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任公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以“私人资格”出游欧洲，考察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诸国，与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社会名流、著名学者等多有交流。任公切身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等严峻现实，使其思想见解与之前发生较大之变化。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一九二〇年三月，任公归国，即作《欧游心影录》。其第十三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写到：

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子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民国九年条有曰：

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

可以说《欧游心影录》是其思想转变之真实记录，以致发表后所造成的影响，“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甚至使得任公生发出“科学破产与中国思想足救世界之感想”（杨杏佛《民国十三年之学术观》）。

康有为早年曾批评任公“流质易变”（《与任弟书》），而任公一生行事，确多变化，世人亦以“善变”目之。任公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又曰：“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变法通议·自序》）所谓“百变不离其宗”、“斯变而非变”云者，盖亦时代之变迁而社会风尚之所趋使然也。

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亦自剖曰：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任公“今是而昨非”的性格，也使得他在清末民初之变革大潮流中，不为社会淘汰，不被历史沦弃。且将自身三十年之经历与思想之变化，融入时代之洪流，借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之机，“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不料而成此一生得意之作，虽有偶然之因素，实亦必然之结果。胡适也曾评价说“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日记）。然而也正是任公这第一名著，其撰著之时间与夫修改之过程，以及文字之异同、评述之转化，亦具其善变之特质焉。

蒋百里与诸人同游欧洲，自谓往求“曙光”，归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百里所谓之“曙光”，一则曰人之发现，再者曰世界之发现，书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曰：“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孰意“下笔不能自休”，待序言初成，其篇幅竟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埒，盖“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自定名曰《清代学术概论》，而反过来求百里为作序矣。此近因也。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

任公于《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里说道：“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当一九〇二年，有《新史学》，曰：“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后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提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任公亦分析“思想蜕变之枢机”、“政制之蜕变”、“学派之蜕变”等诸多因素。纵观任公前后之论述，好言“变迁”，好言“蜕变”，好言“变迁蜕变”之学术思想，故曰：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梨洲始；中国之有学术思想史，则自任公始。

任公亲历晚清而入民国，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二三十年间，其为政也，维新、保皇、共和、立宪；其为学也，自“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至“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其法不一，意实一也，诚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所言：

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

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

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

此种思想，贯穿终始。而其所经历，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殆有与清初时代相仿佛者，故任公亦好言清初学人，且又特别属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朱舜水五人，称为“清初五大师”。一九二三年夏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专章分述；秋冬间，又为北京平民中学演讲，题为“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演讲之前，平民中学陈宝泉（字筱庄）校长致辞，有“今天的讲演，是以清末的大师，讲清初的大师”云云。任公解释道：

我虽然愧不敢当，但是这五位大师所处的时代情形，的确有许多和现代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生于乱世，自己造成一派学说，想来引导当世的人。那末，就很像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国事紊乱到极点，一方面有一般人讲这个主义，谈那个学说，都是“异代同符”的。

这种“异代同符”的经历，使得他对“清初五大师”的认识，最为深入，最为透彻，所叙所论，也最为感人。任公说：

为学之道，人格在第一层，学问在第二层。只要人格伟大，便学术差一点也不相干；反是，则学问虽佳，终于无用。

为学之道，以培养人格为第一要义，读书次之。只要人格伟大，纵然著述无多，也有足传的价值。反是，纵然读书万卷，而人格无可观采，其学终归无用。

人格第一，学问第二，这就是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覼缕述及的“精神”二字之深义！此远因之一也。

任公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所作《自序》，第六条谓“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则撰作始于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其在十月四日有与张东荪一函曰：

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为《改造》作，然已裒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颇得意。今方得半，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尚有一文债未了，则张三先生寿文也。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

按，《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即《清代学术概论》之初名。任公同时作文，且寿文“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在这种状态下，犹能以前后十五日作如此规模之梳理，提挈纲领，条分缕析，清二百数十年间学术思想之变迁，厘然毕陈。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勤于碑刻之学。次年春夏间，“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九一八年条）。同时，为家中儿辈讲清代学术流别。

梁任公与仲弟函（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与仲弟梁启勋函曰：

一月来为儿曹讲“学术流别”，思顺所记讲义已裒然成巨帙（《史稿》仅续成八十馀叶耳），惜能领解者少耳。

七月二十七日又曰：

吾为群童讲演已月馀，颇有对牛弹琴之感。尚馀一来复，“学术源流”（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卒业矣。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

八月二日又曰：

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

七月间，亦有与陈叔通函曰：

《史稿》亦赓续无间，惟每日所成较少，一因炎热稍疲，一因上半日为儿曹讲学，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讲题为“国学流别”，小女录讲义已裒然成巨帙，为新学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问世耳。）

