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飞马尾上的杭州》，后来用作龚缨晏所著《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一书的代序。最近我在做“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中国”这个课题的研究，适逢本次大会召开，感到可以先以“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为题，在会上做一个简要的报告，敬请与会同好指正。

先还是从“飞马亚洲”地图说起。这幅地图最早见于海因里赫•布恩丁（Heinrich  BÜnting）编绘的《旅程圣迹》（Itinerarium Sacrae Scripturae），此书出版于1581-1585年间，以后迄于1650年有多种西文版不断再版。西方在16世纪有一种以人体或动物的形象来绘制的地图，从存世藏品看，这种地图在1537年才开始出现。“飞马亚洲”是代表作之一。

△“飞马亚洲”地图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匹飞马是如何表现亚洲的。马首是小亚细亚，后颔是亚美尼亚，颈部是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处于颈鬃的部位，右翼是斯基泰，左翼是鞑靼，双前腿是阿拉伯，披鞯马身是波斯，从后腰到右后腿是印度，左后腿是马来半岛。“飞马亚洲”和欧洲、非洲的关系是：马首隔海与欧洲相望，右翼上端也与欧洲相连，而右前腿的膝部则是与非洲连在一起的。飞马的四周大体由海洋环抱，海上绘有当时欧洲地图上常见的帆船、水怪和人鱼，使马身更有腾空而起的动感。

在这幅地图上，中国在哪里？在这里，图上的马尾是中国。不过上面没有标Serica，或Cathaio，或China，而是标了Quinsay。在西方制图史学者识读此图的文字中，他们往往对这个Quinsay未置一词。不过，我们治蒙元史的人都知道，这个Quinsay指称的是杭州，而此图作者在这里则是用Quinsay来代表中国了。那末，为什么他会标出Quinsay（杭州），而且用它来代表中国呢？

现在让我们稍为回顾一下西方地理学和制图史认知和绘标中国的过程。西方人认知中国地理，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如果以1655年卫匡国编绘的《中国新地图集》（Martino Martini，Novus Atlas Sinensis）作为近代西方人基本上真实认知中国的标志，那末在这部著作问世以前他们的认知还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以托勒密《地理志》、马可波罗游记和巴尔布达《中国新图》作为主要代表作品。

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前，西方人对东方的地理知识始终基本上局限于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公元90年~168年）时代。据说托勒密的《地理志》原是附有地图的，但随着原书的佚失，其所附地图并没有保存下来。直到14世纪欧洲人在拜占廷读到并传回《地理志》的阿拉伯文抄本，才将它回译为拉丁文，接着又据以重新绘制其世界地图。迄今存世的最早附有地图的托勒密《地理志》在1477年刊印于意大利博洛迦（Bologna）。此后同类作品不断问世，迄止16世纪末17世纪初，共有二十余家的几十种版本。在这些重绘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东亚是混沌一片，用文字标示的一般只是Seres、Sinae以及Scythia Extra（外斯基泰）。

也是在14、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约1375年绘制的卡塔兰地图上已经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一个新的世界地理面貌，此后一直延伸到进入16世纪前中期，同类作品层出不穷。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地理，就认知而言，托勒密是属于古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是属于中世纪后期的；而在地图的绘制方面，受托勒密与马可波罗影响的相关地图却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它们实际上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从16世纪60年代起，开始有制图家在地图上标出明代中国的少量地名，尤其是在1584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问世以后，西方所绘的中国地图上，明代地名才渐渐取代马可波罗的地名，但当时西人还分不清China和Cathay、Manzi的关系，因而在范围较大的地图上，基本上是北马南巴、马巴并存的格局。到了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问世，这种局面才基本结束。

从1375年的卡塔兰地图到1655年的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制作古地图的影响几近三个世纪。

总的概况有如上述。下面就集中介绍一下马可波罗笔下的Quinsay。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着墨最多的是Cambalu（汗八里，北京）和Quinsay。如果单是对城市本身的描写，那末杭州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北京，有人计算过，大约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

