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频（818？—876），字德新，睦州寿昌（今属浙江建德市）李家镇石门堂人，明宰相商辂在《重修宣圣庙学记》文中写道：“寿昌，严中邑。户不半万、然土田骨腴，民足衣食，兴于礼义，人才之出，自昔为盛，若唐李频德新……”，可见后人对其之推崇。

李频

据《新唐书·李频传》载，李频从小颖慧聪明。成人之前，一直住在寿昌李家西山一带。李频读书认真，阅读面广，记忆力特强，常常是过目成诵，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擅长。当时给事中姚合在诗坛很有名气，很多读书人都归在他的门下。李频仰慕他的名声，于是同朋友喻坦之一起步行千里找到姚合，希望得到姚合的推荐。姚合看了李频的诗作，非常满意，大加褒扬，同时对李频本人也非常欣赏，最后把女儿嫁给了他。

大中八年（854），李频登进士第。及第后，即预吏部“释褐”试，拔萃中式，授秘书省校书郎。旋携京官辟黔中经略使南卓幕府。在黔中，为时不久，即去职东归。大中末，李频到南陵（今属安徽）任主簿。咸通初，李频又由南陵主簿转为池州参军。咸通五年（864），由池州参军迁为武功（今属陕西）令。李频任武功县令期间，主要做了两件较有影响的事，一是抑制强暴，二是兴修水利。《新唐书·李频传》：“于是畿民多藉神策军，吏以其横，类假借，不敢绳以法。频至，有神策士尚君庆，逋赋六年不送、晘然出入闾里。频密擿比伍与竞，君庆叩县庭质，频即械送狱、尽条宿恶，请于尹杀之，督所负列少贷。豪猾大惊，屏息奉法，县大治。有六门堰者，廞废百五十年。方岁饥，频发官癐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谷以大稔。懿宗嘉之，赐绯衣、银鱼。”

咸通十二年（871），李频因其在武功令任上，政绩显赫，声名日盛，为此，被朝廷升为侍御史。此时，他往来鄜州、公干繁忙，但他忙里偷闲，作诗多首，以记其行，如《鄜州留别王从事》《春日鄜州赠裴居言》《朔中即事》等。十四年（873），李频升为尚书兵部都官员外郎。员外郎为六部（吏、户、兵、礼、刑、工）所辖诸司的次官，协理司务。同时上表主动请求外放为建州刺史。乾符二年（875）正月，李频出为建州刺史。初到建州，正值春天，李频就以饱满的为官热情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既至，以礼法治下，更布条教。时朝政乱，盗兴，相椎夺、而建赖频以安。”（《新唐书·李频传》）

李频在建州刺史任上，勤勉治政，兢兢业业，最后积劳成疾，翌年卒于任上。李频去世之后，后人为他编了一本诗集，名叫《建州刺史集》。因李频生前为建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死后就葬在建州的梨山，为他立祠建庙，尊之若神，由此，他的诗集也叫《梨岳集》。在他的家乡睦州，老百姓非常爱戴他，为了纪念他，专门用他的字作为桥名，取名德新桥，以便让后代子孙记住这位好刺史。

李频能入《唐书》文艺传，足以表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李频对后世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他的诗歌。《四库全书·梨岳集》提要中说：“王士禛《居易录》称诗人（指李频）为神，未有频之显著者。然频诗自佳耳，其为神则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也。”李频正是凭其正统的为官之道，有其崇高的经世济民思想，在仕途上取得了卓著的政绩，人们才把他尊为“神”，以表达对这位好官的崇敬之情。

李频十分体察百姓疾苦，并注重农桑发展。如他在《五月一日蒙替本官不得随列入阙感怀献送相公》一诗中说的那样：“劝农原本是耕人。”初到建州，就写了《之任建安渌溪亭偶作二首》，诗中有这样几句：“入境当春务、农蚕事正殷。逢溪难饮马，度岭更劳人。想取烝黎泰，无过赋敛均。”写出了他的经世济民思想。

作为一个有出息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李频之所以要求外放当刺史，也主要是想为基层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李频在《送台州唐兴陈明府》一诗中曾对即将去台州唐兴当县令的友人寄予希望，诗中说：“遥知为吏去，有术字黄孤。”就是希望他把那些孤苦伶行的人抚养好。在另一首题为《送德清喻明府》的诗中说：“但为诗思苦，为政即超群”，意思是说，只要以像作诗那样辛苦的态度来对待当官为政，那你肯定能做出超群的业绩来。

在李频的不少诗中，还表达了心系边防、主张收复失地的爱国思想。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西北少数民族势力一直比较强大，每年一到秋天，或黄河结冰时，就大举挥兵南侵。虽然每年都征兵防秋，也只是应付差事，没有人真正为朝廷出力，为国家稳定效劳。一遇外族入侵不作抵抗，就盲目往后撤退，走马长安，请求增援。另外，朝廷官吏与边帅不和，互相猜忌，坐使敌骑长驱直入，边地遭殃。这些情况在《闻北虏入灵州》《赠李将军》《送凤翔范书记》《朔中即事》等诗中都有较多的反映。希望早日收复失地。李频知道自己无缘领兵打仗，收复边关失地，他只能将自己的心愿与企盼及一腔豪情壮志寄托给那些有可能建功立业的边将们。如《送边将》写道：“防秋戎马恐来奔，诏发将军出雁门。遥领短兵登陇首，独横长剑向河源。悠扬落日黄云动，苍莽阴风白草翻。若纵干戈更深入，应闻收得到昆仑。”

细读李频诗集，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是儒、佛、道三家互相影响的，穷达闲时各有不同表现。纵观李频的一生，对他影响最深，自己身体力行的是儒家思想，与其他两家相比，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脉络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李频的儒家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积极入世，热衷功名方面。李频作为一个地处偏远山乡的平民之子，在当时的社会里，要进入上流社会，唯一的捷径就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也只有当了官，才能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但功名之路，难度较大。李频在《长安即事》一诗中就写到：“愁人白发自生早，我独少年能几何。”可见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担忧，白发都生了许多。最让人感动，几乎要催人泪下是他的那首表达落第感怀的《长安感怀》：“一第知何日？全家持此身。”此诗开头两句真是凝聚着自己的千般期待，万般辛酸。能不能考取功名，这不光关系到自己个人的名誉地位，更主要的是关系到家庭，是自己对家庭的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其深深的浸染。

李频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诗人，但他的诗作中也有一些反映佛教内容的诗篇。唐朝佛教之所以非常兴盛，这首先与唐王朝实行儒、佛、道三教调和的思想统治政策有关，继武则天和唐玄宗之后，中唐时期的肃宗、代宗、顺宗、宪宗、穆宗诸帝，都非常信奉佛教。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群雄割据，人们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渴望精神上有所寄托，这是当时适宜佛教思想传播的精神土壤。尤其在人们碰到困难，遭受挫折时，更容易在思想上转向佛教思想，在那里找到精神上的寄托与安慰。综观李频诗集，在近200首诗中。同佛教有关的诗就有14首之多。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众多的与佛有关的诗，是李频诚心向佛，乐意结交僧人的见证，也是作者追求佛境，力求内心清静的体现。

在“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唐代，李频也多少受到一些道教的影响。道教崇尚养生，注重炼丹，追求长寿。李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赠阳山顾炼师草堂》一诗中就说：“若到当时上升处，长生何事后无人？”在另一首《华山寻隐者》的诗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长闻得药力，此说又何如？”

在唐代睦州史上，李频在当地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在他的家乡睦州寿昌县，建有众多的祠庙，每年乡人都去祭祀他，且千百年来一直尊他为“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