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爷爷祝武杰1912年出生于贵州湄潭，排行老二。家住湄潭县城北门外玉皇阁附近，那时太爷爷祝文轩（生于1886年）做小杂货生意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存。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期间的1941年4月的一天，我爷爷在湄江河边见浙大的老师与同学用铜盆盛河水洗一张张纸片，纸片上还呈现出各种图案，倍感惊奇，问其缘故，回答说“是冲洗相片，用照相机照的。”爷爷回家后就一直惦记着这事，便萌发想去跟着浙大老师和学生学这个洋手艺。但几天都打不起主意在家里发呆。爷爷的父亲祝文轩见状询问方知原由，给儿子说：“想学手艺是好事，不用发愁老汉给你想办法”。 
湄潭浙江大学校门 祝文轩见自家老二迷上这洋手艺，便设法成全他。于是经常怀揣瓜子花生这类的吃货，到文庙（浙大办公处）门房（即门卫室）与守门人聊天。聊天中故意透露自己与竺可桢校长是本家（家门同姓）并且很想拜访认识竺校长。之后门房将湄潭有一竺姓老者想拜访竺校长之事告知竺可桢，竺可桢吩咐门房可以让这个人来认识一下。事后在五月的一天，门房带着他进文庙见到了竺可桢，两人在交谈中，竺校长才明白，原来双方的姓氏音同字不同，但浙大辗转搬迁到此，能遇到竺（祝）姓氏的人甚少，尽管字不同，竺校长仍觉得有种亲切之感！继续聊到“你这本家老哥来见我还有何事？”祝文轩便将自家老二之事回复一遍，竺校长面带为难的表情说“现学校几经波折，刚迁来贵地，经费开支吃紧，无法吸纳安置后勤庶务人员”。祝文轩便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那犬子就是想跟着先生们长点见识，学点本事。我家就住在你们学校旁边的北街玉皇阁隔壁，我家老二他一不吃学校的饭，二不睡学校的床，三不要学校的薪水报酬，只求能在学校为先生们打扫场地，干什么后勤杂务劳作都行，敬请校长恩准”。竺校长见于此情也就允许祝武杰在浙大校园做了一名编外勤杂庶务人员。时间是1941年6月。
时间一久，学校的老师、学生们都觉得竺校长本家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不错，脏活、累活、重活争着干，讨人喜欢。有一次，竺校长与好几位教授步行十多里路去官堰观赏水桶沟瀑布，竺可桢校长特意安排祝武杰为他和教授们带路。我爷爷不仅带路，还为他们挑了一担中午吃的饭菜（其中有竺校长最喜欢吃的北门街椒麻鸡）和茶水，一路上聆听了许多他从没听到过的故事。 我爷爷除了做好勤杂庶务工作外，每次只要看到浙大教授、老师、学生们拍摄教学标本资料时，他都设法接近帮忙协助，并认真观摩，仔细察看，牢记心里。拍摄后照片需要去河边漂洗时，哪怕在冬天他也不惧河水冰冷刺骨，主动替师生用铜盆端到河水中漂洗。 他时常在课余或星期天邀请浙大老师到家中作客，或邀约学生到西来庵、观音洞、风水联堡郊游。趁机向他们讨教一些关于照相机的操作使用，装卸胶片、胶卷、显影、定影配剂，相片冲洗、放大的相关知识。
抗战胜利浙大复员东归时，因运输车辆紧缺，太多太多的书籍资料、教学用具，试验器皿无法全部运回杭州，于是不少一部分留给湄潭中学。在1946年5月，有几位年轻教师在征得负责复员东归事宜的舒厚信教授的同意后，将大、小各一台照相机和一些显影、定影试剂留赠给祝武杰，以表示学校对他这几年无偿为浙大干了这么多勤杂庶务的感谢之意。 我爷爷祝武杰获得浙大惠赠的相机后，便走村串寨为湄潭、凤冈、余庆等地老百姓照相，同时也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儿子祝正华学照相手艺。解放前夕父子俩便到湄潭当时最繁华的永兴场王家茶馆旁边开了一家照相馆，名曰“实影留真照相社”。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实影留真照相社”利用永兴文氏家族的“荣发祥”铺面，改办成“公私合营永兴照相馆”。历经沧桑，爷爷保存的许多珍贵照片毁于一旦，唯有将浙大惠赠的相机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期，祝正华离开永兴在湄潭开办“湄潭祝家相馆”，由祝氏第三代子女扩大经营，从湄潭开到遵义，从遵义开到贵阳。
1996年祝正华的三儿子祝乾松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深圳创建“深圳汇美影像公司”，并将当年浙大留下的老式相机带到深圳陈列于公司，现有汇美加盟相馆遍布全国各地。后经浙江大学陈天来教授的动员，祝氏家族同意将那台相机捐献给湄潭相关陈列馆。没有浙大西迁湄潭办学，就没有今天的湄潭祝家照相馆，更没有深圳汇美影像公司。那台充分记录浙湄情深的老旧相机已于2022年10月4日由深圳公司平安抵运湄潭。
2014年中共湄潭县委、湄潭县人民政府赠送浙江大学锦旗：求是精神共两地 西湖湄水亦比邻。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