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首科，显冠学徒。

不迁不贰，乐道以居。

食埃甚忠，在陋自如。

宜称贤哉，岂止不愚。

“宝者，印也。印文，信也。”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时，需要钤印以示真实可信。宋高宗用印制度与北宋相比，尤其是与父皇赵佶相较，可谓俭省。正如他评价颜回，“在陋自如，宜称贤哉。”我国古代印章使用历史十分悠久，《南村辍耕录》扼要回顾了早期用印制度：

《周礼》玺节，郑氏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许慎《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徐锴曰：“从爪，手爪以持信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臣下玺始称曰印。汉制：诸侯王金玺。玺之言信也。古者印、玺通名。

宋代皇帝用印制度基本沿袭前朝，当代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宋代内府收藏印的使用，内府收藏用印以宋徽宗最为讲究，学者归纳总结，认为存在宣和七印钤盖规律。与宋徽宗时期内府收藏用印制度法度森严不同，绍兴年间内府收藏用印情况相对简约，但也有一定规矩可循。王耀庭先生在《宋高宗书画收藏研究》中对“绍兴书画印记式”的现存印鉴情况进行分类汇总记录。牛克诚先生通过积累丰富的印鉴资料，在《绍兴御府印的形态学研究》一文中辨识了“绍兴”连珠印、“希世藏”印、“内府书印”印及“睿思东阁”印的印文形态，分析了单印、二印、三印及多印的绍兴印组合的特点，探究了各印钤盖的标准位与非常位，从而初步确认了绍兴御府印在印文、组合、位置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格式。南宋沿袭北宋崇文抑武政策，宋高宗不仅爱好书画收藏，对于书法创作更是兴趣浓厚，并且成为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下面笔者就根据其流传至今的作品，结合史料记载，谈谈宋高宗书法用印制度。

宋高宗书法用印主要应用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行使皇权，发布文书，需要钤盖宝印。北宋初，玺印皆称为印，雍熙三年（986），改印为宝，并销毁旧印。南宋沿袭旧制，称印为宝。

北宋皇室历年制作的文书用宝在靖康之难中绝大多数被金国掳掠，“惟‘大宋受命之宝’与‘定命宝’独存，盖天意也”。处理朝政所需，宋高宗重新制作三方文书用宝。建炎初，始作金宝三：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祭祀词表用之；二曰“天下合同之宝”，降付中书门下省用之；三曰“书诏之宝”，发号施令用之。绍兴元年（1131），又作玉宝一，文曰“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又得旧宝二，历世宝之，凡上太上皇尊号、册后太子皆用焉。（绍兴）十六年（1146），又作八宝：一曰护国神宝，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为文；二曰受命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三曰天子之宝；四曰天子信宝；五曰天子行宝；六曰皇帝之宝；七曰皇帝信宝；八曰皇帝行宝。藏之御府，大朝会则陈之；上册宝尊号、册后太子、大礼设卤簿，亦如之。综上所述，根据《宋史》记载，宋高宗在位期间，文书用宝有旧宝两方，新宝十二方，各自用途有具体规定。从材质而言，既有玉石，也有黄金，由此可见，玉石不是最高等级文书用宝的唯一用材。文书用宝材质的选择与使用频率和耐损指数有直接关系，使用频率很低、耐损要求低的八宝，采用玉石制作；使用频率很高、耐损要求高的玺印，如“书诏之宝”等，使用黄金铸造。

上述文书用宝印文，笔者仅见“书诏之宝”印押于《殄灭群寇敕》（曲阜孔庙藏碑）、《高宗手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宋高宗时期文书，其他印文尚不得见。

宝玺的正常交接，是合法承继大统的象征，如无特殊情况，继任君王会继续使用上述宝玺。如宋孝宗在《行书答虞允文敕书卷》（四川博物馆藏）、《乾道御札二通》（台北林氏兰千山馆藏）中钤盖“书诏之宝”印文与宋高宗时期所用宝玺印文一致。

