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具有优良的学风和深厚的学术传承，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张其昀、钱穆、张荫麟、刘节、陈乐素、谭其骧、向达、方豪、夏鼐、贺昌群等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构筑了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典范。改革开放之后，沈炼之、徐规、胡玉堂、陈桥驿、黄时鉴、梁太济、仓修良、金普森、杨树标、丁建弘、楼均信等学者弘扬求是创新精神，在史学领域继往开来，奠定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新时代、新征程。秉持着做好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目标，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推出“史学人生”栏目，邀请名师校友，讲述他们的史苑故事。回望名家生涯，开启璀璨明日。 本期推送的是胡玉堂教授。 胡玉堂教授简介 
胡玉堂（1918—1988），中国历史学家，浙江慈溪人。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同年考取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学部研究生，1944年7月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史地研究室编辑、讲师，从事西洋上古史、中古史的教学和研究。 1949年8月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校长，1954年2月奉调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62年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1983年晋升教授。 胡玉堂先生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先后为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西欧史学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评论、西欧中世纪史、基督教史、法国古代中世纪史、世界中世纪史专题研究、西方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1979年开始招收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硕士研究生，先后培养10名硕士研究生。 胡玉堂先生对希腊史、罗马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法国古代中世纪史均有研究，早年曾出版过《西洋史简编》《中国史简编》。其治学态度严谨，有深湛的理论修养，能够不囿于旧说而提出新的见解，有理有据，自成一家之言，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他与人合著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还参与编写《世界史大事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世界史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等有影响的工具书。 《胡玉堂文集》序
毛昭晰 胡玉堂先生是我的老师。1946年我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二年级学习时，曾经选修过他开设的西洋通史课。当时先生是史地系最年轻的讲师，他讲的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深受学生的欢迎。 1949 年夏，胡先生被调到著名的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校长，至1954 年初重返杭州任教。当时正值院系调整之后不久，浙江大学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校合并成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史地系也分成历史与地理两系，胡先生返校后在历史系教书，讲授世界古代史及世界近代史等课程。我那时已留校任教，和他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从 1954 年至 1988年，我与胡先生共事三十余年，还曾和他合写一本书。 胡先生待人热情诚恳，我在工作与学习中遇到困难，总是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回想起来，这实在是我一生之幸运。胡先生是优秀的教师，也是严、谨、踏实的学者，他也对世界史的许多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像读中文那样阅读英文的史学著作，掌握丰富的史料与学术动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得以在繁纷的历史现象中高屋建瓴，理清脉络，揭示问题的本质。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总是能抓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例如人类从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之时，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史学家们称之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国家就是从军事民主制发展而来的。胡先生根据恺撒的《高卢战纪》记载的材料和蒙森、奈罗等许多史学家的著述，分析了恺撒征服前高卢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认为在恺撒征服前，高卢人的社会制度己经比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当时军事民主制的形迹虽然依稀可见，但已衰落，而作为文明里程碑的国家虽未真正形成，却已具有雏形。据此，胡先生认为古代高卢在军事民主制和国家形成之间，曾经存在过一个“雏形国家时期”。在《恺撒征服前高卢的社会结构和雏形国家》这篇论文中，他用具体的史料论证了雏形国家的特征，这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与过渡性。胡先生批判了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是罗马人的征服把高卢引入了文明社会，他认为:“恺撒对于高卢的侵略，干扰以至打断了高卢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高卢不被罗马征服，那么它自己也即将跨入“文明时代”。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恺撒征服前的高卢人社会都没有作过具体分析，所以胡先生的这篇论文对研究西欧古代史的人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对社会形态更替问题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写的《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这篇论文里，胡先生大胆地对西欧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革命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把奴隶起义说成奴隶革命，实际上是混淆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概念”，他认为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它不仅意味着旧制度的灭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而西欧奴隶社会中的奴隶阶级并不是一个体现新生产方式的阶级，奴隶起义不能使新的封建制度取代旧的奴隶制度，所以在西欧的历史上有奴隶起义，但没有奴隶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也不存在奴隶革命。胡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批评了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奴隶革命”的说法，这种坚持独立思考，不看风使舵的学术风骨，令人十分敬佩。 胡先生对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写的《西欧封建社会应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及《中世纪西欧的政权、教权和封建制度》等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读了不仅使人增长知识，增长知识，还可从中学习到研究历史的方法。胡先生在晚年对基督教史的研究下了很深的功夫，他的论文《历史上的耶稣》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香港《鼎》杂志曾全文转载。在这篇论文里，他根据古代许多史料进行分析，认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提出福音书中有两个耶稣的形象，一个宣扬对统治者压、迫者卑躬屈膝、妥协顺从，强调爱敌人；另一个则主张通过暴力斗争，推翻统治者与压迫者来促使“天国”的实现。 胡先生从公元 1 世纪前半期巴勒斯坦的历史条件、人民运动和教派活动的史料进行考察，认为第二个耶稣的形象是真实的耶稣。耶稣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是饱受压迫的犹太下层劳苦大众的领袖。这一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篇论文中，胡先生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人民的斗争不得不和宗教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所以应该透过宗教的外衣，对这种斗争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古代的巴勒斯坦，与犹太教无关的政治斗争是不存在的，不能因为耶稣及其信徒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否定其人民运动的性质，抹杀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这样的论证使人很受教益。有些研究基督教史的外国学者则认为胡先生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基督教史学家的挑战，可见这篇文章的分量。 作为学者，胡先生的研究十分精专，而作为教师，他又是多能的。就我所知，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的课程有世界古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西欧史学史、基督教史、法国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西方史学名著选读等。一个人开设这么多的课程，真是令人惊叹，更不用说他讲课时开阔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了。 最近，胡先生的长子胡大林先生和他的几个妹妹要为父亲出一本文集，请浙江大学的严建强先生主编。胡先生的研究生陈钦庄和庞易民协助搜集资料，内容包括胡先生前写的论文及一部分讲讲稿。大林要我作序。我是胡先生的老学生，为恩师的文集写序是义不容辞的，惜我耄耋之年，思路迟钝，文笔拙劣，勉力为之，写了这样篇不像样的文字，实在愧对恩师。
（2011年10月16日）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