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

■ 著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采写 | 肖舒妍

近年来，一股“宋史热”蔚然成风，无论是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还是以宋史为题材的大众历史书籍，都能收到观众、读者的热烈反馈。更有写作者自诩“宋粉”，大力宣扬宋朝的“现代化”，称其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得到一众拥趸。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小南，在参加某次新书座谈会时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曾有媒体编辑邀请她谈宋史，并告诉她，凡是讲宋史的书都能卖到20万册以上；而刊登邓小南采访的这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题名为“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得知这个专题名称后，邓小南找到这位编辑说，“我们对宋朝有爱也有恨”，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并不合适。

研究宋史三十余年，邓小南却绝非“宋粉”。在她1985年选择宋史作为硕士研究方向时，宋朝在大众观念乃至历史系学生的眼中，都是一个积贫积弱、“窝囊”的朝代。同学们大多选择研究“汉唐盛世”，不想加剧内部竞争的她才报考了宋史方向的研究生。而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甚至没有为本科生开设宋史课程，因为研究宋史的学者太少，整个历史系能教授宋史的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但他年事已高，再难开设本科生课程。另一个佐证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赵冬梅，在1995年报考博士时，整个北京地区没有一位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宋史研究的大片学术空白，对邓小南而言却成了新的机遇。她化用自己学习唐代制度史时得到的训练和积累，在父亲邓广铭和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对宋朝官僚制度史继续梳理、研究。脱胎于其硕士毕业论文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以及之后的《祖宗之法》等著作，至今仍是历史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更有众多后来学者的研究选题从中而来。而邓小南在2001年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治学理念，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回响，在宋史学界之外，一些对其他朝代制度史的研究也同样遵从着这一范式。

相比早年的几部重磅学术作品，近年来邓小南的学术产出显然有所减少。对此，不免有替她感到惋惜的声音：“邓小南的研究做得很好，但她远可以做得更好。”但对邓小南而言，这可能是她的一种主动选择——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学术组织和教学工作上。

如今已年逾七十的邓小南，仍然承担着教学任务，一学期上本科生的课，一学期上研究生的课。有外校旁听的学生课后向她请教问题，她推掉原本的聚餐，饿着肚子和他聊上四十分钟；收到学生的论文作业，她逐字逐句地修改，生怕学生走错方向浪费了宝贵时间；就连毕业后的学生遇到了工作上、生活上的难题向她请教，她也事无巨细有求必应⋯⋯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生的学术成长之间，她“宁肯”选择后者；在学者和教师两个身份之间，她“宁肯”选择后者。她说，“‘宁肯’这个词儿，说明要有所牺牲，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2016年，邓小南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文研院”）院长，她提出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希望能够与学者共同努力，走出一条可行之路。此前邓小南从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场面上的聚会她也是能推就推。担任这份职责之后，她意识到搭建学术交流分享平台的工作确实需要有人来做，“大家都说学术环境不太好，可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抱怨，必须有一些人坚持，不断往好的方向推动，让青年人看到希望”。

2022年，邓小南正式退休。但她的学生遍布各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们各自在宋史研究上有所著述，也在推动学术交流。曾有一位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在出国留学前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谈心时告诉对方，将来想成为邓老师这样的人。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Unveiled:Women in Academia

PART1

学思历程：做学问与当老师 

1.1

在学者、院长之前，首先是一名教师

 新京报 ：能感受到你非常热爱并享受教师这份职业。在你看来，一位好的老师应该是怎样的？在学生的人生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邓小南 ：我觉得教师是一份天职。现在我一个学期上本科生的课，一个学期上研究生的课。过去以本科生课程为主，好多年一直教历史系一年级的主干基础课。刚入学的孩子们特别单纯，眼睛注视着老师，目光特别清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对不起他们的这份期待。最优秀的年轻人来到北大，在这儿度过一生中最好的几年，这几年的时光肯定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这种时光的分量，加上他们的活力、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求知欲，让我真正意识到老师的责任。

老师上课，会给学生留下印象，但是反过来他们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讲台上学生悄悄放的字条，递来的一束鲜花、两个苹果，塞到手边的润喉糖⋯⋯满满感动。在教师这个特定的职业中，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交汇、碰撞，让我们融到一起。

