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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西交通与西北史地研究 【丛书名】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作者】向达 著 刘进宝 刘波 编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ISBN】978-7-308-22465-9 【定价】78.00 元 【上架建议】敦煌学/一带一路 【装帧】平装 作者简介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敦煌学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30年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1935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藏书，并调查英、法所藏敦煌遗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史料。1938年8月回国，先后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及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敦煌莫高窟及附近多处考古遗址。1944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为考古组组长。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同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1957年出版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60年策划编辑“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整理《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西游录》等。 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刘波，1980年生，湖南新宁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敦煌西域文献、近现代学术史、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与李坚合著）、《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守藏集》（与林世田合著）、《赵万里传》等。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向达先生关于中西交通史、西北史地与敦煌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20余种，包括两部中西交通史的奠基之作《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以及敦煌学、西北史地考察研究、中西交通文献研究的系列论文。此外，还收录了几种中西交通史、西北史地研究著作的序言和书评，以及冯承钧、章俊之两位中西交通史学者的纪念文章。本书所收文章，除《西征小记》外，均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未收者，两书配合使用，大体上可以领略向达先生在敦煌学、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领域的主要成就。 目 录 向达先生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中外交通小史 中西交通史 昭武考——大月氏拾遗 论龟兹白姓 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 论龟兹白姓答刘盼遂先生 敦煌考古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 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 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 记第二次从敦煌归来 西域见闻琐记 新疆考古概况 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跋 记巩珍《西洋番国志》 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 《敦煌变文集》引言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序 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 [书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 [书评]佛游天竺记考释 悼冯承钧先生 怀章俊之 向达先生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向达（1900—1966）先生，字觉明，笔名方回，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敦煌学家，在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研究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其学术代表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另外还有《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西交通史》、《敦煌变文集》（合编）等，译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一、向达先生的学术道路向达先生是湖南溆浦人，1900年2月19日出生。童年时期，他的父亲在广东梅县做官，他跟随在任所。1909年，在向达还不到10岁时，他父亲逝世，母亲舒和玉得亲友资助，带着儿女们回到家乡湖南溆浦。向达在家乡读小学，民国初年考入长沙明德学堂。这座学堂成立于1903年，是湖南省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学期间，向先生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业余爱好踢足球，人称“铁脚”。1917年向先生中学毕业，因家贫不能负担大学学费，在家自修一年。1919年考取免收学费的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入数理化部攻读化学。进入大学以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向先生改变了“实业救国”的主张，转入文史部，从此投身史学研究事业。大学期间，向先生是学生学术团体史地学会的主要成员，参与编辑《史地学报》，并开始在该刊发表译作与论文。1923年师范毕业，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改为东南大学，向先生又在东南大学史学系就读一年，1924年毕业。大学期间，向先生刻苦勤学，得到柳诒徵、陈鹤琴等教授的赏识。1924年夏，向先生投考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录用为临时编辑。因学识过人、工作勤勉，不久得到商务印书馆聘书，任英文见习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百科全书委员会历史部主任何炳松组织编辑百科全书，要求编辑每人每日至少翻译1500字。向先生白天埋头做翻译工作，晚上的休息时间还用来背英文字典，几年间在工作和学业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商务印书馆6年间，向先生翻译或合译了多种图书，包括勒柯克《高昌考古记》等西域考察著作，巴克尔《鞑靼千年史》、巴克尔《匈奴史》、韦尔斯《世界史纲》等外国史地著作，以及不少论文。此外他还撰有《印度现代史》。在商务印书馆，向先生结识了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等同仁，他们当时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留美图书馆学家袁同礼任副馆长，主持馆务，广泛延揽人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1930年，因原东南大学校友赵万里介绍，向达先生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北平图书馆馆藏宏富，研究条件优越，馆内有赵万里、王重民、王庸、孙楷第、贺昌群等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互相砥砺商讨。在北平图书馆，向达先生如鱼得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投身工作，并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发表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俗讲考》等系列论著。