除上述常规宝玺外，宋高宗在位期间，还制作了一些用于处理朝廷军政事务的玺印，如宋金和议之前，留存文书中较为常见的玺印有“御前之宝”。

使用“御前之宝”的文书，有《佛顶光明塔碑》拓片（日本宫内厅藏）、赐岳飞手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赐岳飞批劄卷（台北林氏兰千山馆藏）等。

绍兴年间制作完成的文书用宝为承继大统的南宋诸帝接续使用，销毁旧宝，重新制作的情况所见史书无载。

其二是宋高宗题写书法完毕，需要用印以示皇帝所书。宋高宗题写书法有两种情形，情形之一是在内府收藏书画作品上题跋，宋高宗对于鉴定认为十分重要的藏品，往往会兴之所至，题写与书画内容相关的跋文，并钤盖玺印。跋文形式不限，既有长短不一的评语，也有格律不一的诗词。书体形式不限，既有楷体，也有行书、草书。钤盖印鉴完全不同于书画收藏印，使用的多是体现皇帝御书的名章。例如辽宁省博物馆藏《跋曹娥诔辞》中，在一长段跋文的右上方钤盖引首章“御书”玺印，在文末左下方书写“损斋书”三字，然后上压“损斋书印”玺印作为名章。仔细揣摩，这两方玺印的钤盖其实打破常规。常理而言，“御书”与“御书之宝”“御书之印”等同，作为书者名章使用。就此跋文而言，此印钤盖在左下方“损斋书”三字上方才属合情合理。而“损斋书印”作为斋号章性质的引首章，钤盖在右上方，才是中规中矩。或许是因为两方玺印形制上一庄一谐，尺寸一大一小，如果互换位置，视觉上不协调，故而作此处理。从已有题跋的钤印情况看，这幅作品的玺印钤盖是最为特殊的。但是与绝大多数题跋钤盖单印的情况相比，这是书法创作中有组合钤印的典型案例。

通常认为天子用印一定在上半部分，甚至达到极顶位置。但是具体到每幅作品，印鉴位置居中还是居于极顶，是否存在暗中遵循的规矩？从所见实例看，如收藏作品并无本朝先帝如宋徽宗内府收藏印，但是已经有其他人钤印，则宋高宗所用代表皇帝身份的印鉴，如“乾”卦圆印或者“御书”“御书之宝”玺印往往在极顶位置，以显示天子至尊地位。例见辽宁省博物馆藏周昉《簪花仕女图》、《跋曹娥诔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唐《长夏江寺图》等。在已有先帝代表皇帝身份印鉴的前提下，跟随在相应位置钤印。如果在居中位置，则跟随在相应位置，而不论其他人钤印位置。例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王维《济南伏生图》右上角宋徽宗“宣和中秘”印的右侧钤盖“乾”卦圆印、上海博物馆藏王献之行书《鸭头丸帖》居中位置宋徽宗双龙印，宋高宗“御书之宝”玺印也在居中位置。从这个方面来看，体现出对先帝的追随与致敬。《绍兴御府书画式》记载：“应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王耀庭先生认为这个做法令人不可思议，有乖孝道。从前述书画作品收藏印的钤盖规矩看，似乎并未显得如此有悖伦常，反而是情深意长。

第二种情形是宋高宗书法创作，书毕于文末钤盖玺印。宋高宗酷爱书法，毕生习书不辍，留有大量墨宝传承至今。从常见的题款赐赠臣僚书法作品来看，宋高宗书法用印以单印为主，在位期间所用印文内容主要是“御书之印”“御书之宝”“御书”之类的名章。从用印数量看，即使是长篇大作，也鲜有使用多枚玺印组合分布，例如杭州孔庙收藏的《中庸》碑石，整篇长文仅在文末钤盖“御书之印”。

