，显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学性格。

即使如此，在明清两代，就文坛而论，苏州人确乎领导着时尚潮流。张岱深感苏州人“极有乡情”，喜欢“阿其先辈”。一见世人趋奉钟、谭，冷淡王、李，就“故作妒妇之言，以混人耳目”。作为绍兴人的张岱，尽管坚信必须“自出手眼”，不受苏州人风气的“溷乱”，但事实颇让张岱感慨万千，浙人（包括绍兴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抵；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为此，浙人常常被苏州人讥笑为“赶不着”。从张岱的一番感叹中不难发现，绍兴文人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免受到苏州时风的熏染，最后陷于“赶不着”的尴尬境地。这或许就是吴越文化的最大差异。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