1934年，向达先生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向达先生的工作成绩和学术造诣深得袁同礼的赏识，1935年，他以交换馆员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藏书，后来向先生发表了《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6年牛津的工作完成后，转到伦敦调查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由于当时负责管理这批文献的翟林奈不够友好，一年间仅调阅500余卷，重要的卷子则拍摄了照片。向达先生在英国阅读敦煌写卷的收获，见于《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此外，向先生还注意调查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向先生加入了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刻蜡版办报纸，做宣传工作。1937年冬，向先生转赴巴黎，调查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与明清之际天主教文献。在开始巴黎的工作之前，向先生游历德国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在普鲁士科学院调查吐鲁番出土文书，拍摄了一些文书照片，还观览了德国人所得新疆壁画。1938年8月，向达先生带着亲手抄录的大量资料，从海路取道香港回国。他辗转由越南经昆明、贵阳，回到湖南溆浦，与“七七事变”之后回乡的妻儿会合。据《向达的自传》：“回国以后，因北平图书馆已迁至昆明，缩小范围，遂辞去职务，在老家住了半年。一九三九年三月，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找我去教书，遂携带妻和两个孩子到了浙大。”向达刚到浙大史地系任教不久，北大就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而且“暑假后必设置”。因此蒋梦麟、姚从吾、汤用彤等先生都希望聘用向达。由于向达不善教书，而北大文科研究所内“设专任导师，不教书，事务极少，不过指导二、三研究生”，这与向达的性情和要求完全符合。所以，向达“在浙大史地系教了半年书，又转就北京大学之聘，于一九三九年秋到了昆明，作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专任导师，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向达遂转往昆明。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并以个人身份、在北大“请假一年”参加考察。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并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正因为如此，双方才约定：向达在请假参加考察期间，其薪水由北大照发，考察期间的一切费用则在考察经费中支付。西北史地考察团有历史组、地理组、植物组等，向达被聘为历史组主任。历史组另有史语所劳榦、石璋如二人，劳榦兼文书，石璋如兼会计。同年5月，考察团在兰州集合，然后分组开展考察活动。向先生因安顿家眷，行程推迟，于9月25日飞抵兰州，10月9日抵达莫高窟。之前劳榦、石璋如已经完成了在莫高窟和阳关、玉门关的测绘考察，于9月下旬离开敦煌，因此向达未能与历史组另两位成员会面。此后两个月间，向达详细考察了莫高窟，并考察了西千佛洞、寿昌城遗址、阳关故址、大方盘城、小方盘城、安西榆林窟等处。此外，还在敦煌借抄当地人士收藏的敦煌文献，如邓秀峰藏《逆刺占》、任子宜藏敦煌禅宗典籍五种、祁氏藏《寿昌县地境》、任子宜藏道真《见一切入藏经目录》，这些资料后来由荣新江教授整理，编为《向达先生敦煌遗墨》，201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有感于莫高窟当时缺乏管理、任人破坏的现状，向达先生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篇长文，建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这篇文章经傅斯年推荐，署名方回，在1942年12月27日至30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刊出，使敦煌莫高窟保护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进程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43年7月初，向达先生自敦煌东归，同月26日抵达重庆。这次考察历时近10个月，由于条件艰苦，事务方面的协调安排也不够周密。向达先生万里孤征，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随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任命向先生为考古组组长。1944年3月下旬，向先生开始第二次西北考察。4月，沿途考察酒泉文殊山、金塔县汉代烽燧遗址等处，19日抵达敦煌，31日开始发掘佛爷庙魏晋墓葬。7月墓葬发掘工作结束，月底向达、夏鼐、阎文儒三人移住莫高窟考察，8月31日结束。其间还调查了千佛洞南二里的破城子，并重录任子宜藏敦煌禅宗史料四种。8月30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一批文献，即土地庙文书，由于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正在莫高窟，了解相关情况，向达撰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加以介绍。9月初，考察团开始发掘佛爷庙西区墓地，这项工作至10月20日结束。向先生原本还有意考察新疆，因新疆局势有变，只能放弃。10月19日，向先生启程东归，夏鼐、阎文儒则仍在甘肃考察。向达先生的两次西北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撰写了记述考察过程和史地考证的系列论文，即《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抄录了一批散藏在甘肃人士手中的敦煌文献；开展了系列考古调查，获得了不少文物；提出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加以管理的提议，推动了敦煌石窟的保护。总之，向先生多方面的考察成就，不仅扩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给后人以丰富的启迪。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北大复员，向达先生随校迁回北平。1948年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向先生主持文科研究所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会”，展出了西北考察所得史料和文物。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北大校长胡适匆匆乘飞机南下。向达先生坚决拒绝了南下的邀请，留在北大。当时北大由秘书长郑天挺、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三人维持校务，他们请向达先生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向先生首次承担行政职务。此后向先生一直承担这项工作，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49年之后，向达先生较多地参与社会工作。1949年8月，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向先生是会议代表之一。1950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向先生参与筹备，次年4月展览开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951年，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期一个月。回国以后，奉派前往陕西、甘肃和新疆做宣传工作，行程中关注文物古迹，撰有《新疆考古概况》。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向先生任秘书长。1954年5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为陈垣），6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1954年，当选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连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20世纪50年代，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向达先生也开始用新的史学观点来开展研究。他撰写的《试说郑和》，便是用新史学理论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尝试。对于近代革命文献与革命史，他也予以关注，撰有《记新发现的〈湘江评论〉》《彭湃烈士与1919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东京示威游行运动》等文章。向先生还一改往日专心做精深研究的做法，写了一批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发表在《旅行家》杂志上。由于向达先生呼吁认定土家族并在湖南成立土家族自治地区，他被指搞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很大的冲击，北大图书馆馆长和科学院历史二所副所长的兼职被撤，北大历史系教授级别也从一级降为二级。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向先生仍然坚持不懈从事学术研究，主要投身于中西关系史的史料整理工作。然而不幸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向达先生很快被揪出来，一再遭受批斗，国庆节前后又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到昌平下乡劳动。向达先生患有尿毒症，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1966年11月病重回京，下旬便遽尔病逝，年仅66岁。
