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曲江》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后人常以此句极言享长寿之难。确实，古人的医疗条件完全无法与今人相抗衡，想要平平安安活到七十、八十、九十，乃至百岁，是有一定难度的。民国时，余杭有一位长寿老人，不但古稀之年健壮如飞，更是活到九十一岁高龄才仙逝——他就是人称“和叔先生”的余杭耆老孙树礼。

孙树礼（1846—1936），字公履，号和叔，晚号踽叟。余杭县县城（治今余杭区余杭街道）直街人。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选授慈溪县学教谕。长期活跃于杭州教育界、慈善界、银行界，又熟识地方掌故，著述等身，享有极高声望，民国时被聘为清史馆名誉协修，可谓年享大耋、文名炳耀。 

一、姚江望族 南苕分支

余杭孙氏原本修有家谱，然而多方寻找，始终无果，或许已经损毁无存。不过，孙树礼在考中举人之后，曾刊刻过一份朱卷，在这份朱卷的履历部分，详细记载了孙氏家族族源以及定居余杭以来的世系情况，是研究余杭孙氏家族历史最为原始的文献。

孙树礼为余杭孙氏第十七世，其始祖为明代余姚人孙亮。据朱卷记载，孙亮字子明，南山公次子，忠烈公孙燧胞伯。歆慕洞霄山水之胜，游历余杭，遂卜居于苕溪之南。明代中期以后，余姚逐渐形成孙、王、吕、谢四大望族。孙氏祖籍睦州，五代时迁居余姚县梅川乡烛湖（今属慈溪市横河镇），世称孙境孙氏。明弘治六年（1493），十七世孙孙燧（1460—1519）考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等职，在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时，殉难于宁王之乱，朝廷赠礼部尚书，谥“忠烈”，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忠臣。孙燧后人人才辈出，长子孙堪（1482—1553）中嘉靖五年（1526）武会元，三子孙陞（1501—1560）中嘉靖十四年（1535）榜眼。孙陞长子孙鑨（1525—1594）中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幼子孙鑛（1543—1613）中万历二年 （1574）会元，殿试二甲第四名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孙燧次子孙墀之孙孙如游（1549—1625）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以礼部尚书身份主持三起国丧、两次新皇登基、册立太子、建造帝陵，以及处理明末三大案中的红丸案、移宫案，深得朝野赞誉。告老还乡时，加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恭。

慈溪学者王孙荣说，因余姚孙氏声望卓著，明清两代浙江许多孙氏宗谱都号称自己家族迁自余姚，是孙境孙氏之旁支。关于孙亮迁居余杭一事，笔者暂时未能在民国时所修《余姚孙境宗谱》上找到记载。不过，余姚家谱上没有记载，不代表一定无其事，本文姑置不论，而孙树礼朱卷对孙亮迁居余杭之后孙氏世系的记载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疑点，孙树礼朱卷中说孙亮是孙燧的伯父，以余杭孙氏世系相印证，年代上相差较大，似乎并不准确。孙树礼胞侄孙祖燧考中举人后所刊刻的朱卷中，介绍孙亮“字子明，余姚南山公后裔”，或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故而删去了孙亮为孙燧胞伯的记载。何奏篪《和叔亲翁同年大人八秩晋三开九旬大庆寿诗》中说：“君（孙树礼）始祖子明公，于洪武三年由姚江迁余。”记孙亮为元末明初人，较为可信。

孙家治（1818—1889），字顺盦，余杭孙氏第十六世。少年好学，博览群书，孙尧锟因家中生意乏人打理，而孙家治为长子，故而令其放弃科举，跟随自己学习经商之道。孙家治天资聪颖，候时转物，操赢制余，多有盈利而少亏欠。与同乡沈子恒、汪元方等友善，汪元方曾为其援例授参军，孙家治耻不以科第进，婉谢不就，并对诸弟说：“我不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你们要以此自勉。”于是聘请名师教授诸弟与其子，孙氏家塾之盛，一时在余杭无人能敌。同治三年（1864），命其长、次二子入都应京兆试，未能考中，汪元方欲为援例官京师，以书相告，孙家治急去信将二子叫回，汪元方笑道：“此老仍坚持以前的说法吗？真是崛强如昔呀！”孙家治娶何氏，乾隆六十年（1795）余杭举人何锡衮孙女，生四子：孙树仁（1838—1888）、孙树义（1842—1918）、孙树礼、孙树智。

