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毕业前夕，班主任带我们上五云山，在那棵参天樟树下大家席地而坐，开了一次主题为“我的大学理想”的班会。记得那时我说自己爱读历史书，若能考取大学，最想读的是历史系，可最终我读的却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杭州日报社，自始至终从事新闻工作，直到退休。可见，我并未经过历史学科的专业训练，平时专研一些文史题目，纯属一种爱好。

出于兴趣，我承担过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马扩研究》和《〈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等课题研究。在该中心诸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这些课题最终都得以结题并出版。但我深知自己在文史研究中的不足，一是宏观上缺乏一个明晰的研究方向，二是缺乏扎实的学术功底。说到底，仅仅靠兴趣，文史研究的路是走不好、走不长的。

遇见2014年底创刊的《杭州文史》之后，我的研究出现了变化。

▲姜青青

在《杭州文史》第1辑中，我读到了很多杭州本地作者的文章，如宋涛阐述的杭州书法的诗性精神，郎旭峰对于南宋临安城城垣范围的研究，杜正贤对钱塘故址的考证、陈江明还原的“杭州大学”筹办始末等。也读到了许多外埠作者的佳作，如包伟民论述的宋代州县城市城区布局特点，刘未讨论的宋代城市的“界”，让我颇受教益。同时也生发了一个自问：作为文史爱好者，我可以给《杭州文史》写点什么吗？

正当我对撰稿选题还没个眉目时，接到了《杭州文史》编辑部的邀请，希望我能为该刊“名家印象”栏目做点事，采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民国史研究专家陈红民。人物专访在我新闻工作中是常有的事，我欣然答应。

记得是在体育场路市政协原址的一个会议室里，我和《杭州文史》编辑人员刘建华一起采访了陈红民老师。陈老师在回顾治学生涯时，讲述了他是怎样选择民国史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民国史研究算不上显学，但他就读的南京大学的民国史资源非常丰富，由此产生了想要做好民国史研究的愿景。又讲到了他是如何转向蒋介石研究的，以及为自己确立的一个人生目标：写出一本最好的蒋介石传记，一本能在研究进程中真正留下痕迹的学术著作。我当时想，这样的传记作品不就是优秀史学家孜孜以求的“良史”吗？

采访中有个小插曲。我那时刚读完金一南《苦难辉煌》，非常欣赏作者的文笔，这部书在当时又好评如潮、洛阳纸贵，于是就请陈老师对这书做个评价。陈老师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他认为《苦难辉煌》属于报告文学类作品，在遵循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比较侧重如何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因此就有较多的文学意义上的修辞描写。而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同，有其自己的学术规范，必须严谨而理性，行文叙事不能以文学手法如合理虚构去吸引读者。这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一位史学家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理想。

结束一个下午的采访后，我对陈老师的一番话思考了许久。

我采访的第二位“名家印象”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那是2016年，虞老师来杭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和采访伙伴小刘就在他下榻的西湖边某酒店里跟他聊上了。

虞老师通过引述严复的“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和陈寅恪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等观点，谈论了研究宋史的意义。又说到了他的治学心得，比如只研究宋史是研究不好宋史的，要有以宋史为根据地，以一定的通史知识作支持的意识。

聊着聊着，虞老师结合他的《细说宋朝》等书谈到了如何正确看待文与史、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他见我对这个话题饶有兴致，便打开了话匣子，提出文与史应该是兼容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老辈学人很强调文史相通。史学分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学术功能主要通过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由此他认为，史家可以根据各人擅长而有所分工，或是只写学术专著，或兼顾通俗读物。

这次访谈，对我而言真是胜读十年书！

2017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满陇桂雨的馨香中，我和老搭档小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元史学者陈高华。

陈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结合自身丰富的治学经历，畅谈了元史研究、杭州与“一带一路”关系、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自信等话题。

至今想来，陈先生所说的史学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让我记忆尤深。他说，放眼世界，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为什么？因为史学的有序传承，史家的忠实记录在文明延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而且，像司马迁等史家大多素养较高，记史态度严谨，考证严密，忠于事实，中华历史堪称信史。一些国家甚至因为本国历史文献的缺失，相关研究只能依赖中国的历史记载。我们讲文化自信，史学恰恰就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陈先生认为，杭州是“一带一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在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杭州可谓是在辉煌中走过。而今天重新审视杭州在陆、海丝路中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实际上成为了杭州的一个时代课题。而且，杭州的文化优势是明显的，现在经过学者、专家等的深入挖掘、梳理，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工作积极推进。南宋皇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接下来，同样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好杭州故事，创新表达手段，让国际友人发现、了解和认同杭州文化的美。

良师共话，如沐春风。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与上述名家的访谈，逐渐厘清了自己在文史研究中的方向，即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优长，立足杭州，深耕本土，着力于宋代历史的学术专研和文化传播。

