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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成长与积累 1949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城关镇。1968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成为了一名下乡知青，前往距离城关镇仅四五里地的农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农村生活。这十年里，我不仅参与繁重的农业劳动，从最初一年仅得六分的“不及格”劳动力，成长为能承担重体力活的壮劳力，如挑重担、拉重车等等等都不在话下；我还担任了几年民办教师，上的是历史、语文、地理、音乐等课程，多面手呢。尽管乐器教学能力有限，只能口头哼曲授课，但凭借从小作为文体积极分子的积累，我的教学依然受到学生喜爱。实际上，在少年时代，我有两段与越剧相关的经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时，都曾有机会进入县越剧团，尤其是小学六年级，我参加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楼台会片段的试唱，虽最终未成功进入越剧团，但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独特记忆。当我在农村艰苦劳作的时候，母亲还曾不无感慨当初真应让我去越剧团。不过，我自己却不后悔农村的生活，以为收获颇丰。恢复高考：机遇与探索 1977年恢复高考，我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第一年高考我遗憾落榜，次年，我虽然已在公社担任高中语文老师，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填报志愿时，公社教育干部建议我们报考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以实现“民办教师”向“公办教师”的转变，但出于“美学观念”，我依照《浙江日报》的信息，在之前空着的重点大学一栏等全都填满了，填报的便是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学校。选择历史专业，是考虑到相较于语文老师繁重的批改任务，历史老师的工作负担相对较轻。在北大历史系，我开启了学术探索之旅。当时，班级同学年龄跨度大，涵盖应届生、“老三届”等不同年龄段及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同社会群体，社会经验差异明显，但求学的心思则相当一致。我和班级其他二十几名同学选面向研究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授课老师是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课程中，我接触到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通过自主研读和向老师请教，逐渐深入了解敦煌学。按照老师的指示，我开始敦煌传马坊文书的研读，写的文章被收录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第一辑，这篇《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成为了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  在学习过程中，我凭借良好的视力，在显微镜下辨认敦煌文书字迹时呈现出某种优势，亦曾帮助一些同学录过文，由此在校园里小有名气，甚至被传有“特异功能”。这一“名气”也让我与季羡林先生有了交集。季羡林先生研究“糖史”时，曾由王永兴先生将一份有关“煞割令”（注：梵语“sarkara”的音译，指一种粗糖）的文书录文交给我再读一读。其实这篇文书已经有较为清晰的录文了，但是老师们或许是听到了我的“名声”，还是让我再进行一遍校对和录文。后来，季先生的文章发表，遂邀请我、荣新江、李鸿宾等人吃西餐，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李铮先生作陪。这次用餐不仅让我感受到季先生的亲切，更因季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我的名字，让我在学术之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季先生的学生钱文忠也听闻此事，他在“百家讲坛”谈及季羡林先生的旧事，于是所谓的“一饭之缘”的美谈逐渐被人熟知。
大学任教：传承与发展 我当初在北大求学时，遵循王永兴先生“读书人没有节假日，每天都要读书”的教诲，积极投身学习，除了上课、吃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我知道现在的学生在娱乐方面有很多选择，也很容易上瘾，但还是要合理使用手机，避免沉迷游戏，珍惜在校学习时光，努力追求一流的学术成果。我觉得学习历史不仅能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还能培养大格局，正如毛主席曾说，“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做学问的也要有“做贡献”的意识。我真切地想要看到青年一代能超越前辈，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常和我的学生说，写文章以前有想法是正常的，要努力去证明这个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是天不遂人愿，在这所有的材料当中，突然有一个杂音出来了，发现有跟你先前说的不契合的、相反的情况出现，怎么办？你一定要牢牢盯住这个额外的东西，有的时候“副业变主业”，顺着它下去，可能新的一套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牢牢抓住和你原来的想法、跟所有的材料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方面有所创新。只有具备大格局，才能够有对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和观点。我总觉得做学术一定要有一股“闯劲”，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一种“我要有所创建”的心思。另外，也要努力去挖掘新材料，因为“有新材料才能有新学问”，但不能一味“死磕”，将之转变为一种“约束”，还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总结规律。研究者要有宏大的叙事视野，从小处着手，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希望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未知领域。 同时，我也很关注敦煌学的发展，浙大敦煌学研究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我们学院的建设目标一定是要争取达成一流，要像荣新江在《满世界找敦煌》一书中写的那样，“满世界去找人才”，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促进浙大敦煌学进一步发展，一起建设我们的历史学科。学者简介 
卢向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研究会副会长，获多届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浙江省人民政府奖（社科）、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退休党支部书记，为学院退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获评浙江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正能量之星”称号。卢向前教授长期以来从事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围绕领域内重大问题，主持《8-10世纪政治史研究》课题研究，在《唐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独立专著3部，合著3部。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