马可波罗游记各种抄本和印本上所载的“杭州”，其罗马字母的拼写并不一致，有Quinsay、Quinsai、Quisai、Quinzay、Quinzai、Kinsay、Cansay、Chisai、Chesai，等等。蒙元时代西域来华诸人的其它拼写又有：鄂多力克的Cansay、Camsay和Chansay，瓦撒夫的Khanzai，以及阿布尔费达、伊本•巴都达的Khanza，等等。尽管拼写如此繁多，但学者们经过长期研讨以后，认为它们实际上都是指称的杭州，此点已无异议。只是对这些拼写与汉语名称的审音和勘同，大体上存在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当与“京师”勘同，一种认为当与“行在”勘同，也有人以为其对音就是“杭州”。“京师”或“行在”应是沿袭南宋时对杭州的称呼。正是在马可波罗记下Quinsay并对它做了大量描述以后，杭州才开始受到西方人的注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十分广泛，这也明显地表现在西方人绘制的古地图上。

下面先展示几幅早期标有Quinsay的西方古地图，并多少做一点解说。

1375年绘制的《卡塔兰地图》（The Catalan Atlas）。此图，有学者考为克莱斯克（Abraham Cresques），一位西班牙犹太人。此图彩绘，篇幅很大，共由8长幅连接而成，每幅高66厘米；宽26.5厘米，8×26.5=212厘米，现存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此图企求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标出许多马可波罗记述的地名。卡塔兰地图突破了托勒密地图的框架，是西方地图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而且它的绘制实际上比最早重绘的托勒密世界地图还早了一个世纪。

△  卡塔兰地图（1375）上的商队

△  卡塔兰地图（1375）上的中国部分

对我们元史研究者来说，此图最引人入胜的是第4幅上的中国部分。尤其是图上有一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坐像，其上方有拉丁文注记，可汉译其意为：“全鞑靼人之最大君主，名忽必烈，英明睿智，……此皇帝极为强大，比其他君主尤胜，……全国有禁卫一万二千骑，由四将领之，……其宫由四禁卫更番护守，每值三昼夜。”这是西方古地图上第一次出现大汗图像以及据马可波罗游记简写的关于忽必烈的注记文字，也是第一次出现一位中国皇帝的图像，尽管这个图像仅是制图家意想之笔，其实画得更像是一位欧洲中世纪的国王。

至于地图上绘标的Cansay（Quinsay的另一种拼写），它是这样的：

△  卡塔兰地图上的cansay

这个图像当然只是图上城市的一般标识，不能认作杭州的图像。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cansay城临水，绘在海边。

在15世纪，这类古地图逐渐增多。英国学者拉内尔《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一书的附录三，题为“马可波罗与十五世纪世纪世界地图”，列有16幅古地图作品。但其中标注及于Quinsay的仅有三家：沃尔斯佩格（Andreas  Walsperger）的《世界地图》（1448年，作Quinsai，今在梵蒂冈图书馆；毛罗（Fra Mauro）的《世界地图》（1459年，作Chansay，今在威尼斯国立马尔西安纳图书馆）；马尔特鲁斯•日耳曼努斯（Henricus Martellus Germanus）的《世界地图》（作Quīsaij，一幅约1489年，一幅考为1489年前后或1492年以后，今分别藏于大英图书馆和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也就是说，在15世纪的西方古地图上标出Quinsay的还不多见

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著名的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

△ 毛罗《世界地图》（Fra Mauro’s Mappamundi），1459

此图藏于意大利威尼斯的马西安纳图书馆，全图圆形彩色，直径190.5厘米。2008年秋，笔者重访威尼斯就为了亲临目睹此图，但实际上直观原图来进行研究并无可能。幸好此图在1956年出版的《毛罗的世界地图》一书中附有48幅全图的分割摹绘印本，而且2006年又有法尔切塔撰著的《弗拉•毛罗的世界地图》一书问世，故对此地图进行研究已具备充分条件。笔者已做成“毛罗地图中国地名表”，共得188条（重复者未排除），其中可以确定源出马可波罗游记的有118条，而其数量之多几乎及于马可波罗所记中国地名的全部。下面是毛罗地图的中国部分图像。