所幸任公为儿辈所讲“学术流别”之大纲手迹，犹存天壤。曾现身“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拍卖专场，末有梁启勋跋曰：

此册共二十七纸，前廿六篇乃七年戊午之夏，伯兄在天津家居与儿曹讲学之备忘录。由今观之，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矣。纸上涂鸦，乃当日儿曹之手笔。

此册内容，分清代学术开创之祖、清代理学（程朱派、陆王派、新派、别派）、佛学、清代经学、经学别派、清代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目录及校勘学、金石学、清代文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新思想之开发者、广东先辈、清代编撰诸书、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等十数名目，于清代之学术流派、关键人物、重要著作，基本囊括。

梁启勋跋

任公自己虽说“颇有对牛弹琴之感”，且“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八月二日与仲弟函），但宜有此前期之准备，方能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分章设置，前呼后应，下笔之际，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浊浪排空！此远因之二也。

任公《三十自述》曰：

（康有为）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

又《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亦曰：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

梁启勋晚年回忆当年与任公在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课之情况，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历举其源流派别，……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万木草堂回忆》）上所引任公七月二十七日与仲弟函，所谓“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则亦是远绍当年万木草堂旧事，故任公之好言学术史，实是受康氏之影响。此远因之三也。

有三远因之积累，而遇一近因之激发，始得此百年之经典。任公之爱吾国民也厚矣，“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良有以也。

任公曾说：“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稿本《自序》）“旧历中秋前十日”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然二十六日任公复胡适函，有“昨谭快慰。……晚清今文学运动拟即草一篇，草成当麈教”云，则任公访胡适当在九月二十五日（据夏晓虹先生考证，“前十日”应为“前一日”之误）。

梁任公与胡适函（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完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自序》说道：

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自序》第六条曰：

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馀裕覆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自序》落款时间为“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写好即寄《改造》杂志，于第三卷第三号（十一月十五日）、第四号（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连载。

《改造》连载之文，名曰《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连载未竟，商务印书馆即着手单行本之排版矣。任公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第二自序》，曰：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其实早在成稿之际，任公即请友朋校正。十月十八日有与胡适函曰：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再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

任公非常希望得到胡适的意见，知胡适“已见”书稿，极欲得其“一长函为之批评”。后果得胡适长函，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又与胡适函曰：

前得病中复我长笺，感谢之至。……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

由于胡适长笺迄今未有发现，且任公《第二自序》所谓“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则具体吸取了哪些意见，确实难以详按。

《清代学术概论》（共学社史学丛书本）

《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式出版，胡适五月二日日记写道：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词；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

这个说明反映了长笺内所言意见为任公所采纳者数处，而惠栋、戴氏后学、章炳麟三章，实关大体。玩味此段文辞，则“此次付印”后所列诸项之增删改写，“皆是”胡适的“意见”——建议

我们知道，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休学家居期间，作《清代著述考》（又名《清籍考》），编列五百馀人。顾先生说：

用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到这时很想把它实现，就先从材料最丰富的清代做起。《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是一个很好的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名为《清代著述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也就在一九二〇年秋，胡适向顾先生借观此书。十一月间，胡适有与顾先生函曰：“你的《清籍考》内没有姚际恒。此人亦是一个狠大胆的人。我想寻求他的《九经通论》，不知此书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请你告我。”同月二十三日又曰：“你在《浙江通志》钞出的一条确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九经通论》是多大一部书。”按，胡适至少到一九二一年二月初还未看到姚氏书（二月三日与青木正儿函，有“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我也访着一部，尚未寄到北京”云）。

顾颉刚《清代著述考》稿本

任公十月十八日与胡适函谓“正再钞一副本”——既曰“再钞”，则外间已有“一副本”也；又谓“得百里书，知公已见”，则胡适其时当已得见此“一副本”矣。百里书作于何时，虽不可考。但是，十月十六日，顾先生访胡适，胡适定是将此“一副本”付顾先生阅读矣。次日，顾先生致函胡适曰：

昨归后读梁先生文，其符号有误处缺处，稍为补正。至句读间则误处甚多，未能尽改。又文字间有误处及疑难处，未敢径改，谨签出。

梁先生此文，说启蒙期及蜕分期甚好，但说全盛期除了戴震一传之外，不过钞些《书目答问》及《訄书·清儒篇》语，不能拿精要处纲举目张。这实在因为全盛时的著作太精密广大了，必不是短时间像两个礼拜所能做的。

