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5日，是第七个“中华慈善日”，也是国际慈善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理念由来已久：孔孟之“仁”，墨子“兼爱”，或以“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些思想，都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过，后世论及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总还是喜欢以南宋临安为例：来自官方、民间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社会慈善事业，已经组合成了一套系统性的社会公共慈善事业机制，继而覆盖了人们“从摇篮到坟墓”、涵盖生老病死等各方面的救济。

“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北宋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苏轼知任杭州，体察杭城地理环境特殊，易发瘴疫，于是出资二千缗，又私人赞助五十金，开起了“安乐坊”，这可算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民助的慈善医院，也是后来“安济坊”的前身。

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溯苏轼生平时，也提到了安乐坊：“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因为效果显著，到宋徽宗时期，安乐坊便开始在全国各地推广，以保证在出现突发自然灾害、饥荒时能够及时救治百姓，《宋史》载：“辛未，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拨置田亩”“根括孤病贫乏老弱之人”。到南宋时期，安济坊逐渐脱离特殊时期临时应疾救济的初衷，转变为国家投资建设的“公立医院”，并通过接受各方施助，置田获利等方式维持运作。救济对象也进一步扩大化，尤其发挥着收养患病贫民的慈善功能。

宋代也很注重老人、儿童的赡养，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慈善堂，在全国遍地开花，北宋哲宗时代就已推行《居养法》，设立居养院，为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饥中送饭、病中送医。到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首先在江西建立养济院，并逐年向全国扩建。此后，江南地区的居养院也多被养济院所取代。

养济院是一个兼顾居养院、安济坊功能的综合救助机构。现存最早有关养济院的记载，源于《宋会要辑稿》，南宋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十四日，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通判绍兴府朱璞言便派人把这些乞丐送入养济院，“差医官看治，并煎汤药，照管粥食”。由于双重功能优势，养济院得到迅速推广，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官办慈善机构。

此间，“行在”临安府的养济院尤有成效，《淳祐临安志》卷七记载，“养济院，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一在艮山门外”，《咸淳临安志》则记载，临安府养济院建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诏“令临安府两通判体认朝廷惠养之意，行下诸厢地分，都监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以济助临安府众多乞丐及寒饿之人度过难关，“安居饱食，不复宛转于市井，捐瘠于道路”。据统计，随着养济院增多，南宋当时每年有上千人被收纳入养济院。

当时的养济院，还包含幼儿救济功能，只是仍和救助贫病及养老混在一起，直到南宋中后期，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并官营孤儿院之一——婴儿局和慈幼局出现了。婴儿局由湖州通判袁甫于宋宁宗嘉定末年创办于湖州，慈幼局则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创设于临安府。其背景是土地兼并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后的穷人溺婴、弃婴现象开始增多。苏轼曾写道：“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基于这个现实，到南宋，执政者出台制定了“孤儿院制度”。《淳祐临安志》载，“令临安府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所全活不可胜数。”《宋史· 理宗本纪》亦载，南宋淳祐九年（1249），“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 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此后扩建至江南各地。“……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以此为宗旨，慈幼局收养了大量被遗弃的新生儿，以乳母喂养，并和现代孤儿院类似，没有子女的家长也可前往慈幼局领养。

中国自古有“入土为安”一说，丧葬礼制历史悠久，尤其重视给予对战死沙场军人的丧葬优待，宋代为此曾设立有助葬机构“漏泽园”，又称义阡、义冢，其规模类似于现代的公墓，但是里面葬的都是战死士兵、无主枯骨或是贫穷人家的亡者。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即有记载，“遗骸暴露者，令州县命僧主之，择高原不毛之地收葬，名漏泽园”。

通过“漏泽园”铭砖等实物史料和相关文献,可以考证“安济坊”“居养院（福利院）”这类公益慈善机构与“漏泽园”之间的关系。例如，士兵重病，先送“安济坊”治疗,死后从“安济坊”送往“漏泽园”安葬；而无子女亲属赡养的孤老，则是在“居养院”由国家供养终老，去世后也是送往“漏泽园”安葬。

到了南宋之际，对漏泽园的设置则更为重视。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十二月，“命诸郡收养老疾贫乏之民，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则称杭州附近“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

让我们用《宋史》的记载总结宋时慈善事业之蓬勃：“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总之，两宋治世三百年间，发达的慈善事业救助了大量贫苦百姓，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宋史》称赞“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