△  毛罗地图（1459）的中国部分

在毛罗地图上，Quinsai标作Chansay。请看下图，这上面有当是西方地图上最早的杭州城图像，显然是想像的作品。

△  毛罗地图（1459）上的chansay

进入16世纪以后，与本主题相关的地图多了起来。笔者已见读到的16世纪前、中期的相关地图，不下28家35幅。从这些地图可以看出：（一）除了个别的例外，它们或多或少标出了马可波罗的中国地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标出了Quinsay，而且其方位都在南方，在多数地图又显然和Mangi连在一起；（二）不止一幅地图在标出Quinsay时附有注记文字，基本上是说明此城之大和有12000座桥，这无疑出自马可波罗游记；（三）从1506年康塔利尼的佛罗伦萨世界地图起较多地标出CATHAY / Cambalu和MANGI/ Quinsay，或Cataio / Cambalu和Quinsay，这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大都和南宋京师的观念在西方古地图上的明显反映；（四）1566年伽斯塔尔迪（Giocono Gastaldi）的《亚洲地图》是这个时期采用马可波罗中国地名最多的西方古地图，共达72个，据研究它们出自游记的拉木学本，仅个别拼写略有改动；（五）在认为亚美两洲之间存在“陆桥”观念影响下的地图上，有些马可波罗的地名（包括Quinsay）似乎就标到了美洲大陆。

下面是16世纪前、中期几幅著名地图上的中国和Quinsay。

德国的缪恩斯特（Sebastian MÜnster）在1540年刊印的《地理志》（Geographia）上的的寰宇全图，作为当时的著名标准世界地图，东亚大陆仅标出INDIA Superior和Cathay region，东海上标出Zipāgri。他是第一个实施将欧、亚、非、美四洲分别绘出单幅地图的制图学家，这些洲图收入他的名著《寰宇全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中，此书从1544年初版起不断增订再版，至1628年出过36版。1550年的拉丁文德文版已纳入68幅地图和910幅插图，后来又有法文、意大利文和捷克文版。在其“亚洲地图”上，标出四个有关中国的名称：CATHAY、Quinsai、TANGVT和MANGI。而在“美洲地图”上，北美之西隔洋近处与“上印度”（India Superrior）相望（当时欧洲人也用“上印度”泛称远东大陆），在此图东北端画出一小角，“上印度”以东仅标Cathay和Quinsay。当时某些欧洲制图家即使认为美亚两洲之间隔着海洋，但其间的距离还不甚了了，有人就追随缪恩斯特将洋面画得很小，这样美洲西海岸就与隔洋以西的亚洲和中国显得很近。

△  缪恩斯特《寰宇全志》（1544）《亚洲地图》上所绘标的中国地名，城市仅标有Quinsai

△  缪恩斯特《美洲地图》（1544），隔海标出Cathay和Quinsay

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发现和渐渐进入新大陆的航海家以为美洲即马可波罗描述的亚洲，后来又演化为有一“亚洲陆桥”将美洲和亚洲相连在一起。这种观念在一些地图上的表现便是将北美的西端和亚洲的东端在陆地上连接起来。伽斯塔尔第起初也持这样的观念，他在1546年的《新寰宇图》上将北美西端的大片延伸地标出Cambal、Mangi、Guisai和Tebet等地名，Guisai是Quinsay的另一种拼写。

