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

1983年以前，我和毛昭晰先生素昧平生，没有任何交集，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

1983年5月，毛昭晰出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9月，我到新组建的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从此，作为他的袍泽，开始了我们将近四十年的交往。

 01 

毛昭晰此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校图书馆馆长，他常常自称是一个教书匠，到文物局来事出偶然，是来帮忙的。有时甚至诙谐地开玩笑说“我是被骗来的”。

其实，从我和毛昭晰最早接触开始，他对文物工作的那股激情、那种执着，使我深深地感到他是带着一种抱负，一种理想来到文物领导岗位的。在当时，文物不仅仅是个小众团体，无权无势，而且在许多社会场合连说话的份都没有，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即便是许多为文物工作呼吁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觉得历史古迹应予保护、不该被湮没而已，对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它的价值，是不会想得太多的。

而毛昭晰不一样，他是少数真正懂得文物社会功能和潜在价值的先知者，他经常告诫我们，文物事关社会的未来，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要有紧迫感和责任心。他很喜欢引用一个八十年代早期的故事：有一个香港青年代表团来内地参观，领略了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以后，非常激动地说，“过去我们把内地称作大陆，错了，这不是大陆，而是我的祖国！”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大幅度的形体动作，每听一次，都不能不使每一个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所以，他如果不是带着理想和激情，是不会选择这一行的。

毛昭晰极富前瞻性的眼光，是一个有大格局和战略眼光的学者。在杭州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就相当关心文物方面的事情，和省里的几位老专家牟永抗、王仕伦、朱伯谦、汪济英都有交往，有机会也会去考古工地看看。所以他对文物系统的状况和着力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

毛昭晰来后的第二年，果断地拆分了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又批准在考古所内部成立了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中心，单独运行，专门负责文保古建筑的维修，是为日后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滥觞，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

1986年，毛昭晰在省委老领导李丰平同志的支持下，将省文物局编制增加到25人，另增加省考古所个20编制。并根据形势的发展，把省文物商店从经营性质改为管理性质，成为管理文物市场和出口鉴定的专门机构。这样，使在文革中处于极度收缩状态的文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形成了功能配置合理、架构设置完整的省直文博系统，为文博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成为全国少数有完整功能配置和架构的少数省份之一，这在当时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充其量不会超过四五个。

现在有些人看政绩，往往只强调在他手上完成了几个建设项目，而解决一些长期卡脖子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将之改革和调整到位，却常常被人忽略。其实，解决软件方面存在的问题，难度绝不在硬件之下，而且也更有长期和战略的意义。非有大智慧大格局的人，才会作如此之想。这些举措，看起来并不显眼，却为文博各方面人才的成长打开了空间，从人力和资源的布局上夯实了浙江文物大省的基础。

文物部门过去的工作习惯，除非有紧急要务，一般很少外出。毛昭晰深知文物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未雨绸缪。他到职以后，一改往日很少出差的惯例，加大了对地、县文物部门巡视的力度。当时，浙江交通情况很差，去一个偏远一点的县，路上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他不辞辛苦，轻车简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了解各种问题，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那悠雅的学者气质和从容不迫的谈吐，使许多地县分管领导为之折服，为地方的文物部门开拓了生存空间。

当时，我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正为加强文物工作、理顺园林文物之间的关系而苦恼。1988年五六月间，毛昭晰乘国家文物局张德勤局长来杭之际，约请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杭州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加上他和我五人，一起研究如何规范两部门的运作，加强文物系统内部活力和有效运作的办法，并制定出了具体方案，后虽因人事变动没有完全执行，但至少让有关方面感到必须改善杭州文物工作处境的迫切性，对日后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为了过河，就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毛昭晰的睿智，表现在他深知桥和船有多种可能性，懂得怎样采取最有效、最适合的途径来达到目的。比如，2001年杭州市启动了西湖西进、南线整治等重大工程，此时西湖申遗刚开始启动，社会上有一些人觉得这类整治动静太大，恐不利于日后申遗。毛昭晰在市委主要领导召开的会议上，率先提出要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改称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内涵提升的力度却很大。事实上，由于名称的变动，工作实践中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发掘历史碎片，使之串珠成链”成了整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对西湖申遗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1985年以后，文革中被用作拘留所的郭庄归还给园文局，按照七十年代制定的曲院风荷公园规划，郭庄将会被拆除，改建为曲院风荷公园密林区的一部分。我和毛昭晰商量对策，他说：郭庄现在还不是文保单位，保不保的事不宜张扬。这样吧，由省文物局出个文给园文局，就说郭庄已经被省局内定为下一批省保单位，应予保护。为了减少给园林方面的压力，此文以不带文号的便笺形式发出。果不其然，园林方面也接受了这一善意，郭庄终于保了下来。