这枚“御书之印”的使用情况，笔者仅见于杭州孔庙石经阁《中庸》碑石文末。此印未见墨迹本，从碑刻中无法确定是朱文还是白文，但是从已有“御书之宝”玺印的常规制作情况推论，当为朱文。印文书体有别于常见的九叠篆，采用古文形体。由于南宋太学石经《中庸》的创作时间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因此玺印的钤盖年代也就得以确定。“（绍兴）五年乙卯九月赐汪应辰以下御书石刻《中庸》篇。廷试毕，赐御书，自此始。（绍兴）十八年戊辰六月三日御书《儒行》篇赐进士王佐等。（绍兴）二十一年辛未五月赐赵达等《大学》。（绍兴）二十七年丁丑赐王十朋等《学记》。（绍兴）三十年庚辰四月赐梁克家等《经解》篇，皆就闻喜宴日赐之举故事也。”如《玉海》所记，《中庸》是遵循祖宗故事例行公事的作品，创作于绍兴五年（1135）。

宋孝宗时期搜寻《中庸》等五篇作品补充入南宋太学石经，是否会选用宋高宗曾誊抄《中庸》另赐秦桧等人的版本？笔者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一则性质不同，所选其他作品都是专门赐予新科进士的御书。二则秦桧势力在孝宗朝遭到清洗，选用宋高宗赐予他的《中庸》御书，与政治背景不符合。

在留存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御书之宝”玺印，如杭州孔庙藏《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中，在文末钤盖“御书之宝”，而且整篇长文仅钤印一枚。

根据《玉海》记载，《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内容分两次书写，第一次是绍兴十四年（1144）书写“宣圣赞”，并“揭于（太学）大成殿刻石”，第二次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书“七十二贤赞”亲札刊石。因此“御书之宝”玺印的钤盖时间在绍兴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之间。“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臣僚言：望诏有司奉安石刻于国子监，为不朽之传；仍造碑本，遍赐州府军监学校，用彰右文之化。从之。”这方玺印钤盖时间大致确定，同时也为笔者利用玺印判断作品真伪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会昌九老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高宗题诗二首，诗文末尾题写“赐从乂”，上有“御书之宝”玺印。篆体，朱文，文字线条纤细柔软，边框较厚。与孔庙碑刻玺印主要区别在于御字右边偏旁部首的下部短横没有向下弯曲，一竖不与竖弯钩相连，且有细微自左向右倾斜角度。中间偏旁部首第一短横并非水平横画，而是左右两端有一定倾斜姿势。

李唐《长夏江寺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高宗题款“李唐可比唐李思训”，上钤“御书之宝”玺印，篆体，朱文。印文与《会昌九老图》用印十分近似，可惜印面漫漶严重，仅御字较为清晰。放大仔细对比，御字右边偏旁部首的一竖呈垂直状，中间偏旁部首上部短横的倾斜角度略有不同。

杭州孔庙收藏《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有宋高宗题写赞词，其中镌刻“御书之宝”玺印，篆体，由于未见墨本，不能确定朱文白文，但是推测当为朱文。印文与《会昌九老图》《长夏江寺图》钤盖“御书之宝”玺印十分近似。印鉴刊石毕竟不同于钤盖纸张绢帛之上的复印效果，另外御字中间偏旁部首第一横采用水平短横。

徐邦达先生曾举一个案例来说明确实存在一些看似是同一方印却在部位上往往会略差一些，对不起来的情况。他举例说有一副沈周画的黑牛册页真迹（《卧游册》之一），在款题下印了一方“启南”朱文印记，又在右下角钤上同文同样大小的一印，篆法大致也差不多，就是笔画部位上少有参差（当然不是一印的重钤），这就无法说哪是印真，哪是印伪，更不能从它的印文身上来帮助区别那幅画的真伪了。关于这三方印，是否存在真印、伪印，尚难判断。而且也不确定，是否为一印的重钤。

宋高宗在位期间曾先后制作多方“御书之宝”玺印。宋高宗赵构《高宗赵构书白居易诗》，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被认为宋高宗的大字行书代表作，由六张纸拼接而成，每个接缝处均骑缝钤押“御书之宝”印，卷尾钤押“御书”葫芦印和“御书之宝”印代替落款。印面小的“御书”印鉴在印面宽的“御书之宝”玺印之上，或许印证前述钤盖不同印鉴时的一个规范。根据作品呈现出融合黄庭坚书体和米芾书风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创作时间当较早，“此书的书写时间当在绍兴三年前后这段时间里”。所钤玺印相应也属于早期制作。