从“文字间有误处及疑难处，未敢径改，谨签出”来看，顾先生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一副本”（因《改造》杂志十月十五日刊出第一期，内容仅启蒙期耳，这里却讲到了全盛期、蜕分期）。

十月二十八日，顾先生又与胡适函曰：

先生说清学极盛时期，为汉学家专断，思想锢蔽，无甚可记。这在经学上固然如此，在史学上则极盛期实在有进步。……那时汪中的《述学》，想做一部学术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又是很好的一部史学研究法，这都是可记的。梁先生的文里，只说章学诚可比刘知几，其实刘确比不上章。刘的《史通》，只是讲了作史的方法，依据了这一部书去做史，做出来只是一部老式史。章的《文史通义》，更讲到史学所由成之故，与研究之道何从，很可称为科学的史学，这才是真史学。从前的时候，看学术的分类，便是书籍的分类；书籍的分类是经史子集，所以学术的分类也是如此；都看作很固定的。自从章氏出来，说“六经皆史”，“诸子与六经相表里”，“文集为诸子之衰”，拿隔人眼目的藩篱都打破了，教学者从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异同上去求分类，不要在书籍形式上去求分类，这在当时实在是可惊的见解。这不能不看做清代史学特别发达的结果。可惜那时学者为琐碎的考证束缚住了，不能懂得他的意思，所以那书虽是刻了，竟无声无息了近一百年。直到欧化进来，大家受了些科学的影响，又是对于外国学术的条理明晰，自看有愧，发生了“整理国故”的心思，始由章太炎先生等大昌其学。

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社会上也很有势力。梁先生文中叙得极略，我疑心他是门户之见。章先生与学风的关系有几项：（１）明白标出“整理国故”的旗帜；（２）集音韵学之大成，促注音字母的进行；（３）对于今文学派的狂妄加以攻击：这里边固然也有门户之见，但若不经他这么一来，孔教真要定做国教，流行的程度也必然比现在利害；康有为、廖平的著作，未始不是汉代的谶纬了。

我前五年写《清代著述考》时，对于清代学术的统系关系，颇有见及。可惜那时没有记出，到现在荒疏了几年，大都遗忘。将来续撰时当另立一册记出，豫备将来作此书序言之用。

顾先生之所以能一气说出这么多关系与认识来，一则源自编撰《清代著述考》时的资料准备，再则顾先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亦曾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长文，做过一番梳理。

胡适与顾先生此两月内之往还书信，除了探讨姚际恒《九经通论》外，还涉及姚氏《古今伪书考》与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这两书信息，定稿本内任公是以朱笔补入的。其间，胡适先后写两通长笺，将疑问提出，供任公参酌。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一）

从胡适日记反推可知，任公得第一长笺时，《改造》本已经连载两期，无法改正（第四号内无惠栋一节可知），而后《改造》本第五号文字（第二十章起）已据第一长笺修改矣。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复胡适函，谓“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而这个“久已付印”的当是《改造》本第五号文字；待商务印书馆改排为专著单行的时候，任公又吸收了胡适第二长笺之“意见”。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金镶玉线装四册，足见任公对该稿本之重视。稿内朱墨灿然，触手如新。且与《改造》本文字对勘（包括增插篇章带来的序号变化），基本可以梳理出从《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到《清代学术概论》之间的增删改动。而此稿本，即任公之最终定稿也。

但是，从修订后的定稿本，再到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二月印行的《共学社史学丛书》本，除了手民之讹外，犹有几处明显改动，似也有探求之必要。兹举一例为说。

第二章讲清代思潮：

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承珙——等。

这里三胡内之“承珙”，稿本、《改造》本与之同，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却改作了“春乔”。按，章太炎《訄书·清儒》：“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春乔”为胡秉虔字，亦是绩溪人，为匡衷之侄、培翚之堂叔。任公早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学……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礼》。”一九二四年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八安徽：“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看来，任公对绩溪三胡原本似未曾错乱，但其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八日与胡适函，却问道：“朴斋、竹村、春乔三先生，于公为何辈行。乞见告。”《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以“春乔”替“承珙”，任公这一改动，或即出胡适长笺之意。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二）

蔡元培于一九一八年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作序时，写到：“胡适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记：

胡匡衷，字朴斋。为胡培翚之祖。

胡秉虔，字春乔。

胡培翚，字竹村。

胡适晚年亦曾有手书一纸曰：“经解三胡：胡秉虔，胡匡衷，胡培翚。”当然，绩溪胡氏有三支（尚书胡，明经胡，金紫胡），胡适为明经胡，与金紫胡之胡匡衷并非一支（《胡适口述自传》：“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胡适手书“经解三胡”（载《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手书“经解三胡”（载《胡适口述自传》）

