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茶录》是后期斗茶的一个标志。 《茶录》撰于皇祐四年(1052),时蔡襄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就在此年,64岁的范仲淹逝世。 后期斗茶,“茶色贵白”,这在《茶录》中有明确载。问题是“贵白”之风起于何时?范仲淹作《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时是否即有此风?对此,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透露了一些信息。 后期斗茶,“茶色贵白”,这在《茶录》中有明确载。问题是“贵白”之风起于何时?范仲淹作《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时是否即有此风?对此,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透露了一些信息。
宋子安的生卒年不详,但从其《序言》中“近蔡公《茶录》”一句可知,《东溪试茶录》当撰于皇祐四年(1052)后不久。《东溪试茶录》又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之。”由此可见,白叶茶为民间大重,只是“近岁”间的事。而蔡襄《茶录》距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有18年之久。可以说,范仲淹作《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时“茶色贵白”也许已有人提出,但还远未成时尚。 即使在“茶色贵白”一说的流行时期,白茶还是十分稀缺,上下流行也有一定难度。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里有明细记载,在北苑,白叶茶数得清楚只有21株。此外,这在宋徽宗《大观茶论》“名茶产地”中也记述得一清二楚。 白茶资源如此有限,以至后来漕臣郑可简为取悦宋徽宗,始创银丝水芽,“盖将已检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如银丝,方寸新銙,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宣和北苑贡茶录》)。
龙园胜雪每斤计工值四万,造价惊人,其量更有限,仅能供皇家把玩而己。所以,民间玩斗茶还是以常品为主。
也正因如此,在与蔡襄同时代人的诗词中,仍有不少“散碧”“绿尘”“绿云”的描绘。
如北宋理学家、“海滨四先生”之首陈襄《古灵山试茶歌》:
辘轳绳细井花暖,香尘散碧琉璃碗。 玉川冰骨照人寒,瑟瑟祥风满眼前。 北宋庆历六年(1046)进士、杭州人强至《谨和答惠茶之什》:
绿云浮面味回长,每饮疑兼盛德香。 不独蠲烦优下吏,更容归选细君尝。 著名文学家苏轼《水调歌头• 桃花茶》: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不过,苏轼在《寄周安孺茶》中,也有白叶茶胜过绿茶的赞许: 闽俗竞传夸,丰腴面如粥。 自云叶家白,颇胜中山醁。 醁,即酒面上浮起的浅碧色浓汁浮沫,也可指代美酒。诗人借美酒譬绿茶沫饽,叶家白冲点出来的茶汤丰腆如粥,胜于中山美酒。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点出了这是“闽俗”,因为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这种“叶家白”。 即使朝廷重臣,得到皇上恩赐的小龙团茶,也舍不得拿出来点试茗战。苏轼在另一首《月兔茶》中说: 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 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真正能用白茶来斗茶茗战,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显荣侈奢的事,恐怕除了朝廷,只有生产白茶的闽地了。
后期斗茶不仅茶要白,还要沫饽多且着盏长久。蔡襄《茶录》说: 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对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所谓“耐久”,是指浮在茶汤里的沫饽要丰满并消退缓慢。如秦观诗云:“猗狔生乳粟,经时不销歌。”所以后期斗茶较量的除了“白”,还要“浮”。正如梅尧臣《次韵和永权尝新茶杂言》所云:
近年建安所出胜,天下贵贱求呀呀。 东溪北苑供御余,王家叶家长白芽。 造成小饼若带銙,斗浮斗色顶夷华。 味久回甘竟日在,不比苦硬令舌窊。 “斗浮”的判别标准就是当沫饽消退后出现的水痕,先出现水痕者负。这在宋代诗人笔下多能见到,如苏轼《和蒋夔寄茶》: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 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争谁光。 苏轼《行香子·茶词》: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 觉凉生,两腋清风。 曾巩《蹇磻翁寄新茶》:
贡时天上双龙去,斗处人问一水争。 分得余甘慰憔悴,碾尝终夜骨毛清。 王珪《和公仪饮茶》: 闽中斗茶争一水,凤团双影贡先春。 清风未到蓬莱路,且把吟瓯伴醉巾。 这争“水脚一线”“斗赢一水”,在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里是没有提到过的。毕竟范仲淹与他们是隔代之人。苏轼、王珪都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而范仲淹早在5年前皇祐四年(1052)便已逝世。虽说都称“斗茶”,玩的内容与方法己大不同了。 至宋徽宗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天下之士为“较篋笥之精,争鉴裁之妙”,不惜“碎玉锵金”。这时斗茶之风更盛,对茶之白、沫之浮的追求更加异乎寻常,到了极致。《大观茶论》就是这种极致的标志。 当年蔡襄提出“茶色贵白”,而徽宗要求“茶必纯白”: 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 由于徽宗偏爱如玉之在璞的白茶,这就成了当时斗茶者趋之若鹜追逐的标杆。 如果说茶之白主要靠天赐,那沫之浮得靠斗茶者的技艺了。当年蔡襄只提出要“茶浮”“面色鲜白”,而徽宗要求:
上下透彻,如酵糵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根本立矣。……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不得不提的是,正是在“茶色贵白”“茶必纯白”和沫饽“咬盏”“争一水”的斗茶茗战中,黑釉盏应运而生,成为斗茶者的新宠。茶襄《茶录》云: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免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装,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宋徽宗《大观茶论》亦云: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觉,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 茶盅选用建窑黑釉盏,一是斗茶的需要,白色沫饽、黑釉茶盏,易于判别水痕的出现。蔡襄《茶录》说:“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正是由于青白盏不便判别水痕的缘放。二是欣赏茶汤的需要,宋徽宗《大观茶论》说:“取其燠发茶采色也。”许多诗人茶家虽不为斗茶,却亦选黑盏点茶,正是出于这一点。 蟹眼煎成声未老,免毛倾看色尤宜。(苏辙句) 玉免瓯中霜月色,照公问路广寒宫。(毛滂句) 兔瓯试玉尘,香色两超胜。(陆游句) 黑釉盏除了兔毫盏,还有鹧鸪盏、油滴盏等。黄庭坚《满庭芳 • 茶》云:
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生凡。 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 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拟》云:
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 这这种鹧鸪斑的茶盏,早在五代宋初陶谷的《清异录》“禽门•锦地鸥”条中就有记载: 闽中造益,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似乎鹧鸪斑茶盏的流行要比兔毫盏早些。可能是蔡襄《茶录》大大助推了兔毫盏的流行。 话分两头说,宋徽宗偏好的“茶必纯白”“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而民间的斗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读唐庚《斗茶记》他明确提出:
吾闻茶不问团銙,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 他抨击唐相李德裕 “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己非活水”;他对欧阳修那块“首尾七年,更阅三朝”的小团茶也大不以为然,“此岂复有茶也哉”,而他的斗茶是: 得与诸公从容谈笑问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七年之赐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欤? 宋代的斗茶,从茶民制茶者到茶商,从民间到皇宫,从百姓到文人雅士,几乎是各个阶层都爱玩斗茶。茶民制茶者玩斗茶,是为了白己的茶得个好名次;商家玩斗茶,是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茶饼;百姓与文人雅士及皇宫玩斗茶,则是闲情之趣。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流行的宋代斗茶,使宋代茶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茶文化更从诗文发展到了茶画,诞生了诸如《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等一系列著名茶画,为中国茶文化添上了浓重而又精彩的一笔。这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一宗有待开发的文化富矿,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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