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城佛教，始于东晋，代有所兴，吴越之际，最为繁盛。吴越王钱镠立国杭州，御治东南，信佛顺天，将佛教与王权紧密联系，具有强烈的护国色彩。《咸淳临安志》载：“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也因此引来了诸多僧人来此朝圣。 
杭州孔庙碑林文昌阁保存展示着镇馆之宝之一《十六罗汉像刻石》，共16石，碑石尺寸相同，均为高126厘米，宽55厘米，厚24厘米。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唐末贯休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书。 
每石刻罗汉像一尊，像之左上或右上刻罗汉位次和名号，其下刻乾隆根据梵典修改画上原罗汉位次和名号，每石还刻有乾隆为像作的题赞。此刻石原藏杭州孤山圣因寺罗汉堂，后移存至杭州碑林。 
贯休（832－912），原名姜德隐，浙江兰溪人。6岁即为僧，工书画，号“宝月禅师”，是唐末五代著名的诗僧和画僧。一生游历既广，且能诗善画，在画坛诗林均有影响。唐末昭宗乾宁二年（895），贯休坐蒲团于杭州灵隐寺。
贯休（832－912），原名姜德隐，浙江兰溪人。6岁即为僧，工书画，号“宝月禅师”，是唐末五代著名的诗僧和画僧。一生游历既广，且能诗善画，在画坛诗林均有影响。唐末昭宗乾宁二年（895），贯休坐蒲团于杭州灵隐寺。梦中偶得 贯休所画罗汉，富有艺术的夸张趣味，甚至有一种宛如相斗时神经紧张的变形。笔力遒劲，线条紧密自如。在师法阎立本、吴道子、尉迟乙僧的基础上，开拓立意，变形装饰，宗教气渐渐薄弱，含有一种玩世的意味，使佛画逐渐向士大夫画演进，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宋高僧传》记载，贯休在杭州时，曾受众安桥张氏药铺之请，画罗汉一堂，云“每画一尊，必祈梦得应真貌，方成之”。五代十国时后蜀词人欧阳炯有：“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之诗句。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尝睹所画水墨罗汉，云是休公入定观罗汉真容后写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宣和画谱》评价：“以至丹青之习，皆怪古不媚，作十六大阿罗汉，笔法略无蹈袭世俗笔墨畦畛，中写己状眉目，亦非人间所有近似者。”
传扬千载 据史料记载，贯休《十六罗汉图》始绘于唐广明年(880)，至乾宁初年（894）才完成16帧，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唐末藩镇割据，贯休为避乱携画至西蜀，并受蜀主礼遇，主持东禅院，将画作安置寺中。后蜀广政十二年(949)，此画被纳入后蜀孟知祥内府。蜀亡后，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十六罗汉图》被收入宋内府并藏于兴国寺中。北宋灭亡后，宣和秘府书画佚散。直至南宋宁宗时，此画才复归内府。元明两朝，此作流传不详。直到明末，张丑才在《清河书画舫》中重提该卷。清初《十六罗汉图》为浙江钱塘圣因寺所得。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南巡，驻圣因寺行宫，见行宫内皇家藏书楼文澜阁所藏《宣和画谱》中贯休的十六罗汉画像后，赞不绝口，命工匠将其刻于石，置于圣因寺内，特设“罗汉堂”，并亲笔修改名号，题写赞词。
勒石湖上 
圣因寺十六罗汉像塔（现藏杭州孔庙碑林） 十六罗汉刻石，每石高1.24米，宽0.54米，每石刻一罗汉，一像一诗。住持僧明水募谨勒石。《清乾隆御题像赞》刻于原署标识第四尊罗汉左上，赞文曰：“唐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见宣和画谱，自广明至今，垂千年，流传浙中，供藏于钱塘圣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驻西湖行宫，诣寺瞻礼，因一展观，信奇笔也。第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音，其名次前后，亦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爰以今定《同文韵统》合音字，并位次注于原署标识之下，各题以赞，重为书签，仍归寺中传世永宝。夫四大本无，画于何有，乃斤斤于名相文字之别，得毋为诸善者，所诃耶？御识。”住持僧明水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写有题记。圣因寺原址位于现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1963年，贯休《十六罗汉图》刻石由浙江省博物馆内的罗汉堂迁往杭州孔庙碑林文昌阁保存，至今仍完好无缺。自此之后，这个经乾隆题赞、译名、排位后的石刻版本成为清代中后期罗汉画创作和著录的范本。
晚清民国拓贯休十六罗汉图拓片 杭州博物馆藏 近日，“湖山胜处”——16至20世纪书画杭州特展开展，其中展示了杭州博物馆馆藏的十六罗汉图拓片，这套拓片为晚清民国拓圣因寺石刻拓本，墨色匀称，图像、字体清晰，保存完整，所拓罗汉状貌古野、绝俗超群，忠实地反映了原刻的面貌，是贯休十六罗汉图现存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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