      对于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毛昭晰具有很高的敏感性。1987年4月底，发生了瑶山遗址被哄抢事件。我在5月1日晚上向他报告，他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赴现场开会，要求立即追缴被盗的文物，依法严肃处理这一哄抢事件，坚决打击破坏文物的犯罪行为。虽然省、市、县三级态度都非常坚决，但当地的阻力是比较大的。据说从乾隆时代起，良渚、瓶窑、长命、安溪一带的农民，掘地时掘着掘着就会有玉璧玉玦一类的文物掘出来，时人称之为“汉玉”。民国以后，便常有文物贩子来此收购，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农民把它当作是发家致富的意外之财，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他们认为可能的地点深挖。开始收缴时，有的人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拿到的东西无人看到；有的抵触情绪很大，认为自己是从个人所有的土地上得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所以收效甚微。

      毛昭晰抓住这个案子不放，隔三叉五地听取汇报，并通过省公安厅督促办理。对拒绝上交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于使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公开审判了一批涉案人员，造成很大声势，起到了震慑作用，使良渚一带四个乡的农民，都懂得了“地下文物，概归国有”是一条红线，是不能触碰的。此后，大规模的哄抢盗挖的恶性事件再未发生，保证了以后若干年良渚遗址总体上的平安。

毛昭晰离开文物工作岗位以后，依旧对一些可能影响文物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保持高度的警觉。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曾给时任委员长李鹏写信，要求督促地方对国保单位东周王陵遗址的保护予以落实，不能把经济开发区放在遗址范围以内，不能搞大广场。洛阳问题的解决，为处理好经济开发区和大遗址保护的关系作出了榜样，也为国家文物局日后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02 

青年毛昭晰

毛昭晰是博物馆专家，在杭大任教时，他就率先倡议在历史系成立博物馆学专业。他对博物馆的深度了解和推崇，是业内出了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省有馆舍、有基本陈列可以勉强称得上博物馆的，不过六七家之多。我们这些初入行者，对博物馆缺少基本的感性认识，毛昭晰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他说博物馆应该是三驾马车型的，即地誌博物馆（现在一般叫综合博物馆，其实在学理上是不严谨的）、专题博物馆（现在统称专业博物馆）、名人纪念馆；而在我们过去，大多数人把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当作两回事。

      毛昭晰还告诉我们，欧美日很多地方，一个城市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博物馆，不管什么行当，只要有迭代变化、演进的实物，都可以办成博物馆，这是长知识的地方；博物馆不一定很大，但要有趣。日本有一个人体博物馆，进口像个嘴巴，出口处通过感应，会发出像放屁一样的声音，很好玩；他还以日本九州吉野里遗址博物馆为例，主张考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可以有复原或模拟的现场场景；博物馆可以政府办，也可以民办，国外许多知名的博物馆是基金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办的；博物馆要有基本陈列临时陈列两块场地，要有观众休息和购物的地方等等。这些现在都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可是在当时，却是一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清风，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博物馆的天地这么广阔。 

      早在1981年，毛昭晰在杭州饭店召开的省旅游系统的研讨会上，提出发展旅游要多建博物馆的建议，并具体列出了丝绸、陶瓷、钱币、中药等一批名单，据说会议举办者为他的发言发了简报，引起了上层的注意。1985年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提出要在杭州建设丝绸、茶叶、南宋官窑、胡庆余堂中药四大博物馆，或许与毛昭晰的首倡在杭州建博物馆有一定的关系。

      1985年清明节，章太炎先生的长子章导先生率全家来杭州为太炎先生扫墓，会见了省市领导，他在会见时提出，愿意将文革中被查抄的太炎先生遗物捐献出来，希望在墓地旁边建一个纪念馆。市委杨招棣副书记表示杭州愿意负责这个馆的建设，得到毛昭晰的力挺。

      当时，在全省11个地市级中，杭州是唯独一个不仅没有市级博物馆，也没有一个县级博物馆的城市。章太炎纪念馆的建设，开了杭州博物馆建设的先河。有一天，毛昭晰把我叫去，对我说：“章导先生原先希望章馆由省里来建设和管理，考虑到实际情况，决定将章馆的建设交由市里负责，杨招棣同志抓这件事，我是放心的，希望你具体把这项工作抓起来。虽然省里不承担建设任务了，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来找我，我一定帮你，这也是我对章导先生的一个交代。”