题款书写纪年的有《真草孝经》碑（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藏），作品书写时间为绍兴九年（1139），《王献之行书鸭头丸帖卷》（上海博物馆藏），作品书写时间为绍兴庚申，即1140年。比对印文书体，《赐亿年七言律诗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钤印为同一玺印。篆体，朱文，文字线条与边框粗细一致。据此可知，此“御书之宝”玺印制作年代稍晚。

《秋江暝泊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题款“秋江烟暝泊孤舟”左侧钤盖“御书之宝”玺印，篆体，朱文，文字线条与边框粗细一致。印稿设计风格与上引玺印相似，虽然略显模糊，但是“之”字的九叠篆开口朝向与前面所有“御书之宝”玺印相反，可知这是一枚完全不同的玺印。由于缺乏年代信息，制作时间无考。

综上所述，宋高宗题写书法作品用印以单印为主，且主要是在文末使用名章，偶尔出现一印多用或者二印组合情况，钤盖位置符合约定俗成的书法作品用印规范。“御书之宝”“御书之印”玺印可能限定为皇帝在位期间使用，禅位之后，不能继续沿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李心传所说皇帝批示文书存在代笔情况以及钤印制度的记载，常为今天研究者引用。但是对照前述实例，与宋高宗处理文书的用印方式大相径庭。“禁中处分事付外者”皆用御宝，如果是指印文末尾皆称为宝，此制度由来已久。如果是指印文皆称为“御某某宝”，则与前引《宋史》所载“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三枚金宝印文不符。除“御前之宝”曾用于处理朝政外，沿用时间较长的“御书之宝”玺印多用于书法作品。而且单独用押的现象几乎没有，留存文书往往同时用宝与用押。故而笔者认为，李心传所论近世，可能并非谈论宋高宗时期情况，而是南宋中后期皇帝处理文书用印制度。由于上述用印的年代信息基本有据可查，今后出现相同用印的作品，即可据此参考判断创作时间。

出于防伪和体现区别之需，继任皇帝往往重新制作同样印文的玺印。宋孝宗书《赐曾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钤盖“御书之宝”设计印稿与宋高宗钤盖于《鸭头丸帖》上的同文玺印十分相似，但是仍然能够察觉细微区别。宋孝宗使用玺印的“御”字右边偏旁部首起笔与边框连接，而宋高宗的玺印则断开。“之”字底部横画，宋高宗所用玺印要短一些，宋孝宗所用略微长一些。

综上所述，宋高宗文书用宝沿袭“八宝”旧制，几无新增用宝。艺术创作时的用印制度简单明了，除“御书之宝”印文的印石在位期间重刻次数略多，其他如“御书之印”“御书”等印文的印石数量极少。宋徽宗在位期间制印数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天眷元年（1138）九月编类到宝印圭璧下项”中，从宋徽宗宫廷内搜刮到的玺印有“玉宝十五面，并获于宋”“金宝并印八面，获于宋”“金涂银宝五面，并获于宋”“图书印三十八面，并获于宋”。宋高宗自述“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虽然习书不辍，但是用印方面堪称简省节约。这与宋高宗反思靖康之难，将宋徽宗治国理政之失归咎为“丰亨豫大”、奢靡无度有密切关系，《宋史》论及宫室制度时直言不讳：“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训。”历历在目的前朝教训，时刻警醒着宋高宗。“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宋高宗、宋孝宗时期贯彻去奢崇俭的指导思想可谓不遗余力。书法用印制作数量之少，钤盖玺印数量之少，也是在艺术领域贯彻去奢崇俭思想的反映。此外，玺印仿制现象并不因之而有所减少，通过对比辨析可靠性高的玺印与存疑玺印的异同，有助于鉴定宋高宗书法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