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导读—— 桥沟通着此岸和彼岸，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趣的意象：一座桥，也许意味着时间和时间的重叠。 但像徐骏这样，把西湖边苏堤北端的跨虹桥演绎得如此活色生香，真的是需要潜心钻研和耗费心力的。 当时间堆集在这座桥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它的平淡中，其实蕴蓄着风云激荡，这里有热血，有真情，有云烟，也有时光变幻中我们的短视或缺点，但唯其如此，它才是一座真实之桥，一座架设在人间烟火中的桥。 虹是水气和光线共同作用下的风景，跨历漫长时光，跨越秋水春波，留给后人的，依然是美人如玉剑如虹。（李郁葱） 
风雨亭与西泠桥旧影 正文从这里开始—— 跨虹桥头 跨虹桥是苏堤北端第一座桥，北堍与北山街相交。与西侧遥遥相望的西泠桥相比，跨虹桥的名气好像没那么大，但其桥头发生过的故事，也曾丰富多彩，值得一叙。 
1921年地图 尚书府旁的永赖祠与关王庙 张瀚，杭州人，明朝万历年间曾任吏部尚书。他在跨虹桥北堍西侧，也就是后来康熙“曲院风荷”御碑亭附近，建有一座名为“烟水矶”的别业。 张瀚虽为正二品高官，但在朝中受制于首辅张居正，最后不得不辞归故里。临走时他在吏部大堂留下一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开也得，晚开也得。” 回到家乡后，张瀚在跨虹桥西的湖边，筑屋辟地，颐养天年。此后跨虹桥头便开始热闹起来了。 之前，跨虹桥北对冲的北山，东西只有唐代凤林寺和南宋岳王庙，这两座古老的寺庙立于山脚。附近曾有南宋权臣贾似道的“秋水观”、“梅花坞”等庄园，均早已破败湮灭，此处显得有些寂寥。张瀚来了之后，凤林寺西侧先后建起了庞公祠和关王庙。 庞公祠，也称永赖祠。永赖祠与遗爱祠一样，是古代纪念有功于民的官员的一种祠堂名称。该永赖祠供奉与张瀚同时代的一位名为庞尚鹏的官员。 庞尚鹏是广东南海人，曾官拜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他巡按浙江、福建等地时，为减轻当地百姓沉重的的徭役赋税，施行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深得民心。后来也是受张居正的打压，罢官回籍。他死后，浙江、福建和广东民间都建“永赖祠”纪念他。出于敬重和同命相怜之故，张瀚为“烟水矶”近旁新建的这座祠堂题了碑记。 两年后，明万历十五年（1587），庞公祠西侧又建起一座关王庙，位置遥对跨虹桥。该庙由杭州商人施如忠捐建。 据说施如忠有一次去河北经商，过潞河时，逢水怪兴风作浪，眼见将要舟毁人亡，此时关羽领着河神，骑马舞刀、踏浪而来，杀退水怪，救起施如忠。施如忠为报恩，在岳王庙旁建了这座关王庙（此时关庙还称“关王庙”，要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封关羽为“关圣帝君”后，所有“关王庙”才改称“关帝庙”），并请此地“大佬”张瀚也为该庙作了碑记。 
风雨亭背面草坪 “魏阉祠”的建与毁 三十多年后，张瀚早已去世，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岳王庙与关帝庙之间，又筑起了一座“魏阉祠”，即权宦魏忠贤的生祠，而且是全国首座“魏九千岁”生祠。 西湖边的这座魏忠贤生祠，算是西湖史上的一个耻辱，历史记载并不多。明天启六年（1626），在与东林党结怨离职后，又被魏忠贤庇护重用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为巴结“魏千岁”，别出心裁，竟然以浙江机户感恩其减免税费之名，奏请在西湖边建魏忠贤生祠。“木匠皇帝”朱由校不仅照准，还为该祠赐名“普德”。 于是当年六月，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在西湖边的岳王庙与关帝庙之间，即现杭州饭店小礼堂（原“怡口乐”）这个位置开建。当时因祠前地窄，不堪兴造牌坊碑亭，还往西湖里打了松椿，填出数丈地来，又将原先的跨虹桥改前数丈。最后建成的这座“普德祠”，雕梁画栋，绿户朱扉，比两旁老旧的岳王、关帝二庙更为壮观。并请礼部尚书施凤来为其撰写碑记，张瑞图题写祠额。 