      毛昭晰深知太炎先生的历史地位、影响力和章家后人广泛的社会联系，觉得这个馆建在杭州很重要。由于太炎先生一生的足迹在上海、苏州留得比杭州多，这两地争取要把纪念馆放在他们那里，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家属提出放在杭州，所以他认为这件事一定要办得漂亮。他和我一起约请省政协主席王家扬同志主持召开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延请了海内外50余名顶级专家，为纪念馆建设作了很好的铺垫。

      在建馆过程中，毛昭晰知道如果省一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不直接参与，经办人级别太低，可能会产生误会，导致功亏一篑。所以一直把章馆的建设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章家有人来扫墓，他必定陪同，还是以主人身份出来接待。我们每次去苏州章导家联系工作，他怕出现纰漏，每次都亲自参加。前前后后一共去了六次，直到把捐赠的太炎先生的文物运到杭州入库为止。所以，章太炎纪念馆的建成，凝聚他的巨大心血。

      再譬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是毛昭晰一手促成的。九十年代以前，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对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意义重大。毛昭晰率先向余姚市政府郑重提出建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想法，余姚市政府拍板决定以后，一些重大业务和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他亲力亲为、最后定夺的。从选址、干栏式建筑的外立面的构想、建筑方案的审定，再到陈列布展和遗址的现场展示，无一例外。

      当时我在博物馆处工作，记得最忙的时候，毛昭晰几乎隔二三个月就要去一趟余姚。当时省文物局没有博物馆的专项费用，但余姚市向省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补助，他出了大力。没有他反复和有关部门交涉，经费的事不一定能办得下来。作为全省第一个考古和遗址类的博物馆，开馆以后，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这是毛昭晰的又一大贡献和建树。

      现在很少为人知道的是，毛昭晰为一些重要的捐赠活动所做的努力。八十年代，有很多知名人士来杭州。毛昭晰凭他广泛的社会联系和良好的个人声望，多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广交朋友，获得他们的信任。如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夏衍同志的女儿沈宁先生、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先生、常书鸿先生的夫人和女儿等。八十年代几次重大的捐赠活动，像广洽法师收藏的李叔同先生的文物，丰子恺先生为其师所绘的《护生画集》，夏衍同志收藏的宋元书画、常书鸿先生的敦煌画作等珍贵文物的捐赠，都是毛昭晰长期做工作的结果，虽然出面的接收方是博物馆，其实一力促成此事的，其真正的幕后操盘手应是毛昭晰莫属，这是不应该忘记的。

 03 

毛昭晰在省博孤山馆区改扩建工地参加劳动

毛昭晰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和蔼可亲态度、以理服人的谈吐而折服，和他在一起，颇有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那样的感觉。在个人品质方面，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后人学习。

      第一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毛昭晰在文物局工作十年，不管有没有烦心事，都从不拿厅长或教授的架子，和人说话时总是那么和和气气，娓娓而谈，喜欢和人聊家常。因此，除了特别正式的场合，大家都乐意叫他毛老师，好像他就是生活中的普通同事一样，没有上下级之间的严格界限。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或许坚持一阵子是可以的，但毛昭晰却坚持了一辈子，这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他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见去压服别人。

90年代初，有一次为一个文物维修项目能不能使用钢筋发生争执，有人闹意气说：什么东西都有生老病死，用传统材料修不好的文物，垮塌就应该让它垮塌，文物难道就不能死吗？面对这样无理的抬杠，毛昭晰都没有和人红过脸，而是等事后再进行解释和开导。

其次是关心同志、关爱他人，特别关心在基层文博单位打拼的同志。九十年代初开始评职称的时候，毛昭晰多次向我们这些评委强调：对基层的老同志不仅要看论文，主要还是要看实际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不能让默默无闻的实干型人才吃亏。对于新入行的同志，他总是满怀热情帮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河姆渡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邵九华同志，是从教育系统调过来，每次他来局里汇报博物馆建设的进程，毛昭晰总是要和他很长时间，从邵九华离开时的笑脸上，可以感觉到他内心非常充实，对工作充满了向往。

此外，像舟山的方贤忠、黄岩的符艺楠，泰顺的夏碎香等，毛昭晰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有一次在宁波东钱湖史氏家族墓地考察，碰到一位业余文保员，交谈起来，知道他从解放初期开始就担任业余文保员，三十年来一直守护着东钱湖山上的文物。经过和鄞县文管部门核实后，毛昭晰给予了这位业余文保员以很高的评价，邀请他参加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亲自给他发奖状，并号召各地文物部门都要检查所在区域的业余文保员的工作，表彰那些坚守岗位，风里来、雨里去的优秀业余文保员。在他离开文物局工作岗位以后，曾经和我说：这几年文物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他们很多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现在省博物馆建好了，能不能把他们找到杭州来聚一聚，看看省博的文物，这里也有他们的贡献啊！很可惜，因为主客观的原因，我未能让他了却这番心愿。