这些年事情越来越多。人们称我为“教授”“院长”，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都是表层的称号。最实质、最能感动我的，是“老师”，是师生之间的情谊。

现在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存在明显问题。尽管三令五申强调“育人”是最重要的，强调本科生教育，但实际的考核标准与这种提法并不对应。考核标准树立了一套价值体系，让大家意识到哪些是填表、晋级时“最值得做的”，这些实际上的引导与宣称的目标往往并不一致。

 新京报 ：你对师生情谊的特殊感受，是否也和你在北大的求学经历相关？你曾多次撰文回忆自己与王永兴、张广达几位先生的治学往来，这种“师承”似乎有一种延续。

 邓小南 ：确实是。我们当时比较特别，78级是高考恢复后北京大学中国史系第一批学生。入学之后，老师们觉得多年来积累下这么一批学生挺不容易的，非常用心。

当时王永兴先生刚从山西调来。张广达先生原本在世界史专业，也被调到中国史专业讲授中国古代史。他们二人合开了一门“敦煌学研究”，这本来是面向研究生的课程，却允许我们这些大二的学生选课，结果课堂上本科生的人数倒比研究生还多。课后要为敦煌文书做注释、分小组讨论，给本科生分配的任务和研究生是一样的，等于是让大家在同样的学术氛围里成长。

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还有读书小组，就连周末也会在宿舍里讨论。而老师没准哪天晚上就到学生宿舍来了。我记得同班男生提过，有一回下着大雪，王永兴先生忽然披着满身的雪出现在他们宿舍门口，这让他们分外感动。即便在路上碰见，王永兴先生也会问我：“小南现在读什么书？”你会觉得，他满心满意希望你跟着他读书，这是特别纯粹的一种师生关系。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老师们完全没有晋升的意识。他们当然也有压力，像田余庆先生当时才是一名讲师。但是他们心里可能觉得，他们心中的目标要靠一代代人达成，要把血脉赓续的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这批学生身上。那时当然也没有什么核心期刊的概念；整个学术评价体系的标准，就像一股清流——在大家心目中哪位老师学问最扎实、对学生最负责任。这样一种精神，感染了我们这些后辈学生。

 新京报 ：如果你没有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教学上，而是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可能现在已经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果，对此你会不会有一些遗憾？

 邓小南 ：有时候会有。一开始学生很少，这就不成问题；到后来慢慢地学生越来越多了。有的老师对学生是宏观指导，提供一个大框架、大方向让学生去做；但我会从结构到字句地改。这就好像学生的目标在河对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儿，要一块儿一块儿去摸。学生自己的尝试是必要的实践过程，但也需要关键节点上思路的“点拨”，避免学生走太多的弯路。

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有的老师会对学生说：“是我的时间重要，还是你的时间重要？”如果花了大量时间在修改学生的论文上，结果改来改去，论文可能写得还是不理想。而如果时间都用来做自己的事，可能收获更大。这是老师们普遍会有的纠结。但是好多事情就是不能两全，在不能两全之间，要权衡轻重，找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讨论学生的论文，其实也会带给我们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有的老师指导学生，会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分配议题，让学生们围绕某个学术重心做研究，就集体攻关而言，这有一定好处，学生也会更深地领会老师研究的路数。但我希望鼓励学生开阔视野，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他们选择的题目，可能我并不熟悉，所以某种程度上，既是我带着他们走，也是他们带着我走，他们推动我不得不朝那个方向前进。

过去我的学生中可能做制度研究的人多，但是现在，做制度研究的、做地域研究的、做社会生活史的、做民族关系史的、做女性史的⋯⋯各个方面都有。一方面，对学生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开阔眼界，而不是大家都在一条路上挤着，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研究面撑开了以后，也会给老师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刺激，教学相长。

利弊权衡不能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而要着眼于学术大局。现在每当我有一些纠结和矛盾时，就对自己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恐怕坚持不到八十岁，接下来的时间和空间可能都有限；我们这代人想达成的目标——比如让学界有更深入的研究、更开阔的面貌，真正引领国际性的学术前沿——要靠将来十年二十年能撑起局面的人。现在的学生，就是学界新一代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学术积累、学术导向，会影响整个中国学界的未来。目前学界的年轻人，总体上说，不像我们那么周折坎坷，有比我们更好的治学条件，有更明确的人生目标，相信他们的成就会比我们更突出。