此章说到胡适时，稿本原作：“而绩溪三胡之裔有胡适者，守家法至笃，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改造》本刊出时，改作“而绩溪诸胡而后有胡适者，颇能守清儒治学方法，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上述两条，一则未用“三胡”；二则前谓“守家法至笃”，后谓“守清儒治学方法”。“守家法”云云，更为胡适所不敢当。故至商务印书馆单行本，则又改作“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云。关于胡适的三句话，稿本、《改造》本、《共学社史学丛书》本居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表述。而这些措辞之改易，或是采用了胡适长笺的建议，亦或是任公对胡适治学方法不断增进认识之后而作出的，所以颇值得玩味。

任公《第二自序》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拟分五部分，一先秦学术，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三隋唐佛学，四宋明理学，五清代学术，现在清学脱稿，且蒙“诸朋好益相督责”，所以“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

在《清代学术概论》之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的版权页上，即已登出《中国佛学史》上卷的广告：

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国学术史》凡五种，《清代学术概论》其第五种也。馀四种拟于本年内完成，现已脱稿付印者为第三种《中国佛学史》之上卷，凡十万言，分五大章。

旁注：“在印刷中，不日出版。”可惜，实际并没有正式完成。当然，关于佛学的文章，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收入多篇，并还有一些遗稿留存。不过，从任公后来为《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所作叙来看，他欧游回国后的着力点除佛学之外，还有《孔子学案》、《老子哲学》、《墨子学案》、《墨经校释》等。

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底，任公先后在清华、南开、东南诸学校开《国学小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诸课；同时进行全国式的巡回讲演，终至累出“心脏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在《晨报》刊登《启事》，谓“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会面”云。四五月间，又至北京翠微山养病。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任公与张菊生函曰：

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数家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现将脱稿，故欲知此书来历也。高邮王氏父子文集，闻有刻本，尊处有之否？又李先生（因笃）《受祺堂集》、潘稼堂（耒）《遂初堂集》、王山史（宏撰）《山志》、傅青主《霜红龛集》（以上四书能代觅购尤感）皆有否？

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任公《备忘目录》稿本，署“癸亥”，即一九二三年。以人为目，列字号、著述、学术、交友等极简单材料；另有《清儒学案未定稿》、《清儒学案年表》稿本两册。《未定稿》内戴东原一篇，前后完整，即任公自谓的“现将脱稿”者也；馀若顾亭林、黄梨洲，皆仅存零碎之稿耳。

即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公的学术重心，又重回清代。一月有《戴东原先生传》，三月有《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及至七月，应南开暑期学校之邀，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一书，可惜未正式出版。九月，以国学讲师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一门一学年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的内容则以不同的形式，化入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详参中华书局二〇二〇年版该书《校订说明》）。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稿本）

与此前后，任公或演讲或刊发了《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文章。如《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自序》有曰：

吾于三年前作《清代学术概论》，篇末述对于将来学界之希望，有“分地发展”一语，朋辈多疑其所谓。彼书既极简陋，未能发吾旨趣，久思为一文以畅之，顾卒卒未有暇。癸甲冬春之交,校课休沐，偶与儿曹谈皖南北、浙东西学风之异同，乘兴搜资料作斯篇，阅十日而成，亦屠苏酒中一绝好点缀也。

本篇专以研究学者产地为主，于各家学术内容不能多论列，文体宜尔也。欲知其概，则有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在。

另外，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向任公征文，任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三、四讲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塞责，但是又为题识曰：

本文为今秋在清华学校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二章。《晨报纪念号》征文，因校课罕暇，辄录副塞责。但近顷在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续讲此题，颇有所增订，未及校改。或将来该会有笔记，可资参考也。

任公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讲演共四次，演讲时必有所据，——所据者，讲稿也。——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排印本。所谓“颇有所增订”者，盖即演讲中临时之发挥也。后经汪震、姜师肱、李宏毅、董淮笔记，题《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连载于《北京师大周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六日及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四期）。后又作为王桐龄《中国史》第四编之代序，冠于该书卷首，文末且有王氏《题识》曰：

右系民国十二年十一月梁任公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公开讲演之短篇论文，原题为“清代学术与政治之交互的影响”，以其文简单明了，可以通观清代大势，刊之卷首以代序文。

任公此文简洁畅达，将清代政治与学术之关系，讲得透彻，说得明白，且融个人情感于其中，颇能动人。

我们若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这五篇文章，汇齐并观，可见前三者是一脉相承的；而所附的五篇文章，则又是与之互为补充与发明者也。

