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姬与王姬先后离世，使李渔的精神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她俩是李家戏班的顶梁柱，她们在两年间离开人世，使李家戏班无法存在，李渔的戏剧演出活动到此止步。睹物思人，以前愉快的场景时时浮现在眼前，令人伤心又伤神，这恐怕是李渔搬离南京、迁回杭州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

乔姬与王姬先后离世，使李渔的精神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她俩是李家戏班的顶梁柱，她们在两年间离开人世，使李家戏班无法存在，李渔的戏剧演出活动到此止步。睹物思人，以前愉快的场景时时浮现在眼前，令人伤心又伤神，这恐怕是李渔搬离南京、迁回杭州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李渔在生活上注重享受，讲究排场，追求奢华，肆意挥霍，日常生活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他曾自嘲说“有昔日之豪举，宜乎有今日之落魄”。他在杭州时，一家只有八口人，而在南京生活的十几年间，人口却增加到四十人。新增加的人口，除了新出生的儿子和新纳的小妾外，大部分是为他提供服务的仆人。很显然，仅仅依靠他一人的笔耕收入已经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生活，这就是李渔经常外出游玩、争取官员或富豪捐助的原因所在。还有一个原因，是李渔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所说的：“仆本浙人，虽家于金陵，非土著也。首丘之念，蓄之已久，矧祖宗墟墓在焉？自乙卯岁两儿泮游于浙，遂决策移家。”“乙卯岁”即康熙十四年（1675）。这一年，李渔已是65岁的老年人。叶落归根，年老返乡，这是李渔的真实思想。但李渔并没有考虑直接回到老家兰溪安家，而是重新回到杭州，这是由于李渔以前在杭州生活了十多年，积累了广泛的人脉，结交了许多朋友；再者，杭州拥有他最喜欢的景色秀美迷人的西湖，他的称号“湖上笠翁”就是由西湖而来的。

李渔

李渔

事实上，在此前的一年，李渔已经开始行动。康熙十三年（1674）秋天，李渔在离别十多年后第一次到杭州游玩，见到了多年未遇的老朋友丁澎和孙治，拜见了已调任钱塘知县的梁冶湄，并结识了其幕客徐釚（字电发）。同时，李渔还饶有兴趣地走访了地处武林门外的旧居，写下了七律《再过武林旧居，时已再易其主》。这次杭州之行，李渔感触良多。他意识到自己的人际网主要在杭州，加上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困顿，他动起了再次移居杭州的念头，他在《与徐电发》的信中说：“吾乡寇警渐疏，此地妖氛转炽，弟欲归依刘表，未审贵东翁及在上诸当路，肯复授一廛而为氓否？”此信首句叙述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在福州举兵反清，兵分两路进攻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今丽水）和金华、衢州，浙江震动。清政府派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军南下浙江平叛，到了八月，浙江局势趋于稳定。第二句说明李渔在南京的生存状态不佳，至于“妖氛”具体指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这种“妖氛”对李渔在南京继续生活十分不利。此后几句，李渔似乎在试探，如果他从南京迁居杭州，梁冶湄等官员是否能在住房等方面提供物质帮助。

康熙十四年（1675）四五月间，李渔再次从南京来到杭州，替请告家居的吏部尚书黄次辰代撰《两浙抚军陈司贞先生寿序》。此文为祝寿之文，多为溢美之词，并且文采飞扬，如称颂陈司贞：“由困极而小康，由小康而大治，公始终造浙者哉！”陈司贞名秉直，于本年由浙江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其生日为五月十三日。此后，李渔去绍兴、诸暨等地作了短期旅游。到了夏天，李渔送长子将舒和次子将开赴严陵（今浙江桐庐）应童子试。他在饱览山光水色之时，也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相互交往之际，李渔不但忘记天气的酷热，也不知道此身处在客中。他为此写下了七律《严陵纪事八首》，其七写道：“未能免俗辍耕锄，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李渔在明朝时两次赶往杭州参加乡试（其中一次闻警中途折回），入清之后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而现在却送两个儿子应试，这就是“老来颜面厚于初”的真实含义，自我嘲讽的意味十分浓厚。他游严子陵钓台后，写了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严光（字子陵）是东汉著名隐士，是李渔最为崇尚的道德楷模，他在词中将自己与严光进行了比较，“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感觉到自己的行为与品格都远远不如严光，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也包含无尽的心酸。回到杭州不久，李渔病倒了，卧床不起。梁冶湄听到消息，写了一首五律《寄讯笠翁抱病》给李渔，表示慰问，其中写道：“喜见多诜羽，无烦虑首丘。加餐须努力，好向越人谋。”劝李渔不必为移居杭州之事操心，这可视为是对李渔上一年致徐釚信件内容的回应。

康熙十五年（1676），李渔在浙江当政者如梁冶湄等人的帮助之下，购买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及山地。它地处螺蛳山与铁冶岭之间，古迹郭璞井就在右边，面湖背山，风景宜人。旧宅稍加修葺便可入住，然而李渔却要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地势，在周边建造一座园林，并命名为“层园”。李渔自许平生有两个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前一绝技在他撰写传奇和组织戏班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后一绝技在他建造伊山别业时已小试牛刀，在营造南京芥子园的过程中得到明显的表现。这次筑造层园，他也想充分展示这方面的绝技。从夏天一直到冬天，整个工程还没有竣工，他便急于赶往南京为长子将舒操办婚礼。顺便交代一下，李渔在杭州建造层园之时，家人还居住在南京。