潘汝桢还让人用沉香木雕了一座魏忠贤的小像，此像上戴九曲簪缨，披大红蟒袍，围玉带，插玉笏，其口眼手足均如活人般可自由转动。髻上还有一空穴，用来插四时鲜花。腹中五脏俱全，均由金玉做成。潘汝桢率手下官员穿吉服，众机户持香跟随，将小像送入祠内供奉。 自西湖边首开建魏忠贤生祠之先例，全国各地官员纷纷效仿，大江南北接连建起四十多座魏氏生祠。直至崇祯帝即位后，扫除阉党，魏忠贤自杀，全国各地其生祠及牌坊、碑刻等均被拆除。 崇祯元年（1628），西湖边建成短短两年的全国首座魏忠贤生祠被拆毁。据说当时想用拆下来的石木，去修缮旁边已破旧的岳王庙，但“卜之王，王弗许”，岳王爷拒绝用魏祠的东西。 原魏祠前的一对汉白玉石狮子，被移至岳王庙门口，相传当晚风雨大作，霹雳一声，石狮倒地，岳王爷发怒了。后来只得将这对石狮子搬至孤山，至今还立在中山公园门口。 
原曲院风荷御碑亭及西北侧的崇文书院仰山楼 张瀚的“烟水矶”，在其去世6年后，变作了一个学堂，即后来成为明清杭州四大书院之一的崇文书院。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时任两浙巡盐御史的叶永盛，租借跨虹桥旁“烟水矶”的屋舍当作学堂，组织一帮盐商子弟来这里学习。因为当时在杭的盐商大多来自安徽，他们举家迁居杭州。那时有规定，非本地户籍的子弟是不能进杭州府学读书的，更无法参加杭州的科举考试。导致这批盐商子弟无学可上，也无缘于仕途。 叶永盛自己也是安徽人，为了帮助老乡，也为不耽误年轻人，便上奏朝廷，要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得到了批准。此后，盐商子弟便拥有了在杭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叶永盛索性帮人帮到底，在西湖边老尚书的别墅里办起了学堂。 每逢春秋公务之暇，叶永盛便来到跨虹桥西，亲自给盐商子弟上课，且授课方式非常特别，名曰“舫课”。 因学堂在西湖的西北角，当时从城内过去，最便捷的是坐船。开课时，学生们各自乘船汇聚于跨虹桥西，由叶永盛命题作考，然后让各家的船散开，分别荡漾于柳荫下、荷丛中，学生们在船上完成作文。 时间一到，吹响画角，各船又纷纷聚拢回来。学生们上交作文，叶永盛一一批阅，并讲评甲乙等级。这种奇特的授课形式，为西湖又增添了一景。“舫课”的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通向杭饭码头的古樟 崇文书院的变迁 叶永盛任满离杭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烟水矶”，改为“紫阳崇文会”，成为一所正式的学堂。“紫阳”即紫阳先生朱熹，“崇文”即崇尚文治。学堂前供大儒朱熹，后供叶永盛，以表感恩。到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安徽歙县诸生汪秦镏等倡修崇文书院，并撰《修崇文书院记》，才正式有了“崇文书院”这一名称。 康熙第三次南巡时（1699），来到跨虹桥西，此时距叶永盛在此开办学堂正好100年。不过这次康熙并未特别关注书院，而是着眼于此地风景，御题“曲院风荷”，勒石立碑于书院东南侧，并在跨虹桥头建迎熏阁与望春楼。 其实南宋的“麯院荷风”并非在此，是在其西面的金沙港。至于为何将“麯院荷风”改作“曲院风荷”，等到后来乾隆南巡时，在该碑背面题有一诗，为爷爷的“笔误”作了解释。此碑现仍立于原处，是西湖十景御碑中仅存的两块清代碑刻原物之一（另一块为“苏堤春晓碑”）。 等到康熙第五次南巡（1705），来到了崇文书院，为书院题写了“正学阐教”、“崇文”二匾。此后，崇文书院正式扬名，与敷文（万松）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并称杭州四大书院。 乾隆年间，西湖书院并入崇文书院，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后各时期先后有卢文弨、蒋士铨、王文治、戴熙、薛时雨、王国维等文化名人在崇文书院任山长或主讲。其中王国维早年在崇文书院念书，成名后又回书院讲过学。 