前“近因与远因”一节言及任公一九一八年家居，为儿辈讲“学术流别”之“备忘录”，梁启勋谓“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良有以也。兹亦将此备忘录拟题作“清代学术流别纲目”，一并附后云尔。

《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清代学术概论》，自一九二一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一版之后，畅销海内外。一九三〇年三月印至第八版；同年四月，改版纳入《万有文库》（内封页又冠《国学基本丛书》名），称第一版。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原《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改列《大学丛书》，称第一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第四版。一九四四年七月，商务印书馆重庆重排《大学丛书》本，称渝第一版；一九四五年四月，渝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又以原《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改列《新中学文库》本第五版。仅就此为止，商务印书馆分别将该书纳入《共学社史学丛书》、《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大学丛书》（沪版、渝版）、《新中学文库》等丛书，至少印行了二十一版。

《清代学术概论》（大学丛书本）

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编辑《饮冰室合集》，《清代学术概论》据商务印书馆本收入，作为专集之一种出版（与《盾鼻集》合一册）；此本未曾单行。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华书局始将《清代学术概论》部分以《合集》本旧纸型印行三千一百册（定价叁仟柒佰元）；一九五七年一月，重印两千册（定价三角四分）。

香港方面，有一九六三年一月香港中华书局初版。台湾方面，有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六年八月《人人文库》本，一九六八年三月《国学基本丛书》本（与《清学案小识》合一册），一九七七年《大学丛书》本；台北水牛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五月《水牛新刊》第十九号（系影印《共学社史学丛书》本）；台湾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八月单行本（台六版）；台湾启业书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单行本（台一版）；等等。

大陆方面，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始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内收《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朱先生以《大学丛书》本作底本，校注着力于对任公原书内史实、引文等的矛盾与讹误，并详加考案。后朱先生另加长文之《导读》，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纳入《蓬莱阁丛书》出版，此本为当今诸本中影响最为广大者也。

《梁启超论清学史》（朱维铮校注本）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公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曰：“《清代学术概论》日本有两译本，一售壹元八角，一售二元五角。”其实，就在《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当年的七月，日本《史林》第六卷第三号就刊出了那波利贞所写的书讯：

梁启超曾受胡适劝诱，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既经历此役，不可无一书纪之；又兼受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之刺激，乃有此著述。自清代思潮大势说起，讨论清朝学问之来由，如黎明运动者之顾炎武，科学者之梅文鼎，戴震、惠栋之学风，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派，又如经学之隆盛，王夫之、黄宗羲、万斯同以下钱大昕、何秋涛等人之史学，阮元、谢启昆等人之地志，其他如地理学、金石学、清学分裂导火索之经学今古文之争等事，叙述今文学运动中心人物康有为等人，论述中国人因富于学问之本能，而有清代学术之隆盛。

一九二二年即出现三个日译本矣：一橘仁太郎译本（《日本读书协会甲种会报》第十九号），二渡边秀方译本（读画书院），三桥川时雄译本（东华社）。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东京文求堂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进行重排，印行了中文版，而且还做了校勘。书末附记曰：“本书内容皆从原书，仅订正明显的书名误植，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误作《尚书古今文注疏》、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误作《论语集注补正迷疏》、章学诚《亳州志》误作《毫州志》、孙诒让《名原》误作《原名》、《经训堂丛书》本《墨子》误作《平津馆丛书》本《墨子》等处。”后文求堂版又由东京龙文书局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第三印。按，“论语集注补正迷疏”当作“尚书集注迷疏”。又按，此后犹有山田胜美译注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小野和子译注本（平凡社一九七四年初版，一九八二年、二〇〇三年两次重印）出版。

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中文本（一九三八年三月）

《清代学术概论》各种版本，大体如上所述。其公开出版之文本，诚以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为最佳，盖后出之本，皆据此本翻印或影印。但也如前“初稿与定稿”一节所梳理，揭橥该书从初稿本到《改造》本、再到定稿本之间些微之变化；而对这些变化痕迹之考察，原因之探求，亦具有神奇般的魔力。

所以，此番整理，选择最为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一九二四年第五版为底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学术概论》稿本（简称“稿本”）、《改造》杂志排印本（简称“《改造》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一九三〇年第一版（简称“《国学》本”）、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饮冰室合集》本（简称“《合集》本”）为校本。《自序》、《第二自序》曾收入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简称“《文集》本”），亦以之参校。朱维铮校注本，引述时简称“朱校”。具体原则如下：

