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佳节，不止乞巧。唐代崔国辅《七夕》有云：“阁下陈书籍，闺中曝绮罗。”男子曝书，女子晒衣，看似简单的民俗传统，却道出了七夕节俗的岁月静好，朴实无华。

《乞巧图轴》 清 任颐 故宫博物院 藏

日前，在杭州市方志馆，正在进行的“盛世修志”杭州方志典籍展，仿佛让人穿越至千年以前的七夕曝书会。

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微风缱绻，指尖翻动这些因为影印而又年轻却古老的线装书，好像重返一场良辰美景——杭州现存最古之志《临安三志》，为我们勾勒出南宋都城的鲜活模样；中国最大都市志《武林坊巷志》，为我们描绘出南宋至清代的杭州的往事旧闻……典籍里的宋韵，从临安到杭城。

七夕曝书，赓续文脉

典籍，从来都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白月光、心头好，与书相依亦是骚人墨客的极致浪漫与情怀。他们悉心呵护前人留下的典籍，世代传承，赓续文脉。曝书，便是古人根据节气探索纸寿千年的有用之道，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

无论是官方图书机构，还是民间藏书家，都在夏秋之日翻晒书籍，防止古书、画卷等受潮、霉变虫蛀。西周《穆天子传》卷五有记载：“蠹书于羽陵。”到了东汉，晒书习惯已深入千家万户，“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还对曝书进行了详细描述，“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

记载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排调》中则记载了东晋名士郝隆在七夕当日晒书的趣闻，原文为“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后来世人便以“郝隆晒书”来形容一个人满腹经纶，很有学问。

蠹虫对古书的危害，令许多文人深恶痛绝。宋代诗人邵雍曾愤恨写道：“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无。年年当盛夏，晒了却如初。”然而，有多恨，便有多爱。蠹虫以书为家、以字为食，正如读书人嗜书之癖，遂有蠹虫幻化成为“脉望”虫仙的典故。相传唐代有位书生，曾购得一本泛黄古书，翻看中发现夹有一根头发，形似圆环。书生弄断发丝，断裂处竟有水滴出，拿火烧之，闻到一股头发烧焦之味。书生遂向道士请教此事，道士听后连连叹息，告诉书生，此非寻常之物。据仙书上说，这个像圆环的头发，乃是蠹鱼几次吃掉书中“神仙”二字，变化而成，名为“脉望”，乃难得神物。取脉望流出之水调和服下，能脱胎换骨，飞升成仙。古往今来，这则传说令无数读书人艳羡不已。

 宋代曝书，文儒之盛 

至宋代，由于重视文治，曝书成为国家级文化活动，盛况空前。此后元明清三朝，都有曝书制度，但最富风雅意蕴的还是在宋。北宋初期，仍沿袭五代旧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太宗时，重建三馆，共处一院，名为崇文。后又于崇文院内建秘阁，并将其与三馆并列，故名“馆阁”，是宋代国家藏书和修纂机构。其时宫中虽称“曝书”，但实际上已演变为官僚士大夫汇聚一堂，纵观图典之盛的沙龙、雅集。许多皇家收藏的珍贵典籍、书画、文物等，唯有在曝书会上才能得见。

北宋苏颂曾记述过他参加曝书会的场景，并以“宴殇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来表达宴会的隆重，以及有幸参加宴会的荣幸。苏轼曾道：“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说的就是他在曝书会上有幸见到王羲之墨宝时的惊喜之情。

南宋初年，由于时局动荡，曝书会停办多年。之后，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南宋政局渐趋稳定，馆阁图书也得到了恢复和增加，并规定曝书时间在5月至7月。南宋馆阁实为秘书省，但习惯上仍继承前朝旧名，称其为馆阁。曝书会恢复于绍兴十三年（1143），在高宗、孝宗、宁宗等时期曾多次举行。《宋史》载录：“十三年，诏复每岁曝书会。”

南宋馆阁曝书会的盛况，我们可从《南宋馆阁录》卷六的一段记载中窥见一斑，“（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诏岁赐钱一千贯，付本省自行排办，三省堂厨送钱二百贯并品味生料。前期，临安府差客将承受应办，长、贰具札请预坐官。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

这场800多年前在临安城举办的曝书宴会，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南宋的文儒之盛、风雅精致。一来，朝廷重视，专款颇高；二来，御书、图画、古籍、名贤墨迹、古器、琴、砚等陈列各处，东壁、西壁、东南壁、西南壁每行布置有序，既便于欣赏，又尽显风雅；三来，打开经史子集、续搜访库，各类秘书让人大饱眼福；四来，准备一日三餐，对参加宴会及因故未与会者均分送书籍。如此这般济济一堂观书赏画、摩挲古器，又精心安排佳肴美食，赏赐典册翰墨，会后还题刻名衔。对与会者而言，实属平生一大幸事。

 私人晒书，亦有斑斓

除了官方定期举办曝书会外，民间数以千计的藏书家也会定期将藏书进行曝晒。北宋大学者宋敏求藏书三万余卷，曾多次主持曝书会，观者如云。清代《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下有记：“宋次道家藏书多善，居春明坊，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置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善读书者便于借置故也。”意思是宋敏求家藏书多且质量精，许多文人学者为更方便向宋敏求借阅图书，纷纷搬到宋家附近居住，导致那一带的房租猛涨了一倍。

与官方晒书仪式不同，私人藏书家们从多方汲取智慧，尽己所能地曝书防蠹，来保证藏书的完好。清代《清稗类钞》中对晒书之法就有详细记载：“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面，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抬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抬板连书入屋内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如此谨慎、细致的晒书攻略，实在令人敬佩。

千年来的曝书传统，展示出中国历朝历代对图书及图书保护的重视与传承。特别是“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的宋代馆阁曝书会，将原本枯燥单一的晒书行为演绎成如此风雅至极的文化盛宴，并逐渐形成一年一度有组织的文化展览与雅集之会。它作为宋代整个社会浓郁文化氛围的有机构成，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绚丽斑斓，也是宋代文化教育事业抵达巅峰的一个缩影。

今天，古人晒书之法虽已不合适，但文人士大夫惜书、爱书的长情却永不过时，应为我们全民阅读时代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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