△  伽斯塔尔第《寰宇新图》（1546），所绘标的Quinsai等中国地名与美洲相连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进入16世纪以后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标注马可波罗地名的情况多了起来。1522年弗里斯（Lorenz Tries）在其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标出了CATAI REGIO、cataya ci.、TANGUT、mangi和quinsai ci.等；同时，在其《上印度与大鞑靼图》上标绘的马可波罗的地名就更丰富了，不仅添加了CAMVL、CHICHITALIS、TEBET以及BANGALA，而且在Cathaio、quinsay、TOLMAN、CAMVL、CHICHITALIS、TEBET以及AMAGOCH的近旁均有注记，它们显然是马可波罗游记相关文字的简写。这幅地图在标出Quinsay的城市记号“O”下增出一个圆形的大湖，大湖下又有拉丁文注记：“Quinsay ciuitas mangi ciuitas celi in mostra ideoma in medio lacus magnus hec habet in  circuitui Miliaria 100 et 10000 pontes”，汉译为：“行在城，蛮子之城，吾语义为天堂之城。城中有一大湖。周百哩，桥万座。”这个圆形的大湖无疑就是杭州的西湖，这也是西湖第一次被画上了西方地图。

△ 弗里斯《上印度与大鞑靼图》上绘标的Quinsay和西湖

另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杭州显然是西方方制图家非常看重的中国城市。因而在较小的地图上或者在地图上出现较小的中国一部分，如果只能标出极少的地名，那末往往就有Quinsay，甚至只标出一个，也是Quinsay。上面缪恩斯特的地图就是显例。我们可以再展示奥特里乌斯的两幅亚洲简图：1601年的亚洲简图上，中国城市只标有Quinsai、Zaiton、Cambalu；1604年的亚洲简图上中国城市只标有Quinzai。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我们一开始展示的“飞马亚洲”地图上，其表示中国的马尾部分，只标出了Quinsay一词。

△奥特里乌斯《亚洲简图》（1601），中国城市只标有Quinsai、Zaiton、Cambalu

△ 奥特里乌斯《亚洲简图》（1604），中国城市只标有Quinzai

到了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Abraham Ortelius，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年初版）的1584年拉丁文版问世，发生更大的变化。此版收入一幅葡萄牙耶稣会士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c.1520-1580）绘制的单独的中国地图。图上题名框内，刻有如下文字：“CHINEA，olim Sinarum reginis，noua descriptio.  aucore Ludouico Georgio”，全译当作“中国，原称中国的地域，新的描绘。作者路铎维可•乔奇渥”，今简称《中国新图》，据考证，路铎维可•乔奇渥即巴尔布达。

在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上，托勒密和马可波罗的地名都消失了；醒目地绘出长城，在长城以南标出明代的两京十三省的名称：京师（Qvincii）和南京（Nanqvii）以及山东（Xanton）、山西（Xiamxii）、河南（Hona）、陕西（Sancii）、四川（Svinam）、湖广（Fvqvam）、浙江（Cheqviam）、江西（Qiamci）、福建（Foqviem）、广东（Cantam）、广西（Qvancii）、贵州（Qvichev）、云南（Ivnna）；还有以下一系列地名。正是在巴尔布达《中国新图》上，Quinsay不见了，巴尔布达标上了Achiou，也就是杭州的一个新的罗马字母音写。这个Achiou在后来因袭的地图上被标作Ancheo或Ancheou。

△  巴尔布达《中国新图》（1584），Achiou取代Quinsay

1584年问世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对多数西方制图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越来越多的制图家在绘制相关地图时注意采用切实的明代中国的地名，而且大凡沿袭巴尔布达的图式和标名的内容。原来在受到马可波罗影响绘制的地图上，一般是将Quinsay标在Mangi地域，Zaiton（泉州）之北，现在Achiou取代了Quinsay，置于Nanqvii和Foqviem之间的Cheqviam。但是，实际上，16世纪的西方制图学家对中国地理仍有不少模糊或错误的观念，他们尚未辨明马可波罗的Cathay、Mangi和明代的China，也不了解Cambalu和Quinci、Quinsay和Achiou/Ancheo之间的关系。