（一）底本无讹，但凡其文字与稿本、《改造》本有异者，俱出校说明。

（二）从初稿本到定稿本之间的修改，凡属于局部之增删、改写，今稿本中或墨笔、或朱笔之旁批与眉批之痕迹，是比较清晰的；凡属于整章之改写与增补，通过胡适日记或与《改造》本之对勘，即可梳理得出。这些变化，悉数以校记形式，予以揭示。

（三）任公稿本，原即施以新式标点（含专名线）；而其时之新式标点无顿号，语词（含人名、书名等）并列，俱用逗号；且任公好用分号。今兹标点符号，大体依从稿本，可用顿号者（原为逗号）改为顿号，多数分号改作句号，以合当下之标点符号使用习惯。

（四）底本、稿本、《改造》本三本字旁之单圈“○”，互有出入，兹汇此三本内字旁之有圈者于一本。

（五）任公徵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凭记忆，或述大意，复核原书，颇有差异。今凡脱讹衍倒致文义稍有错乱或文气不甚连贯者，则为校改（补），并出校说明；或备录原文，以资参考。馀则一仍其旧。

（六）凡属于任公本人或时代习用之字，如“箇”、“狠”、“纔”、“那”等，不作校改；避讳字回改，不出校。按，所附文章，或为杂志刊出本、或为演讲记录本，其用字为与全书一致，也做了相应改动，此类情况不出校。

（七）附录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据稿本收入，并校以南开学校讲义铅排本（简称“南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称“《学术史》”）两本。此书正文内小字无括号，与《清代学术概论》异，未作统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稿本）

（八）附录之《清代学术流别纲目》、《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诸文，皆以杂志刊发者为底本，校对情况，参见每篇题下之说明。而《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两篇，稿本今存，颇能解决问题。至于《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一文，为据记录稿而刊发者，情况特殊，兹以三本互勘，凡异即出校，此亦尝试之法也。

今者校勘之业，多被视作末屑之学，才大者不愿为，而才小者实亦不能为也。盖其于原书一字之校正，或即可得豁然明了之本意。如第三章：

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实证”,每迭为循环。

“实证”，诸本皆作“冥证”。按，“实验”与“冥证”，与前两对举之词语法不同；核诸稿本、《改造》本，即作“实证”，是也。今学界亦有以任公“冥证”为治学之法者，详加考述，若非校勘得正，则此问题犹或将引起更多无必要之讨论也欤？

又如第二十六章“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之后，稿本原有以下一段：

启超之学，浅薄其一病也，游移其二病也，而归根于不彻底。启超性流动，富于感情，盛情也。

被墨笔画去。又原书于“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后，曰：

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一句，读起来语感颇为怪异，《国学》本、《合集》本也是如此；核诸稿本，此处作“若此人而长此以‘流寇的学者’自终”，但用朱笔画去了“流寇的学者”，估计是觉得这五个字下得太重了些，可惜文旁却又未写拟改之字。再来看《改造》本，则作“若此人而仅以‘破坏的功业’自终”，当然也是出于任公自己的修改。这两处，正好看出当时任公对自己性格与历史地位之评价矣。

再如第十三章最末一段，论学问之有用与无用，稿本初有任公自述治学经历数句，曰：

近世人士多诮此学为无用，吾亦尝附和之。吾年十二三即治此学，嗜之綦笃；十八以后，觉其无用也，弃去，大肆抨击焉。近十年来，始渐悔其所为。

《改造》本刊发时还是初稿本，保留有这几句。后经修改，便删去了，且连着后文也作了较大改动。之所以改动得如此大，估计是听取了三位朋友的意见，且很可能是林宰平或蒋百里。

稿本第二十七章最后所写即章炳麟（附于谭嗣同章之末），今存三行，但又为墨笔勾去，换页重作。仅存之三行文字录如下：

此外犹有一人当记述者，曰馀杭章炳麟。炳麟清学正统派最后之健将也，其学博赡淹贯，综理密微。以言论倡革命，备极劳勚。

可见任公初时对章氏之评述。只可惜后面被换页之文字，不得而知矣（据下一章初稿序号“二十六”三字所在位置可知，还有七行文字）。据前引顾先生与胡适函“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社会上也很有势力。梁先生文中叙得极略，我疑心他是门户之见”——“极略”二字，正可说明任公初稿内章氏并未单独设章。顾先生推测章氏“固然也有门户之见”，“对于今文学派的狂妄加以攻击”，所以任公文内将之“叙得极略”，很可能也是出于“门户之见”。

今稿本第十四章朱笔所补“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两处，《改造》杂志第四号（十二月十五日）刊出时还没有；待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连载最后一部分时，章氏即已单独一章矣。虽则独立成章，实也较为简略，且如“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云，反映出任公对章氏学术认识前后态度之变化也。该章末了，任公评述道：