第三是公私分明，廉洁奉公。文物系统从前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文物工作者自己决不经手买卖文物，也不收藏文物，很多老一辈的专家，一直遵守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毛昭晰也不例外。他在文物局工作期间乃至离开以后，从来没有收藏收买过一件文物，甚至没有在工地上捡过一片瓷片或陶片带回家。他还把在杭大任教期间（主要是文革期间）收藏的一批古钱币，毫不犹豫地无偿捐献给了省博物馆。

章太炎先生的长子章导先生鉴于他和毛昭晰交往的情谊，决意单独送他一件太炎先生手书的书法作品，章导先生当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的面，讲清楚是送给毛昭晰个人的礼品，不在捐献范围之内。毛昭晰收下以后，随即很快地将之正式无偿地捐献给了章太炎纪念馆。

类似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毛昭晰做过不止一次。对于那些好心要送他一两件礼品留作纪念的捐赠者，只要事涉文物，他不是婉言谢绝就是转手移交给博物馆，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 

我和毛昭晰交往近四十年，他和我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即兄长、老师、上级、同道。毛昭晰长我15岁，又是上级，照理应该有辈分不同的区别。前面说过，他和我素昧平生，但我们初次见面，即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学术素养、思想深度、人生轨迹，待人接物的水平上差得太远，但亲切感却油然而生。

毛昭晰一直把我当作他弟弟，他用杭州说“小阿弟”三个字，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不仅是我在文博业务上的老师，而且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老师，他的学养、睿智、风度，是对我们后来者很好的言传身教，可惜我教养不够，人又木讷，未能从他身上真正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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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昭晰分析小河直街建筑特色

作为上级，毛昭晰非常理解我的工作和处境。1991年我调离园文局，市委要我去市社科联任职，我不愿意离开文物系统，毛昭晰力排众议，说服孙家贤厅长把我调到省文物局。到职以后，省里许多熟悉我的老同志对我开玩笑说：“你是力主园林文物合并的始作俑者，怎么被他们赶了出来？”毛昭晰则不一样，他怕伤我的自尊，从来不提这些事情，而在工作上，依旧对我非常放手。

毛昭晰的信任，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本来，我以为自己从市局到省局，系统内的调动是很正常的，直到后来省文物局有人指摘我是“开后门进来的”，我才知道这里面阻力很大，毛昭晰为我的调动是承担了风险的，这确实是一种难忘的知遇之恩。

至于用到“同道”这个词，或许有些唐突和失敬。事实上，毛昭晰不止一次说过：“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和陈文锦的看法总是一致的。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商量过的，其实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对方会说什么，但是心是相通的。”古代汉语中的同道，意指有相同志向和追求的人，从这一点上看，我称毛昭晰为“同道”，虽然略有高攀，但多少还说得过去。

心的相通，其实就是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就是思想上、理念上的契合。对好多问题，我们都有相同的认识。在文物工作领域里，我们更有着诸多的共同语言。我们都主张文物工作要面向社会，服务大局，有一些表面上与自己本行关系不大的事该做的还是要做，比如前面提到的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些人认为化那么大的劲，是干了社科院该干的活，与建纪念馆关系不大。其实，这里面的缘由前面已经说了。毛昭晰与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的人交朋友，实际上都是在更高层次上为文物工作铺路。

在文物界内部，我们都希望文物界能改变相对自我封闭的种种陈规陋习，一是要放开胸怀迎接愿意服务文物界的新人，包括大学生和转行来的，善待他们，不要冷眼相待；二是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只有yes和no两选一的零和博弈，有的可以更包容一些，有的可以协调一下，各退一步。

198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来杭州，毛昭晰和我在马坡巷龚自珍故居门口迎接他，据说他是龚自珍女儿一系的后裔，他认可了我们对故居的判断，并为它题了词。但有的同志不认可，认为依据不足，这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古人对自己故里的描述，一般都只说到那个坊或那条巷，很少有报出门牌号码的。古代的名人故居，保留着原有建筑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后代重建的。所以我们认定马坡巷一幢清代中后期的建筑为龚自珍故居，其实方位上的误差很小很小。在其他很多文博具体业务问题上，我们大致也有相同的认识，从个人角度讲，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忘年之交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毛昭晰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作为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的业绩和品格，会长久存留在浙江的土地上。新一代的浙江文博人，一定会继续毛昭晰的事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他们的双手，托起浙江文博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杭州市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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