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谨以此书，向浙江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我们的前辈牟永抗先生致敬，致敬牟永抗先生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作出的重大贡献。从1976年秋至1977年春完成的十余万字《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河姆渡文化”的断代及其内涵》中，提到瓶窑桑树头、良渚长坟和嘉兴雀幕桥的良渚文化重要考古发现及其意义，到1990年与吴汝祚先生一起合作完成《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牟先生提出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在半月形地带）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是牟先生2007年完成的最后一篇长文，在写作过程中，我非常有幸常与牟先生讨论、交流，“从区、系的整体出发，玉只是组成诸因素之一，而且往往从物质文化层面去关注；如果能以古玉为出发点去观察各该区、系，或许会使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古玉在各该区、系中的层次和作用”，“各地已发现的史前玉器不但是各该地点所属那支古文化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各该支古文化恰好在中华大地文明化进程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最后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支古文化中，都包含成份或内涵各有特征的用玉内在因素，才使各自有异的多元文化取得一统的最后结果”，这些真知灼见，在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

偏于东南一隅的良渚，创造了伟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立在高度发达湿地稻作农业生业基础上的良渚玉文明，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器以藏礼”的观念，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是中国前青铜时代中华大地上“器以藏礼”最突出的代表。

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领头羊。良渚成组玉礼器代表的玉礼制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本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就是一部观念意识形态认同、政权组织结构趋同的彼此交流融汇和作用发展的历史，中华文明的总体特征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标识。

《良渚玉器与中华文明》，就是要继续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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