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任公谓章氏“门户之见，时不能免”，与顾先生所说的“我疑心”任公“是门户之见”对看，可视作最佳之互文解读也。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三）

《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一篇，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二、三、四章《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而言，确实是“颇有所增订”的。如关于康熙二十年之后学风转变的原因，归纳出四条；至于“康熙中年以后，学术上重要的潮流有五支”，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是“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又如讲到晚清思想界之变化，任公演讲时，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起当年故事来，更能吸引听众，故所言内容远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为丰富。且讲演之际，多有加入对时局之评点，如讲到顾亭林“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谓是做人与做学问之标准。——亭林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不意任公话锋突然一转，说道：

据我说，我们五月七日，因为别人强暴，我们不能抵抗，实在算不得国耻；惟独今年十月七日，那般士大夫昧良丧心，堕行无耻，才算国耻！不知他先生若看着这种现象，将作何种感想哩？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将最后通牒一件附解释七条送中国外交部，限四十八小时内“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此即日本逼迫袁世凯签署之丧权辱国之“二十一条”也。时北京商务总会致电各省商会，谓“日本利用欧洲战事，乘我新造国家，提出吞并朝鲜同一之条件，逼我承认。五月七日竟以武力为最后之要求，四十八钟内，倘不承认，立即进兵。……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永存此志，勿忘国耻”。所谓“五月七日”，当指此也。按，中日交涉期间，任公撰有《中日交涉平议》与《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再警告外交当局》、《示威耶？挑战耶？》诸文（后七篇先译成英文刊发，后辑作《中日交涉汇评》，刊于《大中华》第一卷第四、五期）。至所言“今年十月七日”，当指一九二三年曹锟以五千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又以四十万元高价收买国会议长，成功当选总统事，史称曹氏为“贿选总统”。按，任公曾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函曹氏，反对以武力、金钱及其他卑劣手段，争取总统职位，有曰：“最近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根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天下所共见，毋庸为讳也。……公自视威望才略，孰与项城？项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于千夫所指，无病而死。须知亡项城者乃全国人，非与项城争长之人也。弟不避忌讳，敢以极不祥之预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八日，孙中山即下令讨伐曹锟，并通缉惩办附贼国会议员，令曰：“伪巡阅使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背叛民国，罪迹昭著。……悍然不顾天下之是非，其怙恶不悛，自绝于吾民，已可概见。……我同胞将士护国、护法，已历年所，岂能容庇国贼，妄干大位？兹特宜布罪状，申命讨伐，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三十三号《大元帅令》）这就使得历史之研究，有了现实的关怀。

为任公文字作校勘，洵非易事。盖任公所论述者，时代之升降，思想之蜕变，国之大势也。区区之志，并不拟与任公作讼人，然凡事都问个来处，固是读书之道。是耶非耶，其在读者诸君。

钱穆与弟子余英时函曰：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专就其书体制言，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素书楼馀渖》）

钱氏于清代学术、思想史、政治史之研究，盖亦受任公之影响，于同名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可知也。但钱氏也指出了任公“论学内容固多疏忽”这一现实，所以朱维铮先生在校注时，针对任公叙述自己之历史——“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任公《自序》），朱先生反问道：“他是否做到了对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实’？”于是，对任公行文内存在的史实、时间、人物关系、引文脱讹诸多问题，都一一进行了严格的考辨、引证与评述。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九〇四年《新民丛报 》）

如任公《自序》谓“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云，朱维铮先生指出：

据《新民丛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九二章，即题作《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的三节，刊出时间为一九〇四年。以下引文三段，均见于此二章，故“十八年前”说不确，当作“十六年前”。

朱先生于该书校注本之《导读》内，亦曾详考此时间问题，可以参看。按，任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计划写八章，前六章连载于《新民丛报》一九〇二年第三、四、五、七、九、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号；第八章即《近世之学术》，连载于一九〇四年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号，卷首曰：

本论自壬寅秋阁笔，馀稿久未续成，深用歉然。顷排积冗，重理旧业，以三百年来变迁最繁，而关系最切，故先论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续补焉。

该篇第七章后竟未作。又曰：

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

任公所言，盖指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时间，早已拟目，后文且曰：“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故谓“十八年前”，实无不宜。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四）

再者，朱维铮先生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依据的底本是《大学丛书》本，其第十章有一段曰：