芥子园

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李渔从南京移家杭州。他原想趁这次搬迁之机，卖掉南京的芥子园和书铺，可以带一笔资金来建层园。而事实上，由于他长期负债，几乎是一无所有地离开南京。他自述了这种惨状：“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即平生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妻妾儿女头上之簪、耳边之珥，凡值数钱一镪者，无不以之代子钱，始能契家而出。”（《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他能够带走的只是从芥子园拆下的一些建筑材料。更为不幸的是，李渔从这年孟春回到杭州，直到季秋，整整病了八个月，几次死而复生。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李渔向京城的朋友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备述自己的贫困和不幸，请求众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便是《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这封信写得动情而酸楚：“仆无八口应有之田，而张口受餐者五倍其数；即有可卖之文，然今日买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买《长门》一赋，如陈皇后之于司马相如者乎？”“以四十口而仰食于一身，是以一桑之叶，饲百筐之蚕，日生夜长，其何能给？”“孰意抵杭数日，即卧病不起。一人不起，众命皆悬。”“虽有数椽之屋，修葺未终，遽尔释手。日在风雨之下，夜居盗贼之间；寐无堪宿之床，坐乏可凭之几。甚至税釜以炊，借碗而食。”诉诸文字，凄惨万分。

不久，朋友们陆续给李渔提供了资助。康熙十七年（1678）春天，层园终于落成。层园的建筑很好地体现了李渔的美学思想，反映出李渔“取景在借”的筑园理念，无限扩展了层园的审美想象空间。丁澎记叙了层园的结构状况：“高其甍，有堂坳然，危楼居其巅，四面而涵虚。其榑栌则有蜷曲若蟉者，户则有纳景如绘者，棂则有若蛛丝大石弓者，户则有杌而兽者，檐则有蜿蜒下垂而欲跃者，或俯或仰，倏忽烟云吐纳于其际，小而视之，特市城中一抔土耳。凡江涛之汹涌，巑峰之崱屴，西湖之襟带，与夫奇禽嘉树之颉颃，寒暑惨舒，星辰摇荡，风霆雨瀑之所磅礴，举骇于目而动于心者，靡不环拱而收之几案之间，虽使公输子睨视袖手而莫能施其巧也。”（《笠翁诗集序》）其建筑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山势，顺势而为，融人工痕迹于天然景色之中。李渔也为层园撰写了一副对联，以此来表达内心的情感：“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李渔对自己的这一杰作非常满意，先后写了十首诗和六阕词来叙述或描绘它。其诗中写道：“倦游十载畏长途，五岳三山兴已辜。贫以墓田归北阮，老将诗骨葬西湖。”“似客两峰当面坐，照人一水隔帘清。”“云霞尽可须臾致，松菊还须渐次增。”“开窗时与古人逢，岂止阴晴别淡浓。堤上东坡才锦绣，湖中西子面芙蓉。”“目游果不异身游，顷刻千峰任去留。云里霹开三净土，镜中点破二沧洲。”（《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他在《风入松·自题湖上新居，寄四方同道六首》词中写道：“从前虚负自题名，湖上笠翁称。笠翁今果来湖上，纶竿具、足慰生平。郭璞井边饭甑，虎跑泉上茶铛。楼船箫鼓日纵横，似为耀门庭。主人不喜翻憎闹，常扪耳、自避歌声。止得黄鹂不厌，有时不语挑鸣。”“前门湖水后江潮，恰好住山腰。白云不隔东西岸，酒旗外、帆影飘摇。一榻难分向背，横铺始免推敲。江深湖浅异波涛，风起暂停嘲。湖里欢娱江上恐，为他人、忧乐相交。不睹乘舟艰险，焉知闭户逍遥。”对层园的自然景观和居住环境感到无比喜悦和满足，这种情感完全发自内心。

层园除了将美景尽收眼底之外，还靠近郭璞井，这是李渔特别得意之处。他在《风入松·自题湖上新居，寄四方同道六首》小序中说：“杭城井水咸而浊，惟予新居之侧有井曰郭璞圣井，与泉无异。”杭州城内的水井由于地势较低，时常受到咸潮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水质浑浊而水味带咸的现象。李渔是特别讲究生活享受之人，家旁有这么一口类似泉水的井水，取用非常方便，这令他十分兴奋。他为此写了一篇《郭璞井赋》，在赋前序言中，他叙述了郭璞井水的得天独厚之处：“杭为山水之乡，人文之薮，骚人逸客，欲得而家焉。但居雉堞以内者，城外之山可观，城外之水不可得而饮也。井水咸而浊，饭不得已用之，茗必取给于外。即不能泉，西湖亦茶料也。然路远而隔，旦旦汲之，以肩作绠者，不胜其劳矣。其不咸不浊、虽井实泉者有二：一曰大井，居鼓楼之西偏；一曰郭璞井，在吴山东北，介螺蛳山、铁冶岭之中，即予新居之右臂。井较大井犹大，水更清，味亦稍别。盖大井居平地，而此在山。地有浊流沁入，山无浊流，且四面多石，石不受沁，亦无可沁也。为眼十，水给千余家。淫雨不稍增，旱可经年不涸。其始由郭景纯至此，谓地有美泉，人始穿之，故题其上曰：郭璞圣井。予前后居杭十余年，皆苦于水，兹得此为邻，饮水知源，奚可不明所自？因假赋井，以颂其人。”交代了郭璞井水的特质和得名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