二、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向达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向先生便翻译或编撰了多种有关中西交通史与西域探险的著作，包括《苜蓿考》《葡萄考》《高昌考古记》，以及《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等。这些论著展现了向达先生的学术兴趣，也为他日后深耕这一领域做了准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向达先生陆续发表了众多中西交通史论著，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立中西交通史的框架，对中西交通史研究有开创之功。1930年，向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外交通小史》。1934 年，向先生所著《中西交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此后一再重版，流传甚广。它们以时间为纲，系统地梳理了中西交通的发展历程、渊源流变以及双向影响。两书篇幅虽然都不大，却有深远的影响，它们是最早以“中西交通”命名的学术著作，开创了中西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其二，中西交通史专题研究成就斐然。向达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很多具体研究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向先生翻译了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所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中讨论苜蓿和葡萄这两种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作物，以《苜蓿考》《葡萄考》为题发表。1926年向先生发表论文《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专论燕乐所出的苏祗婆琵琶七调与印度音乐的关系。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向先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学术论文。这篇长文从胡人、商业、日常生活、绘画、乐舞、游艺、宗教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唐代西域对中原文化的深厚影响，同时也讨论了长安胡人的华化，展现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大唐气象。这篇论文引据广博，考证精详，论述系统而有层次，且富有可读性，发表以来备受赞誉。这是向先生的代表作，他的论文集即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书名。关于西域诸国，向先生还有《昭武考》《论龟兹白姓》等考证文章。（2）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向达先生非常关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入华的历史，早年撰写过《汤若望进呈图象残存考》《十三洋行行名考》《程大约墨苑中四幅耶苏教宗教画之作者》《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等文章。20世纪30年代访书欧洲时，明清之际传教士史料就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专设一节介绍基督教中文图书。此外，他还撰有《明清之际公教史话》《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美国教会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等文章。（3）中国印刷术的对外传播。向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便翻译了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的部分章节，如《吐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日本孝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高丽之活字印刷术》《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中国雕板印刷之全盛时期》《现存最古印本及冯道印群经》《论印钞票》等，陆续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与此同时，向先生也从事印刷史研究，于1928年发表论文《唐代刊书考》，否定了雕版印刷发明于隋及隋以前的说法，又旁征博引，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两方面论证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的史实。1930年，向先生又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向年轻读者介绍关于印刷术起源的研究成果。（4）西方人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探险活动。向达先生较早系统地翻译斯坦因的探险记录，他在30年代初翻译了《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两篇文章，并撰写了《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揭示了斯坦因从中国西北地区攫取文物的经过。后来译成《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斯坦因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一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他还撰写过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的书评。（5）敦煌文物文献与艺术研究。向达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便开始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发表了《敦煌丛抄》，首次刊布了BD08679《姓氏录》等文献的完整录文。后来赴英、法调查敦煌文献，撰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抗战后期两次西北考察，又撰写了《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等。西北考察期间亲自踏勘各遗址的经历，也促使向先生撰写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跋夏作铭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位置》《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等。向先生长期关注敦煌俗文学文献研究，早在1929年就发表了《论唐代佛曲》；1934年又发表《唐代俗讲考》，这篇文章后经增补，1944年再次发表；1947年向先生发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继续探讨敦煌变文的相关问题；最终在50年代，与王重民等五位先生合作，完成集大成式的著作《敦煌变文集》。向先生在敦煌学的多个分支都有卓越贡献，是我国第二代敦煌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6）西南民族史研究。1934年，向先生发表书评《新出云南边务书三种》，这是他关注西南史地研究之始。抗战期间向达先生寓居云南，有更多的机会开展西南史地研究，撰有《唐袁滋豆沙关题名跋》《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史略论》等研究云南历史的论文。又积二十余年之力，研究唐樊绰所著《蛮书》，撰成《蛮书校注》，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对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考察西南一带的崖葬，撰有《中国崖葬制》，认为这是苗族的葬制。