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田先生的学术成果，在座各位比我更加了解。但各位之中，可能只有我一个是叫着“田叔叔、李阿姨”长大的。罗新说“今天大家聊聊天”，我就说一点个人的表浅感受。

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去世十年了，直到今天，印在我眼前的一幕一直无法忘怀，也是让我深感遗憾的。2014年国庆节，十月二日，我和我姐姐邓可蕴一起去看望田先生，当时聊得十分畅快。告别出来，我和姐姐走出楼门，忽然听到楼上在喊“可蕴”“小南”，抬头看去，原来是田先生打开厨房后窗，伸出头来喊我们。我以为是落下了什么东西，却听田先生说：“可蕴、小南，你们还要来啊！”我们赶紧点头答应。

从来没有见过先生这样殷切的叮嘱与期盼。离开的路上，我们就商量说，到元旦或者春节，再来看望田先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心中无比后悔。

十二月二十五日得知先生过世，去系里灵堂祭拜，田立跟我说，在田先生的联系人笔记本上，他的学生后面，紧跟着的是我们姐妹，顿时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田先生的“直系”学生，但我在本科时选过田先生的课，后来经常得到先生的指点，也应该“算是”田先生的学生。先生课上讲的很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他当时讲到并非一手史料的《资治通鉴》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讲到宋人编纂的《西汉会要》对于研究汉代历史的作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课上问，一份茶叶是要冲一壶茶，还是应该沏一杯浓茶？这“浓茶”说，体现着学人的境界，更让我至今不敢忘记。 

1985年，北大开始招收博士生。两年后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嘱咐我在职报考博士，这样将来才能在北大立足。漆先生想到我的顾虑，于是给田先生写信，请田先生指导我，做我的导师。田先生也为此专门找我谈话。当时我孩子小，宗成出国留学，父亲年事已高，家中诸事需要照料，于是跟田先生说明情况，没有报名。先生也很理解。

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跟田先生说，看的材料多了，但不知怎么，更不敢动笔写文章了。先生拍拍我的手背，说：“这就对了。”先生话不多，沉静中自有一种力量，逐字逐句传递渗透到学生的心中。 

▼ 1992年3月，邓广铭（右二）与刘凤翥（左一）、邓小南（左二）、田余庆（右一）在朗润园。

2002年前后，田先生多次跟我说：受到系里培养多年，应该为系里做些事情。我明白先生的意思，但是一直不敢接下这个话头。不过，这种沉甸甸的嘱托，始终在我心中不曾放下。

田先生与我父亲之间，有超越普通师生关系的亲密感。解放前我父亲在校长办公室兼职，军警要入校逮捕进步学生，名单上有田余庆，于是我父亲赶紧托人通知他转移，田先生一度藏身于东厂胡同一号教授住宅中，后来到了解放区。田先生曾经说，当年我父亲送给他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一直放在手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光明日报》委托，我父亲和田先生、陈庆华、张寄谦等几位先生一起编辑《史学》版，经常出入于中关园一公寓 204号（我家当时还没有搬到朗润园），田先生曾经深情回忆过那段时光。1974年“批儒评法”，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田先生受命通知我父亲撰写大字本《王安石》，上面要求限期交稿，我父亲听了，立时眩晕呕吐。当时家中完全没人照料，是田先生扶他躺下，帮他清理了房间，也设法“回复”了此事。即便在那种“非常”的政治环境中，师生之间的情谊依然还在。 

2007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事，其后为中古史中心主任换届事，我们都曾经麻烦田先生，也都得到先生的具体指教。

先生过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先生的尊严》。田先生在我心目中，是始终秉持学者尊严的前辈，也是温文儒雅的长者。这种风范，是我们后人应当用心体会，用心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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