二、少年向学 大器有成

孙树礼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初二日巳时，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二十日亥时。当其初出生时，其父孙家治因孙氏世代习儒，自己不得已而从商，故而对孙家子侄寄以厚望，希望能够重振家声，求取功名，遂延请名师，开设家塾，一时弦诵之音不绝。

孙树礼生而颖悟，咸丰十年（1860）年仅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安徽全椒名士薛时雨曾点评其文，有“乾坤清气得来难”之语。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咸丰三年（1853）进士，授嘉善知县，官至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去官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江宁尊经书院、惜芳书院等，门生甚众。

太平军攻陷余杭，孙家治率领家人外出避难，遍历江苏、江西各地，后流寓上海。同乡多废学，谓读书无用，独有孙氏子弟例外，依然从名师授读。及战乱初平，返回故土，虽历尽艰辛，而孙家子弟已俨然有头角峥嵘之势。同治九年（1870），孙树礼补廪贡生。余杭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残破萧条，兼之孙树礼学问日有所进，为了更好发展，光绪三年（1877），孙家治命其携带眷属迁居杭城。先后在许增及应宝时家当塾师，教其子弟读书。许增（1824—1903），字益斋，一字迈孙，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清末学者、藏书家。喜勘订书籍，所校刻《唐文粹》精核无比，辑有《榆园丛刻》《娱园丛刻》。尤爱书画，收藏丰富。应宝时（1821—1890），字敏斋，浙江永康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至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有惠政。

孙树礼的教读生涯时间并不长，不久就应聘到文澜阁董理藏书，又去普济堂管理日常事务，不辞劳苦，终日奔波在外。光绪六年（1880），孙树礼被选为恩贡生，授职教谕。光绪十一年（1885），在九次参加浙江乡试不利之后，孙树礼终于在四十岁的年纪，考中第三十四名举人。其父孙家治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子孙后辈能够以科举正途起家，孙树礼考中举人，让这位垂暮之年（虚龄六十八岁）的老人欣慰不已。而孙氏子孙在孙树礼的带动之下，短短十数年间，又有三人先后考中举人：孙树义，中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孙祖燧、孙祖烈，中光绪二 十八年（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孙祖燧为孙树义之子，孙祖烈为孙树礼之子。 

三、致力乡邦 功在杭城

孙树礼考中举人之后，曾两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没能如愿，遂绝意仕进，一心致力于乡邦事务。先后任浙江学海堂、诂经精舍、崇文书院监院，余杭龟山书院院长，浙江官书局分校，杭州府志局、余杭县志局分纂，文澜阁正、副董事，海运沪局绅董，同善堂、普济堂、仁钱劝学所总董，浙江谘议局议员，杭州正蒙两等小学、杭县第三高等、第五初等小学校长，杭县教育会副会长，浙江学务公所图书科副科长。