现风雨亭 道光十八年（1838），巡抚乌尔恭及山长胡敬在书院边空地上建起一座仰山楼（大致位于后来的岳湖楼菜馆之北），登楼一望，南北两峰和西湖均能望见，成为此地一名胜。该楼及书院后毁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四年（1865）由布政使蒋益澧重建。到光绪时学院有四学斋，名为食旧德斋、知不足斋、劝学斋和愿学斋。 到了晚清，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新式学堂逐步取代传统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崇文书院被改为钱塘县学堂。4年后该学堂迁入城内太庙巷，此处又被金沙港蚕学馆分校借用，仰山楼改设为中国蚕丝业会事务所。 辛亥革命后，崇文书院旧址又变成市立中学第二部。可无论如何改，跨虹桥畔这块滨湖之地，一直为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地方。据曾在此读书的学生回忆：清晨，一下楼便可在跨虹桥上做早操，或在薄雾笼罩的苏堤上晨跑；傍晚，坐在面湖背山的仰山楼上，可静静聆听凤林寺悠扬的的钟声；月夜，可在晚风轻拂的荷塘边踏月吟诗。 
中山公园门口的石狮子 “学圃”的故事 崇文书院南面临湖处名为“学圃”，是原张瀚别业“烟水矶”的船码头，也是当年叶永盛上“舫课”的聚集地（现为“印象西湖”看台），此处与跨虹桥西的“曲院风荷”御碑亭相连。 上世纪二十年代，“学圃”东侧的御碑亭旁还建有一座汪曼锋祠。汪曼锋是清末最后一任钱塘县知事，也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杭县知事。他倡导开办新式学堂，培养具有新思想的有用人才，就是他将崇文书院改为了钱塘县学堂。 1921年汪曼锋去世后，他的门生、族亲在此建祠。1947年，汪曼锋妻子谢友石将汪祠改作曼锋小学，后并入西湖中心小学，成为现曙光路西湖小学的前身之一。 “学圃”后来又称“泉学园”。1927年，作家曹聚仁与他当时的新婚妻子王春翠，在园中一座老旧的公寓内住过一段时间。 他在《湖上杂忆》中写道：“泉学园虽是小小院落，却自有佳景……”“只有我们住在泉学园的人，有时和风轻送，莲蕊清香，还有前人所欣赏的境界，此时‘南面王不啻也’！” 当时曹聚仁夫妇隔壁住着著名画家、时任美术院教授的吴茀之及其夫人。两户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轻微咳嗽都能听到，彼此经常叩板喧笑为乐。 就在曹聚仁他们住的老楼东边，紧贴着跨虹桥头，一幢灰墙红瓦，尖顶陡坡的欧式花园洋房刚刚建成，看上去好像将上海滩一座西班牙风格的洋楼，搬到了跨虹桥下。这就是至今立于桥头的常宅（建于1926年），也称“跨虹楼”。 常宅的主人是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常春恒，以一出《狸猫换太子》闻名于世。常春恒花了400两黄金，在跨虹桥头购地建楼。这座假三层洋楼的上下左右有五个突出的阳台，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季节、各个时段观赏西湖的不同景象，设计十分巧妙。 
这座在西湖边显得有些突兀的洋楼，当时政府曾认为“有碍风景”，要将其拆除，后经常春恒一番“疏通”，才得以保留。常春恒当初建此楼，是想以后在此颐养天年，没想到楼建好不到两年，就被人枪杀了。 常春恒被杀案当时轰动上海，案情扑朔迷离。常老板性情温和，人缘好，并无仇家，唯一嫌疑人就是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因常春恒原是天蟾舞台的台柱，后另立门户，可能招致本为青帮大佬的顾竹轩的忌恨。但后因证据不足，顾竹轩无罪开释，此案成谜。 常春恒后来葬于杭州灵峰寺，因无亲生儿子，跨虹桥头的常宅便留给了嗣子常学廉和养子常学山。1941年，常氏兄弟将常宅转卖。解放后，常宅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拨公安部门使用。 1947年，两位剧作家田汉和洪深曾同游西湖，据田汉回忆：“经岳坟入苏堤，必过名伶常春恒故宅。洪深先生特为介绍：‘你瞧，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起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于是，大家紧张地观察了一下这道旁的凶宅。” 
