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富有才华，生性喜好交游，热衷谈古论今，作诗吟赋，杭州浓厚的文化氛围为他的交游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利用各种聚会的机会，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李渔努力扩大交往范围，为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据考证，李渔一生交游见于记载的达800余人，其中籍贯可考者700多人，遍及17个省200多个州县，而许多朋友都是在杭州结交的。可以说，李渔能够成为当时著名的畅销书作家，除了他的作品本身适应了当时读者与观众的口味之外，还与他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所作的各种努力具有极大的关系。他结交的方式多样，结交的人数众多，大致可分为下述几类。
李渔

第一类是杭州本地的文士，其中尤以结交“西泠十子”最为著名。所谓“西泠十子”，据《清史稿·陆圻传》所载，是指陈子龙、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十人。李渔于顺治初年在金华时就结识了丁澎，两人“谈说时务，欢然无所忤”。李渔到杭州后，通过丁澎结识了其他人，并与毛先舒、陆圻、孙治交往密切。毛先舒字稚黄，是陈子龙的学生，又从刘宗周讲学，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称谓：“浙中三毛，文中三豪。”毛先舒精于音韵，著有《韵学指归》《南曲正韵》。李渔经常与毛先舒一起探讨诗词戏曲用韵问题，也对毛先舒的《韵学通指》《东苑诗抄》有所斟酌。毛先舒是李渔作品主要评论者之一，充分肯定李渔作品的价值：“墨舞笔歌，驱染千古。”（《潠书》卷七）
陆圻字丽京，明贡生，年轻时与弟弟陆培、陆堦齐名，人称“三陆”。他与夏完淳关系密切，顺治二年（1645）参与抗清军事活动。兵败之后，他逃到闽越海边，削发为僧。因为母亲还健在，他又回到杭州。擅长作诗，是警隐诗社的成员，又周旋于慎交诗社。顺治十三年（1656），谷应泰任提督浙江学政佥事，要编纂《明史纪事本末》，延揽一批文人参与，陆圻是其中的一位。此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编成出版。有趣的是，李渔编写的《古今史略》，比此书晚一年出版，其中详细摘抄明崇祯年间的记载，内容与此书的记载完全相同。虽然李渔《古今史略》的史料可能摘自谈迁的《国榷》，但鉴于李渔与陆圻是亲密的朋友，而陆圻又参加了《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古今史略》有关明代的史料来自《明史纪事本末》的可能性更大。顺治十六年（1659），发生了湖州庄廷鑨私撰明史案，陆圻被牵涉其中，押往京城，命悬一线。事情的原委是，庄廷鑨从明代已故重臣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朱国桢撰写的《明史》未刊部分《列朝诸臣传》书稿，自己增补了崇祯朝的历史，自任主编，刊刻发行。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装点门面，事先不告知，就在“参阅者”中将两浙名人陆圻、范骧（字文白）、查继佐等印在书上，又由于陆圻名声最高，被“列之卷首”。书中称满族人为“寇”“虏”，引起清朝廷反感，定以重罪。好在后来事情查明白了，陆圻并没有参加编写，被放了回来。经过这次折腾，陆圻离家隐遁于黄山。虽然被儿子陆寅入山请回杭州，但过了半年多时间，陆圻再次离家逃禅，不知所终。陆圻曾作书《贺李笠翁新娶》，并为李渔的《论古》《闲情偶寄》及许多诗文作评。在李渔的作品中，陆圻是经常出现的名字。陆圻获罪被解入京时，李渔写了一首七律《癸卯元日》，悲叹世事，感慨万端，包含着对挚友的忧虑之情。陆圻逃禅时，李渔又写了五律《闻老友陆丽京弃家逃禅寄赠二首》，其一称：“陆子真吾友，高踪世所孤。逃名征绝学，慕道若膻途。”其二说：“西湖诸旧友，惟尔最称贤。”“名儒登上座，吾道入西天。”充分肯定陆圻的品格和才学，寄托了无限思念。李渔编的《四六初征》收有陆圻的文章。
孙治字宇台，是陆圻的妻弟，明季诸生，曾与毛先舒游闻启祥之门，有“二俊”之称。慷慨尚气节，与陈廷会并为遗民高士之首。曾为李渔在杭州创作的五部传奇作总序，称其作品“寄其牢愁之感，写其抑郁之思”，“离合变化，出鬼入神”。据他在总序中所称，他在演出场所观看《怜香伴》的表演，“雅为击节”；后来又看到了《风筝误》剧本，“读而善之”，于是与李渔结交为朋友。从《怜香伴》《风筝误》的刊刻时间来推断，他们的结交在顺治八年（1651）与顺治九年之间。李渔在《与孙宇台》中说：“弟向在湖上时，益友二三，吾与宇台首屈一指。”李渔视孙治为重要的朋友之一。陆圻卷入文字狱而遭受磨难时，孙治为亲友两肋插刀，在杭州多方想办法营救。