（7）有关中西交通史的通俗读物。为了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50年代，向达先生撰写了一批介绍中西交通史上重要人物及其事迹的文章，如《玄奘法师》《三宝太监下西洋》《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张骞》等，都发表在《旅行家》杂志上。这些文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介绍历史上对中外文化交流有突出贡献的几位重要人物，向一般民众普及历史知识。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视野宽广，主题涵盖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众多重要问题。向达先生既从事专深的考证，推进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认识，为世人提供新知；也译介外人佳作、撰写通俗读物，做学术交流与普及的桥梁。其三，策划系统整理中西交通史料，并身体力行完成多种文献校注著作。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向达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之一。这一特点的形成，可能与他在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工作经历有关。30年代向先生奉派赴欧，在牛津大学、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普鲁士科学院等处，如饥似渴地调查文献、抄录资料，其中便包括大量的中西交通史料，如16世纪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史料等。1938年回国时，随身携带在欧洲四年间抄录的资料数百万字，可谓满载而归。1960年，向达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支持下，策划编辑“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开列书目四十余种，由中华书局出版。向先生亲自整理的有《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西游录》等。《西洋番国志》作者巩珍为郑和下西洋随行翻译，其书内容与马欢《瀛涯胜览》大多重合，因此历来不为人所重，向先生别具只眼，揭示其卷首所录三通诏书、内文所记航海技术的史料价值，并指出其部分文字可勘正《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之误。《郑和航海图》出自明茅元仪《武备忘》第二百四十卷，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绘出郑和出使西洋各国的航程和所历地名、方位，向先生认为它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路线图，为15世纪有关亚非诸国最翔实的地理图籍。《两种海道针经》所收即向先生从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录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它们是16世纪中国航海家们留下的珍稀史料，国内早已没有传本，因向先生慧眼识珠，钩沉抉隐，得以在学术上大放异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史料。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了他应召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行程和见闻，是了解13世纪西域山川地理、民情风俗的宝贵资料。“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自向先生发凡起例，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一大品牌，延续至今仍在不断推出新的品种，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1994）、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2005）、章巽《法显传校注》（2008）、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2009）、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2019）等，都列入这个丛刊出版。向先生还着手校注《大唐西域记》，未完成的手稿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了讨论其中的某些问题，向先生于1964年春专程南下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数日间多次长谈，临别之际陈先生有诗相赠：“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966年春，向先生打算扩展中外交通史籍整理计划，草拟了一份《自明初至解放前（Cir. 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这份计划分四部分，即四个历史时期，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非交通史及其主要史料，提纲挈领，可以启发后人处不少。综上所述，向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专题研究、史料整理、著作译介、知识普及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敬仰。
三、关于本书本书选入向达先生关于中西交通史与西北史地研究有关的论著23种，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西交通史的两部奠基之作《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这两部书近年鲜见再版，尤其是《中外交通小史》1949年以来没有重排过，找寻不易。本书将它们全文收入，以便学者参考。第二部分是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系列文章。由于向先生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多次重印、再版，很容易获取，该书所收的论文，本书一般不再重复收录；但《西征小记》因系向先生西北史地考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特为收入。《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发表时删去了一段文字，本书所收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稿补出，恢复了向先生文章的原貌，更能代表他的原意。1949年后的几篇西北考察文章，也一并收入。第三部分是几篇文献研究论文，讨论的对象大多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要籍。《敦煌变文集》的引言出自向先生之手，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变文的认识，还交代了该书编校方面的一些考虑，可供后来的文献整理工作参考。第四部分是他人著作的序言和书评。所评各书，都是中西交通或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著作。向先生在恰当评价各书成就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不仅有助于读者，也足为作者诤友。第五部分是纪念两位学者的文章。冯承钧、章俊之都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名家，与向先生学问上有同好，志趣相投，交往密切。向先生的纪念文章，对他们的事业成就、研究精神以及人格秉性，都有传神的记述。向先生的专题论文，以前仅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次结集，该书仅收录论文23篇，还有大量的论文没有收入其中，散见于各种报刊，不便研究参考。以上五部分，虽然不足以展现向达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与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全部成就，不过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配合使用，大体上可以涵盖向先生这两方面研究的精髓，略微弥补向先生全集尚未出版的遗憾。本书所收各论著，一般以初次发表的版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各论著版本与整理底本选择等相关情况，括注于文后。需要特别交代的情况，以脚注形式加以说明。文字一概谨遵原貌，唯将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原版明显的错别字、极个别不符合当前出版规范的词语（如称敦煌在“中国本部”最西），酌予校改。翻译名词的用字，往往与现在习用的不一致，本书未加统一，以保存原貌。特此说明。
编者 2022年5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