学界现在很嘈杂，这和大环境有关，许多人不得不考虑功名前程这些方面。就人文学科而言，现在学术成果的数量比十年前多得多，可是质量是否也相应提高很多？显然不尽如人意。要扭转这种情形，不能仅靠大声疾呼。当下我们做的事，在二十年以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必须把学界的未来考虑进去，再去权衡什么事情更值得做。

2016年学校动员我担任北大文研院院长，此前我从未从事任何行政工作，所以非常犹豫，担心自己并不适合。尤其当年我已经六十六岁，精力十分有限。但我也知道，北大应该致力于建设人文社科、国内国际的交流平台，应该深耕学术的沃土净土。这些事情需要有人推动。我和我的同事都意识到，对于周边的环境，我们不能停留于抱怨，必须有一些人坚持往好的方向推动，走出一条路，让青年人看到希望。

1.2

走向“活”的制度史

 新京报 ：现在的宋史研究业态和你1982年选择攻读宋史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应该很不一样了。赵冬梅曾提到过，她考博士时整个北京地区没有一个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那已经是1995年了。

 邓小南 ：当时的确没有能教宋史的老师。在我本科期间，北大历史系没有开过宋史的课，只有临时从河北大学请来漆侠先生讲了一个学期的宋代经济史。当时我父亲岁数已经大了，开不了课，年轻教师还不足以承担宋史的教学工作。

我们刚进历史系时，大家都喜欢历史上相对强盛的王朝，比如汉唐盛世；而宋朝在学生眼里会觉得窝囊。真正关心宋史并且愿意研究宋史的同学很少。同学里有一个女生说想学宋史，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穆桂英是宋代的。后来她得知宋代根本没有穆桂英，也就放弃了宋史。我们在王永兴、张广达先生的指导下，隋唐史基础相对好些；当时如果不是那么多同学都准备学隋唐史，我可能也会选择隋唐史。

 新京报 ：在你选择宋史之后，这样的环境是否会给你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或问题？

 邓小南 ：你可以说这是问题，但是换个角度说，这也是优势——因为宋代的材料不少，但是做的人不多，研究空白较多，所以选题空间更大，确定选题相对容易，可以拿这些材料讨论自己认为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我们指导的学生，经常会觉得不好确定选题，想做的题目前人大部分已经做过，怎么能在人家的基础上再做推进，就很费踌躇。

 新京报 ：在宋史的众多空白领域中，你为什么选择了研究制度史和政治史？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将你父亲此前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邓小南 ：当时我是想用本科学习隋唐史得到的积累和训练，转过头来看宋代的制度是怎么发展的。在王永兴和张广达老师合开的“敦煌学研究”课程上，我们接触到许多唐代制度史的研究，也会深读《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一类的文献。在这种训练的基础之上，我当时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即宋代的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打通时段来看一些特定的问题。应该说学习隋唐史的经验为我带来许多启发，也构成一种积累。

 新京报 ：在制度史研究中，你觉得相对重要的体悟是哪一点？

 邓小南 ：我在2001年曾提出一个说法，叫“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个说法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过去没有想到，至今在学界还有比较强烈的反响。

在我看来，过去的制度史研究，太局限于文本，只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一种制度。事实上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制度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制度规章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考虑到制度运行的情境、制度涉及的人，以及制度实际呈现出的结果。就像所有人都知道交通规则是什么，可是要想研究北京市的交通状况，不能光看交通规则，得真的到马路上去观察。马路上有警察也有协警，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也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意冲撞的。交通的实际状况是执行制度的人、破坏制度的人、遵守制度的人和不遵守制度的人通过互动共同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所有制度都是这样。

 新京报 ：除了“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提法历久弥新之外，你其他的研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比如《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脱胎于你1985年的硕士论文，但如今仍被大量引用，这样的学术生命力其实很难得。

