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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1995年，我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做史前时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考古发掘，1998 年后改行从事青瓷考古，奔走于温州、慈溪、德清、上虞、龙泉等地，2006年上虞三国西晋时期尼姑婆山窑址是我主持发掘的最后一个青瓷考古项目。十多年光阴，倏忽而过。 河姆渡、良渚文化和以越窑、龙泉窑为代表的青瓷窑址，素有浙江考古“三朵金花”之称，是浙江省较有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三大考古品牌。前述工作简历，实在是一个年轻考古工作者稳妥而正常的选择。 但我儿时的理想，先是想做文学家，后来喜欢中国古代史，想做历史学家。史前考古的研究对象，缺乏具体人物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于我终有隔膜。我对瓷窑址考古很有兴趣，但太过专门化的器物研究，一时又不能充分释放个人的关怀和性情。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2004年前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以南宋为中心的文物考古领域，发掘古墓葬，查阅地方文献，搜集金石碑刻，近年则更多关心城市遗址、石窟造像等地面文物，倒不是说这些工作有何特殊重要之处，实在是因为南宋的墓葬和城市考古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比较贴近本人的天性。坦率地说，我是有文史情结的，否则怎么可能会去抄录墓志呢。 我曾经想，如果当初在大学念历史系，不知现在能否成为一名入流的史学家，但既然做了考古工作者，就只好尝试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南京大学张学锋老师说“上考古的船，下历史的海”，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古墓葬，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中最常见的文物类型，于是我首先从南宋墓葬入手，尝试以田野考古的工作方式回归历史学的初心。2004年主持发掘桐庐象山桥南宋墓，2005年发掘湖州埭溪风车口墓地，2004年至 2005年发掘龙游寺底袁墓地， 2007 年发掘云和正屏山南宋墓。2009年这些工作结集为《浙江宋墓》，我对浙江南宋墓葬的思考初具雏形，算是新世纪前十年的阶段性成果。 2012年，南宋六陵的调查，武义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和徐谓礼夫妻合葬墓的发掘，以及在此前后，河南富弼、韩琦、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等考古材料陆续被披露出来，由此刺激出若干新的议题。2014年在调查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期间，我对南宋墓葬逐渐形成长时段、多维度的思考框架。从此，我对多发掘一座墓，或者少发掘一座墓，即便是 2016年黄岩赵伯澐墓这样有影响的“挖宝”项目，也不再像过去那么执着了。我更加在意如何建构具有引领性的、成体系的研究框架，我甚至认为，为那些价值并不显性的普通墓葬和遗迹赋予较重要的学术意义，才是对今日考古工作者智商的挑战。 对考古工作者而言，田野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是研究的基础。除此，还需要广泛的阅读，唯有阅读，可以削尖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从材料中提炼出符合历史本身发展逻辑的议题，将支离的材料还原到古代的知识框架和思想观念背景中去考察。然而，一个人读书行路，闭门造车，犹有不足，可能还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的，需要同道师友的批评、辩难、启发和鼓励。 2010 年，我开始参加由包伟民先生主持的“宋史读书会”，每年不定期聚会，就大家感兴趣的议题集中讨论，一个读书会，六七个素心人，坚持十余年不懈，这是我个人至今珍惜的缘分，也是滚滚红尘中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些年，正是在与包伟民、魏峰、刘成国、王宇、何兆泉、杜正贞、陈志坚、吴铮强、李晖达诸君的讨论和辩难中，我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框架体系和论述层次的构建才有可能通过自我调整并逐渐完善起来。 想必是我一贯勇于表达的缘故，虽然很少写“纯正”的学术论 著，但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台湾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或考古文博院系 （专业） 做过多场以南宋墓葬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或报告。由衷感谢邓小南、黄宽重、苗书梅、仇鹿鸣、张侃、钟翀、刘未、古丽巍、林岩、丁义珏等先生的厚爱与邀请，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和思考，并在不断的讲述和辩难中，以南宋墓葬为主题构建“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的想法逐渐明晰起来。西哲有云：“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即使在最自信的时候，我也不曾有过这般雄心壮志，但我确实在努力寻找一两个合适的角度或题材，以此为支点，撬动田野和文献、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局部领域整合的可能性。 在这里，尤其要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老师，她鼓励并邀请我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访，借文研院一席安静的书桌，将平日所思记录下来，虽然因故未能成行，但这种信任和鼓励，我没齿难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先生，他的学术成果 以及私下的观点分享，对我启发很大，他更是个诤友，提醒我坚持学术理想，别在迎来送往的虚荣中迷失自我。 我时常惶惶不可终日。2010年我被聘为文博研究馆员，这是一个基层文物考古工作者所能得到的最高职称。我供职的单位，以考古调查、发掘 （尤其是抢救性考古发掘） 和文物保护为主要职责，一般不以论文、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来考核工作。有一段时间，因无职称评聘的外在压力，更缺乏论著撰述的内驱动力，我逐渐“放飞”自我，业余写作以在报刊上开专栏为主，间有学术观点，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不愿为学术论文的格套所囿，一度更曾有意创作一部关于家乡和自我成长的小说。然而，我的学术理想从未泯灭，准确地说，我要成为一名干考古的史学家——在无数个夜晚， 我曾下定决心要首先完成这部书稿，立过无数次的 flag，最终都不了了之。 我经常用一两个 PPT 变着花样宣讲对南宋墓葬的认识，却从未将“随感”和PPT 转化为真正完整而严肃的文字。我似乎正在成为自己曾经所反对的人，一个游谈无根的江湖术士。每念及此，如坐针毡。 我当然相信，无论有没有“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的课题项目，这本名叫《南宋墓葬研究》的小书是我迟早要完成的使命，只是不知何时开笔而已。今天在课题的倒逼下，我抓住了 在脑中盘旋已久的各种漂浮的想法，将其固定为白纸黑字的成果， 由衷感谢刘斌、方向明先生的策划和催促，终于让我摆脱了由于一再拖延所致的心灵煎熬。 此刻，看着眼前的书稿，我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在轻微的满足感之余，又伴随着少许的疲倦和虚无感。南宋墓葬研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应该做点什么？是执行宋代城市、宋塔、宋桥、宋代墓志碑刻的调查研究计划呢，还是随性一点，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 郑嘉励 壬寅初夏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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