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殊，除了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征服中原的王朝，对中原文化的破坏前所未有；统治者推崇严厉的等级制度，对南人的压迫；统治时间相对不长等原因，造成了史料记载少，特别是元末十几年间，农民起义，战火纷飞，损毁多，遗留下来的史迹就更少。因此要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一般只能参考明代及以后的史料记载，但往往时过境迁，不那么准确。沧海桑田，曾经的招贤坊（今杭州百井坊巷），现在是杭州市武林商圈的最核心区域，元代衙门的影子早已消失，如今只有通过偶尔的考古发掘，或许能见到片段遗址。本文通过对《杭州路仁和县修造记》碑的解读，试图还原元末杭州修造仁和县衙的部分片段。

碑文拓片

碑高160、宽80、厚22厘米，太湖石质。碑石完整，碑面左侧和碑文最后一列有风化现象，碑文基本清晰可辨。碑额与碑身连为一体,碑额中间分三行、三列，篆书“杭州路仁和县修造记”九字。

碑额龙纹

碑额两边刻有龙纹图案，为写实的四爪龙形，龙身壮实修长，龙头凶猛，猪唇长嘴，鹿状犄角。碑身划有方格底纹，以此与碑额相区分。碑文为楷书，落款时间为元至正辛丑（1361）春十有八日立，为元代典型风格。该碑于2009年3月30日从上城区危房改造工地发现，征集入藏杭州碑林，编号Z-66。

碑石现状

碑文如下：

清《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有该碑文撰稿人陈基的《夷白斋稿》，其中卷三十收录了《杭州路仁和县修造记》全文，对比碑文，发现中间有多处因当时避讳的需要和音译的不同修改了，更有一些错处和遗漏之处，现将两者不同之处列表如下：

表一  碑文与《四库全书》对照表

从上表可知，有些减少词语会产生歧义，如“其迁丽大府之南”改为“其迁丽府之南”，少了“大”字，就容易把“迁移附着在大府的南面”之意解读成“迁移麗府到南面”，与原意相差甚远。有些把名字搞错了，让后人无从查起，如“邵君胜祖”录为“邵君胜初”、“刘君克忠”录为“刘君尧忠”；有些缺少部分的信息就更让人无从知晓，如“至正辛丑春十有八日立 郡人徐孟贤镌刻”。

元代仁和县衙的位置为南宋绍兴年间迁移至招贤坊，南宋《咸淳临安志》与明《嘉靖仁和县志》都有记载，基本沿革和此碑记载一致，都是“杭属县附郭者二，仁和与钱塘也。仁和在吴越时为钱江县，宋兴国初始易今名，县故在余杭门之内”。但碑文中记载“绍兴间，县令孙延直曾徙治招贤坊，其迁丽大府之南，左偏”，也就是说，仁和县衙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从余杭门内迁移到招贤坊，位置应该在大理寺南面偏东，“迁丽”二字又说明县衙迁移过来是附着在大理寺边上的。而《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中仁和县衙位于招贤坊大理寺东，县衙位置与碑中记载还是有差异的。 

南宋《咸淳临安志•京城图》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六记载：“大理寺在仁和县西。”而碑文“（仁和县衙）而与钱塘县四隅录事司并列，为东西序则”，说明仁和县衙与钱塘县的四隅录事司并列，为东西次序排列，并非与大理寺东西排列。“皇朝大德之际也，至元仍纪元[1]。（至元）之五年己卯（1339）, 县达鲁花赤[2]密儿可马（人名），曾因其旧而缮，完之距今盖二十余年矣。”在迁移到招贤坊后，不仅县衙曾经维修，西侧建筑也改为他用，其中“四隅录事司”为元代管理城市民政特有的机构，与《咸淳临安志•京城图》对照，此位置应该是南宋广惠寺、净住寺的位置，说明后期改为四隅录事司。至迟至元五年（1339），大理寺、仁和县衙和四隅录事司三机构的位置应该是以品字形排列。

元代仁和县衙的规模和布局文献不详，幸碑文记载清楚。元至正二十年（1360）的这次修造分为两部分，其一，“中为治事之厅，旁为两庑，右为架阁库，前为县门，屋以间记者二十有三”，这二十三间房子应该是原有的，此次只是加以修缮。在南宋京城图中天水院桥北面、北城墙南面，也有一处架阁库，难道是后来搬到县衙内吗？架阁库为宋、元时代各级国家机构设置的档案库，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架阁库，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五“六部架阁，在天水院桥”可知，此处架阁库为六部所属，而非仁和县衙。其二，另一部分建筑是这次新建的，“其增创则退食之堂[3]，居厅之后；幕宾之舍[4]，居厅之左，屋以间记者九，傅阶为阑楯，周于外者为之墉以丈记者一百五十有奇。”新增的9间为退食之堂和幕宾之舍，外面砌围墙，长度达到475.2米[5]的规模，我们可以根据文字所述，作一示意简图。

仁和县规模和布局示意图

元朝末年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社会等级划分森严，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之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南人，被迫走上起义的道路，其中对杭州的城市格局影响最大的要数张士诚一支。

张士诚（1321—1367），字确卿，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今江苏大丰市），出身盐贩。至正十三年(1353)，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率盐丁起兵反元，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次年正月，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高邮曾一度被元大军包围，后因主帅丞相脱脱临阵遭贬，元军自乱，他乘势出击获胜。至正十五年（1355），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南攻。次年初，攻占常熟、平江(今江苏苏州)、松江、常州等地，并定都平江。随后，与朱元璋军交兵。至正十七年（1357），败于朱元璋军，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进取杭州城。

在与朱元璋等人的交锋中，张士诚意识到城墙的重要性，至正十九年（1359）开始修筑杭州城，共修筑了13座旱门和6座水门，至今留下凤山水城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江被朱元璋军攻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此碑记录的是至正二十年（1360）的事，是张士诚占领杭州期间所为，所以，除了修城外，他还修缮了杭州城哪些建筑，通过此碑可以了解一二。

首先来看碑石上三位有关人员的身份。

陈基（1314-1370），碑文撰稿人，时任承事郎[6]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字敬初，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寓居吴中凤凰山河阳里（今属张家港市）。元末江南著名诗人。元未大乱，群雄纷起，割据于吴地的张士诚闻其名，召为江浙右司员外郎，参其军事，张士诚称王，授内史之职，后迁学士院学士。朱元璋平吴，爱其才，召之参与《元史》的纂修工作，书成后，赐金而还。“著有《夷白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7]《西湖书院书目序》[8]也出自他手。

唐志大，生卒年不详。碑文书写人，时任朝列大夫[9]江浙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字伯刚，如皐（今江苏如皐）人，元代书法家。明陶宗仪著的《书史会要》中收有此人，对他书法的评价为：“多蓄古法书、名画，行草落笔峻激，略无滞思。”。

周伯琦（1298-1369），该碑篆额人，时任中奉大夫[1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元代书法家、文学家，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主要作品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以荫授南海县主簿，后转为翰林修撰。招识平江张士诚拜江浙行省左丞，留平江者十余年,也曾为《杭州路重建庙学碑》篆额[11]。

从这三人的经历来看，都曾为张士诚所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张士诚占据杭城（1358）后，确实有城市建设的举动，有些是史书记载的，如大规模地修缮了城池[12]，开凿了新开河；有些是未曾记载的，如修整了诸多的衙门、书院、庙学等建筑，对杭州城的建设是有贡献的，此碑就是最真实的实物佐证。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