 邓小南 ：九十年代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大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问我：“你写这本书时，心中追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回答说，我希望这是一本“硬碰硬”的著作，将来的人再做研究，肯定会超过它，但是无法绕过它。最近一二十年有些博士论文陆续成书，其中对于宋代文官制度中“荐举”“考核”等方面的研究，都比我这本书中的内容更为细致更为丰富。但是为什么《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这本书现在还有再版的必要，而且还有人买、有人看？就像许多学者说的，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脉络，渗透着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可能不会过时。

不论做什么研究，只要能构成后来者讨论的基础，即便被批评被超越，你在学术上搭的这一块砖就还是有意义的。而现在大量的学术发表，十年之后就不会有人再看了。

 新京报 ：近年来兴起了一股“宋朝热”，除了专业学者，也有许多民间学者在撰写有关宋朝、面向大众的书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小南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元的。有更多人关注历史肯定是件好事。当然，这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这些年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所以宋代的另一面就浮现了出来；当然这也和宋史研究的倾向有关系，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过去感觉宋代积贫积弱、不堪一击的印象，在观念上有一些调整纠正。

但是理解历史不能走两端。现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张邦炜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不要美化这个时代。有人说，宋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认为也说不上，士大夫依然要依附于皇权，怎么能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呢？我想，史学研究者有义务把宋代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宋史研究不能只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还是要为大众所了解，在高冷的学术和热络的舆论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总体而言，民间史学丰富了观察的面相，也可能会造成某些干扰，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会吸引更多人追问宋代的真相。当有更多人关注时，专业的历史学者应该参与对话，表述自己的想法，也引导思考的方向。学界需要和大众进行对话。学术要有“通俗版”。通俗不等于庸俗，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距。

1.3

历史学说到底是一门反思的学问

 新京报 ：你一直在倡导学界对话，包括跨学科的对话、国内和国外的对话、学界与大众的对话，为什么你如此推崇“学术对话”？

 邓小南 ：我之所以一直强调“对话”，首先是因为现在学术越来越要求向纵深、广博发展，可是学者作为个人，深度和广度肯定是有限的，尤其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单一学科背景下读十年书读到博士，如果没有和周围学者、学科的对话，你的研究面容易越来越窄。现在高校提倡建设“双一流”，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可是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学科叠加的结果，不是说一所大学里有一百个一流学科，这所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一所大学、一个学科要真正发展得好，是需要突破学科壁垒的。重大的学术创新，往往出现在若干学科的交叉接合部，而对话就是突破学科壁垒的重要途径。大家处在对话之中，思维的火花就会被激活，同一个问题会出现多样的思考角度，研究面向也就打开了。

 新京报 ：过去的学者大都属于通才，而现在学科发展使得更多学者走向了专精，这对学术研究可能造成哪些影响？

 邓小南 ：我认为专精和广博这二者不是对立的。就学者个人而言，如果他选择了一个严肃的学术议题，一门心思钻进去，一辈子就专注于这一个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是他选择的结果，而他的深入研究也为学界的广博奠定了基础。但是就整个学界来说，肯定不能只走一头。专精某种程度上是广博的基础，反过来面向拓宽之后，对于进一步的专精也有好处。

例如《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这几年出了修订版。相较于上一版本，具体制度方面的改动不多，但是对于特定制度的意义，我的认识是有些变化的。变化从何而来？一方面是从阅历中来，通过观察周围，从现实的例证中获得一些启发；另一方面，我会接触到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他们也关注干部选任这一问题，也带给我一些新的想法。原来我做的制度史研究可能相对专精，现在却希望具备更为广博深远的视野，把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新京报 ：你提到广博的视野，但太多交叉学科的理论是否会导致一些研究者只关注时髦的理论，而忽略一手材料的研究与深入呢？

 邓小南 ：在历史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都会有理论饥渴。历史学科强调史料，似乎缺乏理论，可是学术研究又需要理论，因此特别焦虑。

我们会看到一些论文，开篇就提出本文借鉴了某某理论，实际上作者对该理论的理解非常皮毛，只是大概搬用了某些概念定义，或者移花接木地拣了一些东西拼贴到自己的论文中。对于理论的精髓部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会。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过于浮躁。不管是追求理论还是理解现实，浮躁都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无法深入。不细读原始材料，对于理论的理解也会是肤浅的。