1908年1月25日秋瑾灵柩抬过跨虹桥 风雨秋墓与秋祠 跨虹桥东侧，即与常宅对称的桥头另一侧，至西泠桥头，这短短的两三百步临湖地块内，清末民初是一块祠墓聚集地。 其中有烈士、侠士、高僧、名妓、贞女的坟墓八座：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秋瑾墓、郑淑嫦墓、武松墓、苏小小墓、松风上人墓。居中划分的话（以原凤林寺码头为界），前三座属于跨虹桥头，后五座属于西泠桥头。 现跨虹桥东有座风雨亭，此亭原址在西泠桥西北堍，位于秋瑾墓东。亭名取自秋瑾就义前留下的遗言“秋风秋雨愁煞人”。亭上有一联，原刻于秋瑾墓前石柱上，为冯玉祥所题：“丹心应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与西面不远处岳庙前的“碧血丹心”牌坊相呼应。当年秋瑾与挚友徐自华就是参拜岳庙后，有了如革命不成功便在岳庙旁“埋骨西泠”之约。 秋瑾墓迁移总共竟达10次之多，为湖上动迁次数最多的名人墓葬，最终墓址从西泠桥西北堍改成了东南堍。 1912年秋瑾灵柩从湖南千里迢迢迁回杭州，第二次葬于西泠桥西时，原跨虹桥头的刘公祠被改作秋祠。刘公祠供奉曾跟随左宗棠与太平军作战及收复新疆的晚晴湘军将领刘典，被改为秋祠后，刘典牌位移至平湖秋月旁的“清六臣祠”。 
1912年建于西泠桥西北堍的秋瑾墓 秋祠也称鉴湖女侠祠，由秋社管理。秋社成立于1908年，是纪念秋瑾和组织反清运动及办学、办报的一个团体，由南社女诗人、秋瑾挚友徐自华任社长。 秋社将原刘公祠临湖小楼改为“秋心楼”，作为每年秋瑾忌辰举行纪念活动的固定场所。门上有秋社成员陈去病的题联：“秋菊有佳色，社会惜此人”，含“秋社”二字于句首。秋祠内除秋瑾外，还曾祔祀同情秋瑾而自尽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及同盟会程毅、杨侠卿等三人。 其实秋瑾生前来杭州，也常借刘公祠召开秘密会议。所以当年跨虹桥头的刘公祠，与雷峰塔下的白云庵，一南一北，都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此改建秋祠，也是名正言顺。 就在秋祠建祠当年，孙中山来杭，致祭了秋瑾墓，并面允担任秋社名誉会长。孙中山为秋瑾撰写了挽联，其后又手书“巾帼英雄”四字，赠秋社所办的上海竞雄女学。这四字现刻在西泠桥东南秋瑾立像下的墓基上，背面为徐自华、吴芝瑛所撰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原刻石。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原刻石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原刻石
现跨虹桥东北堍的风雨亭及北面的草坪，就是当年秋祠所在地。抗战后秋祠曾一度为杭州西湖国民中心小学校舍，与跨虹桥西当年汪曼锋祠改成的曼锋小学一样，均为现曙光路西湖小学的前身之一。1954年该房屋因白蚁蛀蚀而拆除。 在西泠桥头的秋瑾墓与跨虹桥头的秋祠之间，现黄宾虹立像处，原来还有三座辛亥革命烈士墓，三墓连在一起，墓主为：陶成章、杨哲商和沈由智。 其中杨哲商、沈由智是在研制炸弹和试验枪械时不幸牺牲的。陶成章是光复会元老，后因与陈其美结怨，被其派人暗杀，杀手名叫蒋志清，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这三座烈士墓也是1912年建于此地的。这一年，有一大批辛亥革命烈士建墓于西湖，大多数汇集于孤山，如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墓以及“七星坟”等，并将原圣因寺改建为“昭忠祠”。现除了秋瑾墓，其他烈士墓均集中在了南天竺的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内。 当年西泠、跨红两桥头间的秋墓及陶、杨、沈三墓，其地均属凤林寺寺产，这座唐代古寺将临湖宝地无偿捐给革命烈士，也显慈悲为怀。 现站在波光粼粼的杭饭码头，即原凤林寺码头回头北望，两排参天古樟依然挺立，好像那些时代的故事并未远去，还回荡于桥头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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