除“西泠十子”之外，李渔还结交了大量杭州本地朋友，如沈晋垣（字亮臣）、胡介（字彦远）、陈绍英（字瓠庵）、柴世尧（字云倩）、冯延年（字云将）、徐士俊（字三有）、沈丰垣（字遹声）等等。沈晋垣早岁学习儒业，为诸生。后来以医为业，精于医术。有孝行，关心公益事业，崇祀乡贤。李渔初到杭州便与他相识，交往甚密。李渔在《沈亮臣像赞》中称：“居杭十年，仅得一友。”作为朋友，沈亮臣“淡而能久”。徐士俊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于书无所不读，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能琴弈书画之艺。精通音律，撰有杂剧60余种。与人交往极为友善和蔼，人有长处，极力称赏。他在塘栖主持诗社，四方才士经常聚集在他家。曾与汪淇合编《尺牍新语》，收入李渔与他往来书简。又以紫珍道人为笔名，为李渔戏曲《奈何天》作评。
第二类是在杭州任职的官员。李渔从小就随父亲和伯父出入官宦之门，熟悉与官员打交道的规矩；在金华做生员和避难时，与官员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到杭州之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与官员的关系更是如鱼得水。张缙彦于顺治十一年（1654）出任浙江左布政使，到顺治十五年（1658）升迁工部右侍郎，在杭州待了四年多时间，十分欣赏李渔的才华，资助李渔出版了《无声戏二集》。
卫贞元字澹足，是山西阳城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于顺治十一年（1654）任杭州南关监督，十分喜欢李渔的文才，与李渔成为好朋友。他后来调任江宁（今江苏南京）龙江西关。顺治十四年（1657），李渔带着妻子和女儿游江宁，卫贞元给予盛情招待，并提供了诸多帮助。李渔让妻女居住在江宁，自己则为处理事务，往返于杭州与江宁之间。卫贞元调离江宁前，专门去看望李渔。恰巧李渔外出游玩，不在江宁，未及晤面。他送给李渔家人不少财物，并留下两封给某位官员的推荐信，以备李渔将来需要时，请这位官员帮忙，考虑得十分周全。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卫贞元又由工部员外郎出任江宁巡按，即将到任。李渔获知消息后，即携妻女离开江宁，返回杭州居住。李渔后来给卫贞元写了一封信，对卫贞元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说明在卫贞元到任之前离开，是为了避嫌。
王元曦字汤谷，是山东掖县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于顺治十三年（1656）任浙江巡按御史。他喜欢阅读李渔的作品，欣赏李渔的才华，与李渔神交已久，但由于官府等级森严，没有机会与李渔见面。一次，他按临浙东之前，预托张缙彦约李渔到舟中会面。张缙彦考虑到李渔去赴约时可能会被随从人员拦住，特地安排随从人员预先与李渔见面。当日，王元曦的船停在萧山西兴，李渔身怀名刺，等在路边，看到“两郡士民，蜂屯蚁集，皆拭目以瞻风采；即道府县令诸官，亦且屏息道旁，不敢擅投一揭”。李渔望而却步，没有上船去见王元曦。事后，李渔给王元曦写了一封信《与王汤谷直指》，说明没有上船拜见的原因。从此以后，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十月王元曦调任云南道御史，李渔每有新作品刊刻出版，马上送给王元曦阅读，两人关系和谐，成为神交。李渔在给卫贞元的信中说王元曦“每见当途贵游，辄道李生不去口”，充满感激之情。王元曦曾为李渔的诗文集作过眉评，李渔编纂的《尺牍初征》和《资治新书》也收录了王元曦的文章。
张瑞征字华平，是山东莱阳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顺治十四年（1657）以左中允任浙江乡试正考官。他赴浙江之前读过李渔的不少作品，非常赏识李渔的才情，考试刚结束，便谢绝接见一切来访官员，独自前往武林门外李渔的家。不巧的是，李渔有事进城去了，两人没有见上面。李渔晚上回到家里，得知这一消息，急忙赶往邻居张安茂家。张安茂字蓼匪，是江南华亭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于顺治八年（1651）出为浙江提学佥事。此时，张瑞征已经离开张安茂家。张安茂向李渔转述了张瑞征“怜恤至意”，李渔感慨不已。事后，李渔给张瑞征写了一封信《与张华平太史》。他在信中说：“嗟乎李子数奇，遇知己于临别之际；犹之王嫱命薄，识明君于遣嫁之时。白面红颜，千古一辙，兴言及此，感慨何如！”