在更大范围的地图上，从奥特里乌斯到若德（Cornelis de Jode）和洪迪乌斯（Jodocus Hondius），他们基本上这样来处理马可波罗和巴尔布达的关系，即长城以北用马可波罗的地名，长城以南用巴尔布达的地名，形成我称之为“北马南巴，马巴并存”的格局。“北马南巴、马巴并存”，也就是蒙元时代的名称和明代的名称并存。这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普遍认为两者都在东亚，但对一些名称的确切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也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格局以后在西方地图上不断重现，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这些地图之间的区别只是采用名称的多少不一，而且一些地名的拼写及其方位也略有差别。

概念不清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Quinsay。在巴尔布达《中国新图》问世以的后，西方绘制的地图也有标出Quinsay的，但都被北移了。有的北移到了渤海湾以西的山东地域。在山东西北，巴图上又有“Qvincii（京师）”和“C.Paquin（北京城）”；此后，有的地图上，这个“Qvincii（京师）”又被同“Quinsay”（京师）联系起来。又由于当时西人已知明代京师的所在地是顺天府，于是，“Quinsay”又被与“Xuntien（顺天）”视为一体。洪迪乌斯就试图在他160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上将这种认知一一标绘出来：在“Cheqviam”（浙江）地域标出“Ancheou”（杭州）；在“Xanton”（山东）地域标出“Quinsay”，并加注“antiqua”（古）；在山东西北标出“C.Paquin”，并在其上端注记“Xuntien al Quinsay / id est coelicivitas quod Rex China bic sedem habatt”（顺天或京师，亦即中国皇帝奠定所居的京城）。

△  洪迪乌斯《中国地图》（1606）

又，1626年英国斯比德的中国地图（John Speed，The Kingdom of China），在浙江地域标出Ancheo，在山东地域标的是Xuntien al Quinzay，在京师地域（Quincii）标的是C. Paquin。在其地图上还有一幅边框小图，画的是Quinzay。他画的Quinzay是同顺天府联在一起的，但他并不知道顺天府与Quincii / Paquin的关系。而他这个想像中的顺天即Quinzay图却又明显受到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杭州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西方古地图上的第一幅杭州地图，当然这只是一幅想像的作品。

△   斯比德（SPEED）《中国地图》边框上的QUINZAY图

今天最后要讲到的是梅利安（Matthaus Merian）的《Xuntien alias Quinzay图》（1641），原收于其《地形学（Toopography）》（共21卷）一书中；后来此图又被詹森（Jan Jansson）收入其《主要城市大观》（Theatrum Praecipuarum Urbium，1652-1657，共八卷，500城）。这两个版本的XUNTIEN alias QUINZAY图都有一些单张传世，在西方的古地图收藏界一般都称为“杭州地图”，并加上马可波罗记述杭州的内容作为说明。《地图中国》的英中双语说明是：Xuntien as know as Quinsay/顺天（杭州）。原标题是拉丁文，alias可释作“又（作）”、“另（作）”。这里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顺天和杭州是南北两个城市，两者何能合而为一？这幅图究竟描绘的是顺天还是杭州？如果是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上顺天？

△  梅利安的《Xuntien alias Quinzay地图》（1641）

从上面所述的背景情况看，有如斯比德，这幅地图想画的是顺天，但实际上是根据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来下笔的，但其具体图像又局限于对欧洲城市的印象。它并非杭州的真实形象，当然也不是顺天的真实形象，但它还是反映出马可波罗笔下杭州在欧洲的深远影响，也是当时欧洲人所知杭州的一个特殊的曲折的表现。

不久以后，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问世，这种模糊混乱的情况才告结束。卫匡国向欧洲提供了完整而正确的中国地理知识、全国地图和分省地图，因而被西方人誉为中国地理学之父。此后Quinsay基本上在西方古地图上消失。卫匡国将杭州标为Hangcheu；之后还有Hangchew、Hangchow、Hanceu、Hamcheu和Hangtcheou等，这只是标音系统略在差别而已。

 2010年12月12日改定于杭州苦竹斋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