我在有关杭州地方史的学术研究中，时常以陈红民老师所说的严谨和理性来审视具体文章。像“南宋临安府治衙署范围辨正”系列研究的《南宋临安“府学遗址”实为府治遗址》《南宋临安府治南北距离探测及府治教场规模探究》《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诵读书院”说辨正》等文章，涉及本世纪初南宋临安府治遗址及其相邻府学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其发掘报告经过考古专家的审定。而我从有关这两处考古发掘报告中发现，当年对府治“诵读书院”的位置判定和对“府学遗址”的确认，均存在偏差，这导致临安府治遗址的规模和地位被低估。但若要写成辨正论文，很有“挑战权威”的意味。

几经犹豫，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投入了论证。由于此时对文史论文的学术性要求已有较清晰的认识，所以我在撰稿中秉持考证有据、论说有理、实事求是、事实说话的学术态度，以考古发现为事实依据，通过对照文献地图和实测现代地图，推断出府治范围合理的建筑格局和密度。同时，通过对“府学遗碑”上的残留文字进行文献考证，并对这两处遗址发现的建筑方向进行测定，以严谨、仔细、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当年的考古结论作出重新认识和定义，从而还原了杭州该地区考古发现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在此也要感谢《杭州文史》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对于拙文的认可！陈红民老师倡导以执着、严谨、理性的态度守护学术家园，而我上述系列论文得以顺利刊发，我想，应该是这一理念的一种切实反映。

深耕杭州本地，专注两宋文史，并以《杭州文史》等学术刊物上的诸多优秀论文为范本，不断自我学习和实践，这使得我能集中资源和精力出成果。近年来，我陆续发表了《从宋版“京城四图”看临安城基本保障系统的构建》《从长安到临安的流变——对南宋皇城特点和现象的再思考》《千步宫廊雪霁时——宋画中的宋宫印象》《发现南宋三贤堂——宋画〈山水图〉上的西湖史实》《明嘉靖初刻〈西湖游览志〉“宋朝三图”的文献价值》等学术论文。

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传播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在学术研究中，每有新的发现或见解，常会生出广而告之的念头，并记起虞云国老师在谈论文史相通兼容中提到的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为此，一方面我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努力专研，培附学养基础，另一方面也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为己任，努力通过对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出适合广大读者的文史读本。

杭州在两宋时期是全国刻印图书中心，曾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之誉。我尝试着将流传至今、却又深藏馆库的宋版书写成一部普及读物《遇见宋版书》，把宋版书的雕印之用心、借阅之艰难、收藏之机缘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在相关各色人等的悲喜、善恶、情感、品行故事中，展现宋版书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为大众打开了一扇认识宋版书的“窗户”。写作中，我时常想起虞老师在访谈中说到的“我写《细说宋朝》与《水浒乱弹》，所下功夫不亚于专业论著，每句话都有来历，注重史实的精准性……要有己见与新意，寄托人文关怀，传播正确历史知识，传递正确历史观念”。为此，我钩稽考订了大量有关宋版书刊刻、收藏、流布的史料，收集整理了近200幅相关宋版书的珍贵图片，将此作为整部书写作的前提和基础。《遇见宋版书》出版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张抗抗评价道：“这是一部有‘硬核’、有品位的书，给人历史文化的审美与启迪。”这里所说的“硬核”，当是指我在书中对于学术性的坚持和把握。

陈高华先生对于南宋皇城研究和对讲好杭州故事的期待，在我也是言犹在耳，念兹在兹。这些年来，我先后写作了以南宋皇城为主题的三部书。其中《龙飞凤舞到钱塘——南宋皇城寻踪》侧重于史实叙述，通过对文献档案的整理研读和对考古成果的吸收利用，系统叙述了南宋皇城兴衰史，以及南宋临安城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接着出版的《山水之间帝王家》侧重于讲好故事，将真实性和可读性做了一次有机融合。第三种书《天开图画在皇城》注重“品”，从内容框架上设计了层层品读南宋皇城的“游览线”，又从各种细节上搭建层层品赏的“观景台”，并从视觉美感上整合层层品鉴的“影像集”。

这三种南宋皇城的书籍均有获奖，其中《天开图画在皇城》获得的第40届浙江优秀出版物编辑奖（提名奖）评语说：“这部书爬梳整理多种史料，考据南宋画院传世作品还原皇城雕梁画栋、琼林玉树的精致华美之貌，将关于南宋皇城选址、皇宫宫殿构成及营造、皇城政治活动和宫廷生活，以及山水园林和宫苑草木的学术研究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展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山水园林式宫殿，从南宋皇城的兴衰中窥见宋人文化、宋人精神。”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我在讲好杭州故事中的学术坚持和传播特点。

回顾这一切，我的每一项成果都有《杭州文史》给予的学术自觉，都有《杭州文史》里各位师友给予的榜样力量。

谢谢《杭州文史》，我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