第三类是当时的著名人士。他们既不是杭州本地人，也不在杭州任职，而是李渔去当地拜见他们，或者他们来杭州游玩，李渔借此机会结交。顺治十七年（1660）夏天，李渔前往江苏太仓拜访吴伟业。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他虽然只比李渔大两岁，但成名极早，社会地位和文坛地位远远高于李渔。一方面，明天启二年（1622），吴伟业14岁即从同里张溥受业。崇祯三年（1630），他22岁中举。次年，他参加会试，得第一名进士，殿试又得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左庶子。南明弘光朝，拜少詹事。入清之后，因荐起用为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另一方面，张溥成立复社后，吴伟业被称为复社“十哲”之一。张溥去世后，他成为复社的实际领袖，曾自称为“复社党魁”。顺治七年（1650），以吴伟业为首，宋实颖、尤侗、计东、徐乾学、曹尔堪、陆圻、朱彝尊等人在浙江嘉兴南湖举十郡大社。顺治十年（1653），慎交社、同声社在江苏苏州虎丘举行大会，奉吴伟业为宗主。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为文坛领袖，称为“江左三大家”。
吴伟业

李渔在太仓受到吴伟业的热情接待。吴伟业不仅宴请了李渔，而且带领李渔参观花园别墅。李渔当时就写下了七律《梅村》和词《满庭芳·十余词吴梅村太史席上作》《莺啼序·吴梅村太史园内看花》，如前一阕词中写道：“酒有余香，花多余态，都因人有余情，尽欢竭量，客人不剩余醒。”整阕词连用了十个“余”字，表达了兴奋激动的心情。吴伟业也作了一首七律《赠武林李笠翁》，其中写道：“家近西陵住薜萝，十郎才调岁蹉跎。”从此，李渔被称为“李十郎”，并且广泛传播开去。李渔这次去太仓，是专门请吴伟业为《尺牍初征》写序的。吴伟业在《尺牍初征序》中说，李渔征集尺牍，“斯事虽细，而有关于风会者不浅，而因以见李子之功不可泯没也”。此外，吴伟业又为李渔的《论古》《闲情偶寄》及诗文集作评点。他特别欣赏李渔的史识，认为李渔具有“英雄只眼”，“人千古而目亦千古矣”，指出李渔《论古》一书，“学问人不可不读”。李渔编纂的《四六初征》收入了吴伟业的文章。
顺治十八年（1661）夏天，文坛盟主钱谦益携爱妾柳如是来杭州游玩。此前，李渔编纂《尺牍初征》时曾向钱谦益约过稿。需要说明一下，李渔编纂《资政新书》和《尺牍初征》，除了收入前人的文章和留下时代生活的记录外，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编织广泛的人脉关系。李渔巧妙利用文人注重文字书写的特点，向当时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发出约稿信。比如他通过《资政新书》约稿，结识了许多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员，甚至连吴三桂也包含在内。而李渔通过《尺牍初征》联系到的文人更多，他只要认为此人有名气，就会发出约稿信。当李渔知道钱谦益在杭州的消息后，立刻前去拜访，并请钱谦益为自己的传奇作序。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崇祯元年（1628）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他与南明大臣赵之龙、王铎打开南京城门向豫亲王多铎迎降，并带头剃发。入清之后，他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任《明史》馆副总裁。他的行为被时人和后人嘲讽为 “两朝领袖”，《清史列传》将他列入《贰臣传》。但钱谦益在行为上有其极复杂的一面。顺治五年（1648），他因黄毓祺反清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经柳如是四处奔走才得以释放。此后，他与反清志士如浙东黄宗羲、西南瞿式耜等人共商反清复明大计；又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郑成功等暗中联络，将李定国的蜡书密函传递给郑成功，对郑成功倾囊相助，并数次赶赴金华，借机进行游说策反。顺治十四年（1657），钱谦益前往南京，接应郑成功攻取南京。顺治十六年（1659），已经78岁的钱谦益还去崇明与郑成功会面。
钱谦益

