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曾料到，有一天，满怀热血的辛弃疾也会因为钱的事情受到困扰。

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在临安任仓部郎，专为朝廷掌管粮食储藏、发放等大权。储藏、发放粮食最终要靠货币流通来实施，也要借助货币单位来计算。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实力的重要实物资源，使用什么方式进行实施和计算最为方便呢？这成为辛弃疾日夜思索的问题。

有比较才有鉴别。当时纸币会子已经广为流行，辛弃疾集中将其与见钱（即现钱，以铜钱为主）进行优劣对比，发现会子要优于见钱。可此时关于会子的使用正逢争议，民问有因使用会子导致货物不通的传闻，而军队中也有请朝廷减少会子发放的呼声。

辛弃疾心血来潮，一心要为会子正名，于是通宵写下一篇奏疏，从多角度向朝廷论述会子的好处：携带方便，多次使用亏损少，非常便民，等等。

会子究竟是何神物，让辛弃疾如此钟情？

从交子到会子，纸币时代的缘起

这要从1000多年前说起。

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代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也只是32万贯。在此背景下，纸币应运而生。

北宋至道末咸平初（997—998），四川境内率先出现了百姓私创的“交子”，作为一种存款凭证。天圣元年（1023），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实际上是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而交子也从民间商业信用凭证变为了官方法定货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由此诞生，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纸币时代的序幕拉开了。

交子在流通了八十余年后退出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会子从它的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北宋交子拓版

大约在北宋末年，首都开封出现了“寄付钱物会子”。北宋亡后，南宋绍兴五年（1135），寄附钱物会子演变为“寄付兑便钱会子”，在临安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的信用权威，并继而得到了皇权的妥协认可。这一年的九月，南宋朝廷曾下令禁止便钱会子在临安之外使用，但因为百姓都觉得很不方便，纷纷反对，于是第二天禁令就被收回了。

绍兴六年(1136）二月，南宋朝廷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在临安成立交子务，依北宋四川地区的办法造交子，并推向全国使用。但到了绍兴末年，临安城内，很多市民因为有富商豪强撑腰又重新私自使用便钱会子。有鉴于此，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钱端礼遂将私营会子收归官营。

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南宋朝廷在临安设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与正式发行会子，由钱端礼全权负责。会子务隶属榷货务都茶场，下设六个分交机构。这种官会，一开始在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先印发一千文、二千文，三千文三种定额的会子，流通市场。时称为“东南会子”。后来，又相继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会子。行用范围扩及整个东南地区，从而使其由一种地方性流通的纸币，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纸币。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属货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海外贸易的发达，导致了金属钱币大量流失海外，在此情况下，南宋朝廷对会子的需求显著提升。此外，针对边境贸易等特殊情況，又先后增设了其他会子。

除了东南会子外，还有湖会，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简称，湖会以铁钱为本位，是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而增设的；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还有关外银会子、四川银会子、关外铁钱会子、四川小会子等等。会子最终成为古代发行量最多的纸币，有逐渐超过铜钱的趋势。纸币时代的端倪，日益凸显。

会子落幕，启迪货币新时代

诚如辛弃疾所见，会子的优点显著。会子的发行与流通，毫无疑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临安乃至南宋商业繁华的表现与标志，极大地便利了商业往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最后，会子却和交子一样上演了信用丧失、不断贬值、通货膨胀的历史悲剧，造成国家财政危机，最终在一个王朝的悲剧中无声落幕。

南宋会子

会子虽好，但不易掌控。会子发行之初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联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可见其良苦用心。但后来，会子发行渐渐失控，日益捉襟见肘。失控的端倪首先出现在淳熙元年（1174），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增，故会子的价值低落。这也正是辛弃疾写下论会子奏疏的时代背景。事实上，此时辛弃疾的看法有失妥当，在此时期提倡会子的发行，反而有害无益。

淳熙三年(1176），因为新会子发行持续增多，而旧会子又被延期继续使用，所以导致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中加剧了通货膨胀。会子发行的失控宛如一座大坝上出现了窟隆，随时有被冲垮的可能。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导致通货膨胀。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北伐作战，军费损耗极大，朝廷只好增加会子发行以作军饷。而到了嘉定年间（1208—1224），为了解决会子发行过多的问题，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这一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比较轻微的。

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这种楮（纸币）轻物贵的现象加重，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到了嘉熙年间（1237—1240），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物品又随着米价一起上涨，直到宝祐年间（1253—1258），这一状况不但未得遏止，反而更为严重。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宋度宗时期。咸淳（1265—1274）初，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的建议，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按照货币流量学说，当通货膨帐呈现恶性化，纸币持续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崩坏，最终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度宗之后，南宋的统治不久就终结了，其终结的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此吧。

会子随着南宋的灭亡，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货币发展。

元朝时，以统钞取代了会子，商品交易、赋税等均用纸币，市场上禁止使用金银铜钱交易。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纸币也传入了周边各国，推进其货币的改革。如伊儿汗王朝乞合都统治时，用雕版印刷份照元代的“至元宝钞”，在首都大不里士发行了纸币；1330—1831年，印度仿用中国纸币；1332年，日本仿用元明钞法。至此，世界的货币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