关键在于问题意识，有好的问题意识，才能把材料和理论连接起来。所谓好的问题，是能切中要害的实质性问题。为了回答核心问题，就要深读核心史料，讨论辨析，不能拼凑、照搬理论条文。材料不能自我“解说”，有了全局观，有了问题意识，理论和材料才能融为一体，直指核心，发挥应有的效用。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历史学“预流”需要重视新的材料。所谓“预流”，是指能够在重大学术议题上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我们现在强调学术创新，宋史当然也有一些新出土的材料，但是构不成强劲的冲击，关键的新材料有限，不像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为北朝隋唐史研究带来新面貌，内阁大库档案可以为明清史研究提供新依据。那么如何预流？这就更需要有切当的问题以及回应问题的切当方式，需要综合“开掘”材料的能力，需要眼光。

缺乏新材料怎么办？重读“旧材料”也是可行的路径，有新的切入视角、眼光，可能会读出新意来。有了新的问题意识，旧材料就能变成新材料；没有新的眼光，旧材料就趴在纸面上，新材料也难以开掘。

《朗润学史丛稿》，邓小南著，中华书局，2010年6月

 新京报 ：这和你说的“历史学的反思性”也有很大的关联。在我的理解中，反思性可能就是拿现实的问题去历史中找答案、拿历史的问题在现实中找答案这样一个不断相互印证的过程。

 邓小南 ：历史学说到底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学历史到底有用还是没用？这样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在我看来，学历史不是寻求锦囊妙计，不是说现在碰到了问题，回到历史中，某本书里就写着答案，掏一个就能用。历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些过去的事情，对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意义？意义有两类：一类属于精神滋养。历史中的人物、历史中的精神、历史中的人文气质都是滋养；另一类则是历史上的路径带来的参照。比如我们做政治史、制度史尤其是文官制度的研究，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常会意识到，某种程度上这和历史现象惊人地相似，过去的经验今天或许有所借鉴，以往走过的弯路现在可能还在重复。过去的弯路不能一再重复，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反思的意义，不在于问题与解决方式的一一对应，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整体上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PART2

性别身份、女性研究与代际传承

2.1 

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

但不能只有单一的女性视角

 新京报 ：在制度史之后，你为什么选择唐宋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

 邓小南 ：选择妇女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九十年代初，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妇女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了。但是国内甚至没有开过相关课程。我在1987年至1988年间曾去美国交流，回来之后，包括英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各个专业的老师就一起商量，是否开一门相关课程。当时历史系女性教授特别少，郑必俊教授便与我合开了一门妇女史的课程。她退休之后，我们觉得这门课、这个研究方向应该坚持下来，我就接下了这门课。当时也开始带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为了能讲好课、带好学生，自己必须身处一线，做这方面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妇女史研究。

接触社会史其实也比较偶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课题，叫作“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希望邀请大陆学者共同参与。黄宽重先生邀请我，我当时没有做过社会史研究，但也觉得应该尝试不同的学术方向，就答应下来。后来写过几篇文章，台湾学界和欧美学界的同仁反馈不错，我也从中学到许多。

我自己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间会相互刺激和启发。就学术脉络来说，女性史应该是社会史的重要部分。但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学界要在某种程度上纠偏，把妇女史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此外，现在通常会说“社会性别史”，而不是“女性史”，因为性别问题受到社会机制及文化氛围的制约，并非单一生理性别的问题，包括跨性别、变性等情形，都需要从总体上予以观照认识。

《中国妇女史读本》，邓小南/王政/游鉴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新京报 ：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也反映了这个社会处于怎样的发展程度。你曾经提出：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也要从女性的角度看历史。

 邓小南 ：有学者提出，以往的历史研究也会涉及女性问题，但是其中提到的“男尊女卑”，是从个人感受而不是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们当时强调，要对过去的研究有一种颠覆性的认识。

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女性相关的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观察这类问题需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但也要意识到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以往的女性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把性别看作重要的议题，没有把女性作为特殊人群予以关注，或者说没有将女性看作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人群予以关注。女性是社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因此要从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要探讨女性的自然属性，更要关注她们的社会属性和能动性。至于所谓“颠覆性”，我想还是不能切断与既往研究的联系。