钱谦益在清代文坛名望极高，一时被推为文宗。钱谦益对李渔十分欣赏和器重，在度假之地杭州适轩写了《李笠翁传奇序》。他在序中称：“笠翁传奇，前后数十种，横见侧出，征材于《水浒》，按节于《雍熙》，《金瓶》无所斗其淫哇，而《玉茗》不能穷其缪巧。”将李渔的传奇与《金瓶梅》《牡丹亭》相提并论，无疑提高了李渔戏曲的身价。同时，钱谦益还对李渔的诗文作了评点。如评《拟古》为“拟古而不袭古，清超迈俗，是陶处士后身”，认为李渔的诗作具有陶渊明的风格；又如评《张敬止使君相马图歌》为“纵横排宕，是谪仙家法”，指出李渔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李白的传统。李渔的《尺牍初征》和《四六初征》都收有钱谦益的文章。李渔喜欢与政府官员交往，政府官员也欣赏李渔的才华。顺治十三年（1656），李渔与陈麓屏（浙江金华人）交游。这次见面，陈麓屏对李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任职，只要遇到同李渔相识的人，都会打听李渔的日常生活情况，并且叙述他与李渔的深厚交情。七年后，陈麓屏任太仓知州，李渔赠书给他，在信中表达了感激之情。（《与太仓州守陈麓屏》）顺治十八年（1661）李渔与宋琬一起参加聚会，有诗词唱和，李渔写了词《卜算子·榆荚钱四首和宋荔裳大参》。这四首词写得诙谐风趣而又富有哲理，表达了李渔的金钱观，如“俨是富家翁，人换摇钱树。一旦春归守不牢，阵阵飞将去”。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任浙江宁绍台道，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宋琬在诗歌创作上与施闰章齐名，人称“南施北宋”，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
此外，李渔与在浙江尤其是在杭州任职的官员多有交往或交游，如浙江总督赵廷臣，浙江左布政使袁一相，浙江右布政使胡文烨，浙江巡抚秦世祯，浙江按察使佟国器、毛一麟、冀如锡，浙江巡按杨旬瑛、叶舟，浙江巡盐御史萧震，浙江温处道席式，浙江杭严道熊光裕，杭州知府丁浴初，杭州同知毛赓南，仁和知县张能麟，建德知县李赞元等等。
李渔生性好动，热衷于交游访友，在杭州的十多年时间里，经常往来于吴越间。顺治八年（1651）夏天，李渔畅游了东安（今杭州富阳区），攀登了境内贤明、百丈、鸡鸣、天柱、黑山诸峰。李渔对攀登黑山感受特别深刻。黑山“峻而多峰”，“山形如削”，李渔在向导带领下，“惟于草木间处，猿步而升”，才到达峰顶，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叹万千：“石之奇者，千态万状，草木亦自有异，以所见之异异之。”俯视山下，“绿野如枰，千家棋列，烟火郁然，不可涯际”。他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自顺治二年（1645）游浦江仙华山后，这是第二次大饱眼福。（《黑山记》）李渔遍游诸山期间，都住在贤明山寺庙中。寺庙主持招待客人，非饭即饼，而以菜糊供客人自己取用。这种菜糊以苋菜、萱、茄、菌、边笋、扁豆、缸豆、丝瓜为原料，和以面粉，再加少许酱和姜。食之，香而匀，甘而不甜。李渔是个美食家，对这种菜糊大为叫好，取名为“苋羹”，写下了《苋羹赋》，赞赏不已。下山后，李渔观看了县民为纪念刘十三相公诞辰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自设祭、演剧到鸣爆竹、放烟火，观者众多，场面热闹，而费用极大。李渔感叹说，以如此巨大的费用来举行祭祀活动，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不值得提倡。（《东安赛神记》）顺治十年（1653）夏天，李渔前往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游玩，受到范国禄等人的热情接待。范国禄（1623—1699），字汝受。他屡试不第，喜欢与遗老名士交游。李渔阅历丰富，在文坛上又有名气，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不知疲倦。除了聚会交流外，范国禄、罗休等人还陪李渔去芙蓉池观赏盛开的荷花。冬天，李渔再次游通州，与姚咸、吴彦周等人一起欣赏腊梅。 
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李渔的朋友周云山将军西征凯旋，于二十八日在桐庐大会宾客。一时巨公贤豪、才人墨客星聚。酒足饭饱之后，周将军邀请李渔、陶康叔、严元复、姚居石、胡伊人、宋彦兮、施必忠等七人同游严陵西湖。大家在湖边等船，只见群峰瞬息万变，深浅隐现不一。上船之后，重摆酒席，鼓乐奏响，接鼓传花，舟中哗笑，与城头击柝声相答。沿岸观者如堵，认为自有此湖以来，未见如此盛况。（《严陵西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