在杭州府志局供职时，承纂《列女》部分，积稿盈尺。任浙江官书局分校时，潘衍桐任浙江学政，孙树礼建议刊印《两浙金石志》《两浙防护录》《两浙輶轩录》等书，后来潘衍桐决意编辑《两浙輶轩续录》，孙树礼与兄孙树义不遗余力，采访校正，极力辅助潘氏完成此项工作。任文澜阁董事时，丁丙兄弟主持阁书补钞工作，孙树礼从湖州陆氏皕宋楼、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卢氏抱经楼借钞秘笈，以补阁书，诸多寒士借抄书获取报酬为生。任普济堂董事时，无论寒暑，每天必数次到堂中处理事务，上下杂役人等无人敢营私舞弊。普济堂收留鳏寡孤独及病人五六百人，常以咸菜、干菜等下饭，孙树礼令人开垦堂后地数十亩，作为菜地，种植新鲜蔬菜，又向绅士、富人乞求施舍鲜肉，用以保证堂中供应新鲜食物。杭州城在太平军占领期间，因战乱而死伤者颇众，乱后官府及民间建有多处义冢，时日迁延，义冢多有塌陷者，一些穷苦百姓乘机开垦田地，导致白骨四处暴露，孙树礼心痛不已，募集资金，重新修筑义冢，自艮山门右旋至清泰门而南，修建多处。每年年底又募捐纸钱，环城焚化，以图超度冤魂。杭州天水桥为元樊执敬殉节处，以前曾有专祠，岁久泯灭，孙树礼请于丁丙，修葺打芝巷口房屋，用以祭祀樊执敬，并辑《樊公祠志》二卷以志其事。樊执敬（？—1352），字时中，郓城人，元末官员。为人机敏，性情直爽。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1352）死于元末农民起义军攻打杭城之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孙树礼选授慈溪县学教谕，当年冬天上任。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奉调回杭，仍暂主正蒙学堂，不久又兼任仁钱劝学所及学务公所、三善堂总绅士事。孙树礼深知教育对于民众的重要性，因此对开办启蒙教育不遗余力。正蒙学堂是普济堂开设的义塾，孙树礼掌管校事，六年之间增开两所，就学名额增加至四百八十名。租赁观成堂房屋，开办观成小学。又以机捐、绸捐之资金，在城内上、下机神庙各设小学一所，城外设机业第一、第二、第三凡三校。里绅闻风响应，陆元鼎、章廷纶等首先捐资，嘱托建学，于是又设辅仁小学于觉苑寺、宗阳宫、灵隐山门，设众安小学于众安桥、岳庙。

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临海人何奏篪就职刑部，时荣庆（1859—1917）任学部尚书，调何奏篪入学部，以善办学务之人才相询。何奏篪称办学不难于才，而难于识；不难于识，而难于品。只有“才、识、品”三者兼具，才能办学有成，浙省孙树礼即为其人。荣庆致电浙江巡抚，欲调孙树礼入京，又令何奏篪数次写信相邀，孙树礼认为部郎委蛇牵掣，不合时宜，遂以衰病为辞婉言谢绝。何奏篪（1861—1930），名天乙，一名奏篪，字光熊，号见石。浙江临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顺天乡试举人，仕至甘肃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弃官归隐临海。

宣统元年（1909），云南石屏人袁嘉谷任浙江提学使，与孙树礼过从密切。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近代历史上杰出学者。光绪癸卯（1903年）进士，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民间以“特科状元”称之，誉满海内。1904年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次年回国，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辛亥革命后离浙归滇，民国时曾任云南省参议员、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国文教授等。纂辑《云南丛书》。孙树礼奉袁嘉谷之命，编纂文庙掌故，允称善本，可惜未及刊印，但存稿本于使署，焚毁于辛亥年兵火之际。袁嘉谷又因孙树礼掌管仁钱劝学所有成，升其为浙江学务公所图书科副科长。

宣统三年（1911）秋，浙江光复，成立军政府，孙树礼闻变，心生惧意，出奔上海。待形势有所缓和，汪曼锋写信招邀孙树礼回杭继续办小学，孙树礼开始不想返杭，后来在夫人沈氏的劝说下接受汪曼锋之邀。浙江财政厅长檄吴宪奎办理登记，吴宪奎以余杭县嘱托孙树礼，沈氏认为本籍非亲即故，登记实难进行，劝说孙树礼不要接受，孙树礼遂推举同乡王堃以自代。民国肇建，孙树礼先后出任杭县自治学务委员，杭州中国银行文牍股股长，代理北京中法实业银行文书员，德华银行清理处代理第三股股员。孙家有为善之传统，当太平军败亡之初，杭州大饥，米价飞涨，孙家治视籴为粜，每天散米数百石，民赖以生存者无数。孙树礼行善不亚于其父，每当除夕之际，约好友募集米券，携带金钱，行走于陋街穷巷，见贫户不燃灯烛，知道其家不能度岁，就将钱米抛入院中。其他如施药剂、刊医书，用以寿世佑民之事，更不胜枚举。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 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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