今天的研究可能是视角的变化——从女性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过去有些讨论虽然围绕女性议题，研究者却是从男性视角去认识的。例如我们在唐代壁画中看到不少女性形象，有人会说，唐代女性的穿着“酥胸半露领口低开”，她们的性别观非常开放。但是一位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就提出：她们是“开放”给谁看的？她们是自己想要这样，还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视角去看，得到的印象、得出的结论就会非常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哪一个观点绝对正确，但不同的视角至少会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电影《妖猫传》剧照。

再比如女性的缠足。现在通常认为，缠足在南唐就出现了。但是宋代的劳动妇女一般不缠足，只有演艺界的妓女、宫廷里的嫔妃、上层社会的妇人才会缠足。有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汉族女性缠足才成为盛行的普遍现象。缠足既是对于女性活动的限制与规范，是女性身心受压抑的屈辱、痛苦过程，又是特定时期的“审美”与女性“自尊”的扭曲体现。这样的过程，要回到历史中去追溯。

因此性别问题不能只有一个维度，有更多非此即彼之外的因素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

2.2

女性学者自己要有足够的韧性

 新京报 ：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可能选择做影视史、服装史研究，而制度史研究领域显然男性学者更多。在这种环境下，身为女性，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的认可？

 邓小南 ：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女性学者相对来说情感比较细腻，观察问题敏锐，领悟能力强，所以做影视史、服装史或者社会生活史，或许有男性比不了的长处。这些优势若能充分发挥，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不是按性别绝对区分的。我曾经在北大历史系开设“唐宋妇女史”研究生课程，班上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2003年我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一书，其中收录的研究也是一半出自男学者，一半出自女学者。任何话题都不是某个单一性别的专利。

《唐宋女性与社会》，邓小南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读书时，女生成绩通常不比男生差，但是进入学术领域后，特别是中年以后，女性学者确实容易受到更多限制。首先精力是个问题，像我母亲去世早，父亲老了，作为女儿我就会投入更多精力在老人身上，而孩子又小，我也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孩子不满两岁，我先生出国留学，我也觉得应该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要买菜、做饭，老人、小孩⋯⋯处处都要照顾到。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这些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跟男性学者相比，确实不尽相同。同时毕业的同学里，男性有了孩子以后几乎不受牵累，学术精进，可是女性就明显受到影响。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女性学者畏葸不前的理由。有些女性会主动选择比较舒适的区域，并不是说她在能力上一定不如男性学者。现在人文学科的本科生中女生数量已经超过了男生，到硕士阶段男女数量也许差不多，到博士阶段女生就少了，一辈子坚持做学术的女性可能比例就更少。其实不是女性真的没有学术能力走下去，更多时候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在现有条件下，这种选择也无可厚非。

 新京报 ：我接触的年轻女性学者会告诉我，因为目前非升即走的制度，她们在晋升副教授之前是不敢成家、不敢生育的。所以对她们而言，是被迫做出人生选择的。

 邓小南 ：女性学者会有许多特殊的辛苦，我自己怀孕、生育期间就是忙着在写硕士论文。目前的考评制度确实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作为女性学者，既然选定这条路，就要有咬紧牙关的劲头。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收获，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社会体制、大众观念对于女性来说都有不利的一面，但不至于完全没有空间，可以争取往好的方向发展。

将来的女性整体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取地位不是要上街游行，而是要让人看到你的坚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对我说，女孩子将来必须得有自己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明白，某种程度上她是为了我父亲牺牲了她自己。当时他们两人都考上了大学，本来她也是有机会进入学术界的。可是家庭生活没有来源，当时我姐姐出生不久，所以我母亲就没上大学，选择了当小学老师，挣一份钱养活全家。

 新京报 ：对于你的后辈、对于年轻学者，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邓小南 ：学界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非常简单：首先要选择好自己的道路，其次要合理安排。年轻教师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也面临许多选择，而时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权衡：是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上，还是把更多时间放在科研上，甚至于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实际上，这些抉择并不一定排他，可能像是“弹钢琴”，各个节点侧重不同，都是面对特定情势做出的安排。在你选择的这条道路上，要尽量能够走得好，走到底。我们的人生道路，最终就是由这些选择构成的。■

（感谢宋晨希对本次采访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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