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学到文史，相当于从短跑到跨栏 孙昌建 33岁那一年，我换了一个工作，由中学老师变身为杂志编辑，开始了编稿码字生涯。 编着写着，我渐渐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还能写些什么？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我能成为一名诗人或作家吗？因为我是想努力“成为”的，而不仅仅是把做编辑当作一块敲门砖。 这个自我怀疑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读小学中学时期，正好处在特殊时期，真的是没有读过几本书，如果跟鲁迅他们这一代人相比，既无国学根底，又无西学游历，幸好赶上了恢复高考，我们才得以挤入课堂如饥似渴。 但是根底还是太浅太浅了呀，我能写些什么呢？ 一位朋友跟我说，应该写我所喜所爱，他说你不是喜欢看足球吗，你不是喜欢看影碟吗，你不是喜欢咬文嚼字吗？为什么不写写这些呢？ 这倒是一语点醒了我。 足球、电影、流行语，诸如此类的，基本属于流行文化领域的，我的确很喜欢，也能说出个道道来，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报纸和杂志，也都需要这一类稿子，只要你写得与众不同，比如我写中国足球，那时不是已经冲出亚洲了吗，那我就写它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捧了大力神杯回来了。 这就是有点大话西游的风格，但甲方需要呀，甲方就是市场就是读者呀。 于是工作之外，我开始写作专栏，给报纸给杂志，给本埠和外地，包括当时给《作家》杂志、《江南》杂志、《创意》杂志写作专栏，后来出版社编辑看到了之后就联系我，说想不想出书呀？ 再然后也有导演找我，说你对电影好像蛮懂的，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个剧本啊，故事可以从一个女生要离家出走开始。 也有的出版社编辑来找我，说你的球评写得不错，但这种都是速朽的文字，能不能写成长篇小说呀，写校园题材的，发行量一定会是不错的。 于是我开始了新一轮的码字生涯，2003年，我一共出了9本书，三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五部散文随笔，虽然不都是当年写的，不过想想是既可喜也可怕的，可喜的其中有一部长篇这一年中已经是第五次印刷。 古人说物极必反，那时看到电脑都有点恶心了，不过也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作家，能写点命题作文，知道编辑要什么样的文字，也能把人家两千字的文章砍成一千字，即真正是吃上了文字饭，但是那个老的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在拷问着我：我还能写些什么？ 正好在这时，一条新的赛道出现了。 大约是2009年吧，杭州市文联的创研室开始策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图书，这其实也是一个自选动作，当时开了几次务虚会，最后定下写三本书，分别是写杭州的三所名校，一所是浙江大学，一所是中国美院，还有一所即浙江第一师范（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我选了浙江一师。 
从文学到文史，大意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史写作，这个是颇有挑战的。因为文学创作尚可以虚构和想像，而文史写作，那就是要以事实为基础的，得丁是丁，卯是卯，而浙江一师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像经亨颐、李叔同、鲁迅、陈望道、刘大白等大家早就离我们远去了，要采访他们已无可能，包括采访他们的后代都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要写的并不是校史，而是1919年前后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那灿如星辰的先驱和大家，因为当时已初定书名为《书生意气》，这四个字意味着要写出那个时代那一批人的精气神。 怎么写呢，只有先阅读，先搜寻资料，因为浙江一师风潮等史料基本属于五四运动的范畴，也是属于党史范畴，且早已有定论。那史料也不能叫浩如烟海，但的确是要从零开始的。记得那一个阶段，我隔三岔五就跑杭州的几家旧书店以淘我需要的书，而且我也一直认为，旧书店包括网络旧书店，应该是衡量城市文化厚度的一个标志。因为旧书店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至少还能让我们去翻阅。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慢慢悟到文史写作和文学创作不一样的地方，这其中的一点体会是，包括这十几年写作下来，我以为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两个字：注解，即书上的那些注解。以前看某个人的回忆，其注解常常是可看可不看，或者就是一眼掠过，那无非是某段话出自谁的哪本书，但文史写作就不一样了，我得首先去找到这本书，以窥全貌，然后由这本书又会引出许许多多未知的人和事，这样心里才有底，否则只靠某人的片言只语，哪怕是名人之后的回忆文字，有时也是会不“靠谱”的，只有多看多比较，才能进入历史现场，才能慢慢理出一些线索来，且努力去做到去伪存真，去芜存精。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是要进入历史现场，之前人们常说的历史的、客观的看待人和事，也真的慢慢地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体现，比如说如何看待由鲁迅先生早年参与的“木瓜之役”事件，如何看待一师风潮，实际上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早就不同于三四十年前了。 通过写作《书生意气》（2011年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让我对五四前后杭州的教育生态有所了解，具体的涉猎面也从文学扩展到教育，后来又为浙江省档案馆写作相关“八一四档案”的文章，从而接触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的相关史迹，通过大量的寻访，又写作出版了《鹰从笕桥起飞》（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此书采访写作历时三年，于我来说，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从而让我对杭州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书生意气》是在写杭州的文脉，那《鹰从笕桥起飞》是在写杭州的刚毅，而且我又渐渐地发现，这两路又是有相通之处的。 
在写作《书生意气》和《鹰从笕桥起飞》那一个阶段，我又陆续写作出版了《民国有个绍兴帮》《读白：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湖山人物各千秋》《侬是江南踏浪儿》《一川如画富春江》以及关于良渚申遗的题材《中华文明圣地》（与杭州文史研究馆馆员袁明华合作）等书，一直到2024年底，出版了《西湖上的初阳：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年》等文史书籍，同时我还写作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实作品，有的也还获过一点小奖。 从文学到文史，于我就是一种跨越，这个跨越犹如在田径场上从短跑转向了跨栏，以前写诗写文学作品和时尚文章，我只要一冲到底即可，或者是一圈一圈地绕场跑就行，但文史的写作不行，我不敢说自己先要成为文史工作者，但首先我要能越过那些一道一道的障碍才行。 截止到2024年，我一共写作出版了36部文学文史类作品，文学和文史类大约各占一半，后面我会继续沿着这条赛道跑下去，因为在文史领域，我仍是一员新兵，特别是跟德高望重的前辈相比，而且我要从求量转向求质，虽然不敢说要写出什么大作，但继续写下去我还能做到的，那就做吧。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