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

朱校曰：“谬种，《周易述》原作‘谬说’，《汉学师承记》引作‘谬种’，此当据江书转引。”按，朱校所谓之“江书”即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由于惠栋《周易述》原作“谬说”，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叙述时作“谬种”，所以朱校论定任公作“谬种”必是转引自江书。然则，是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谬说”改作了“谬种”耶？亦非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作“谬种”，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方东树《汉学商兑》、徐世昌《清儒学案》诸书因之，故谓任公“当据江书转引”，似亦不确。再者，核诸任公稿本，此处实作“谬传”，商务印书馆诸本（包括所见之沪四版、渝二版之《大学丛书》本）与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皆同，未详朱先生所据。“传”字显系笔误（与“说”、“种”二字，既不同音，亦不形近），则益不能推定其源自何书矣。

又如第十一章，钞录《孟子字义疏证》之精语，有一条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朱校曰：

此段引文不见于《孟子字义疏证》，而见于《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传》。所述大意，略见于《原善》卷中，现录以资参照：“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于欲也，使一于道义。治水者徒恃防遏，将塞于东而逆行于西，其甚也决防四出，泛滥不可救。自治治人，徒恃遏御其欲，亦然。能苟焉以求静，而欲之翦抑窜绝，君子不取也。君子一于道义，使人勿悖于道义，如斯而已矣。”

两段文字，相异甚多。按，上述文字，朱校虽谓“见于《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传》”，但亦未细考江氏从何处转引来。其实，该段文字出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节本明儒学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新民社发行）

其他如第六章关于《明夷待访录》，说道：

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按，节录《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两篇，印成小册宣传者，实为杞忧公子（据方祖猷先生考证，杞忧公子为孙中山先生之化名），该书卷首序末署“乙未立夏，杞忧公子小引”，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谓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孙中山于日本横滨创立兴中会，“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是知此节本实为革命派之宣传工具也。而任公东渡日本后，曾选编《明儒学案》，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由新民社发行《节本明儒学案》，封面署“黄梨洲先生元著、饮冰室主人节钞”。据该书例言：

良以今日学绝道丧之馀，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以药之，万不能矫学风而起国衰。求诸古籍，惟此书最良。而原本浩瀚，读者或望洋而畏，不能卒业；又或泛泛一读，迷于蔓枝，仍无心得。……故公此本于世，亦为同志略节精力云尔。

并未及“民权共和”之说。而任公后在一九二三年作《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演讲时，却说：

我少年时代，受这本书的刺激狠深。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长沙时务学堂教书，同事诸人差不多每天要谈到这本书。其时这书是禁书，外间无从得到，便集合了许多人，秘密印了几千部，到处送人。大家辗转翻刻，散布了不晓得几万本。中国的革命，与这本书实在大有关系。

至于是“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还是“秘密印了几千部，到处送人”，现在未能找到确切的证据。任公说“在长沙时务学堂教书，同事诸人差不多每天要谈到这本书”，估计是实情。据《湘报》第一百零二号（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登载广告：“本馆新到新刻各种时务书：《明夷待访录》，每部钱一百五十文。”后一百零六号且有附言曰：

院试匪遥，时务书急宜购阅，第恐距馆较远者，购取为难，现寄存南阳街经济书局分售。

第一百零九号又加入“南正街维新书局”分售处。直到第一百五十二号（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在售书目里就不再出现《明夷待访录》了。我们说，任公在长沙时务学堂教书期间，“醉心民权革命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后东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则倡平等自由学说，鼓吹破坏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代学术概论》虽为学术著作，但学术与政治实有深层次之交互的影响，所以，融入了著者生命体验的学术史，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与无穷的想象空间。

任公《中国学术史》五部之撰写，最终稿就两端，一先秦，一清代。《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距今适值百年。而百年来学术之升降与思想之变迁，亦皆受时代与政治之左右，故今日再读任公著作，是重有感焉！

去岁校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即从事《清代学术概论》之董理。不意年初疫情忽起，人心恍惚，时多无聊，前途难卜。至二月十六，复工复产，案牍劳形，平时之思绪，腾跃而复杂。校订工作，直陷捉襟见肘之境地。任公曰“无负今日”，予之爬梳，锱铢必较，一则求其“无负”之心，再者实亦觅静之良方也。其间复得谭苦盦、李成晴、郑凌峰、郭惠灵、辜艳红、陈翔、李碧玉、刘景云、苏枕书、张伟、许庆江、鲁明、姚文昌诸学友之助，或代为校对，或代觅资料；苦盦兄尝为考覆，审核匡正，高论迭出，惠我良多，每曰“相见以诚”，令人感动！昔人曰：“中年以往，朋友难求。”诚哉斯言！岁月如驰，识此以志不忘云。

庚子初秋，俞国林于仰顾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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