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学，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社会上的人们常问的：学历史有什么“用”？尤其是将它作为一种“专业”来学习时，这个问题就会被更为尖锐地提出来。

当历史教师这么多年，不断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这就转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我们在大学里学习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

纯粹说历史学的“用”，我认为它就是个精神的追求，人类自我认识的学问。一个民族，如果不是特别的功利主义，不是那么单纯追求物质利益，都会有一些精神的追求。

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出版物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历史书籍，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众探究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性就越强，对史学的兴趣就会超过文学。

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他的意思是指历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也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即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

将历史学作为大学里的一门专业来学习，无法保证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谋得一份相应的职业。除了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中学与高校的历史教师外，在社会上并不存在与史学相对应的职业，而研究人员与教师岗位所需要的人数又太少了。

这一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是随着近代以来大学性质的转变而尖锐起来的。

我们知道，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院。神学院主要培养基督教教士，在欧洲中世纪，神学是包揽一切的学问，强调博学。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推进，大学慢慢变成了一个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中心。后来大学越来越普及，它又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了。像历史学这样没有相应职业与之衔接的基础学科，生存就出现了困难。

在欧美，基础学科的生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如我们国内如此突出。那是因为欧美大学的专业设置，比较强调综合训练。

例如在美国，就并不是所有应用性文科职业都设置相应的大学本科专业，像法学、社会学等等，都不设本科专业，这种体制促使学生先选修一些基础性的文科专业，等本科毕业后再选修应用性文科的研究生课程。所以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法学院研究生就来自历史专业。

我国目前大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习苏联设立起来的。苏联的大学专业设置与欧美不一样，当年苏联为了在工业化方面尽快赶上欧美，尽快培养各行各业的工程师，于是就将大学的专业设置得与社会上的职业完全相对应，彻底的实用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与当年苏联如出一辙，完全为应用服务的大学专业设置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也与我国传统的强调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楔合。上世纪90年代高教大跃进前，由于大学属于精英教育，毕业生人数较少，上述矛盾并不突出。

自高教大跃进以来，大学从精英教育逐渐变成了普及教育，毕业生人数激增，一些基础学科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才愈发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不仅在像历史学这样的文科基础学科，在理科的一些基础学科同样存在。

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并不能归咎于大学教育，它是当前中国社会就业人口与就业机会之间的总体失衡造成的，但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似乎要比其他人群更为敏感，政治压力之下，大学不得不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

于是，大学的专业设置愈发走向应用主义，一些相当奇葩的专业开始在中国大学的专业目录里出现，基础学科——不管文科还是理学——的日子也就愈发不好过了。

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学者，或者试图扮演理想主义角色的大学校长们，往往会在迎接新生入学的演讲中，竭力强调基础教育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1936年9月竺可桢先生在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曾说：“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当过20年校长的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他也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这些看法都相当了不起，但现实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太愿意支付为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的成本。

在这样的客观现实面前，请允许本人就各位的专业选择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你们现在刚开始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当你基本明确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之后，如果你真对历史学感兴趣，愿意将史学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那你就选择历史学专业吧，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专业来学习！慢慢地走史学家这条路。

但我相信多数同学不一定喜欢，因为说实话，学历史这条路虽然蛮有意思，有时候却十分辛苦，也赚不了大钱。

第二，如果你虽然并不想选择史学研究或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仍愿意如上面那些哲人所论，在大学阶段先掌握通识，掌握作为“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毕业以后再来解决具体职业问题，来掌握关于职业的特定技能，那么也欢迎你选择历史学专业。

不过，鉴于目前就业市场的现状，我建议大家在学习史学的同时，选修一门第二专业。那样的话，你以后在各方面的能力肯定会超过那些只学习了某些专业技能的人。当然，这样选择的前提是你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有史学的专业训练，又学了第二专业，你肯定比只学了那些应用性专业知识的人更优秀。举个例子说，新闻学，你只学了摄像机怎么用，编辑器怎么用，新闻报道格式如何等等，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思想的底蕴还是太有限。

怎样把新闻报道写得好，不是光靠词汇漂亮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了解这个民族，了解这个社会，得有思想，你的文章才会有底蕴。

这方面，学习历史是一个极好的训练途径。所以尽管我们的专业设置给大家带来了困惑，大家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它。当然你会比别人辛苦一点。

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本校史学专业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他们成长的经验，恐怕多数人都会强调历史学作为一种基础训练对他们的重要影响。

第三，如果各位还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直接选择自己中意的、以后可以作为职业的某一“专业”，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多选修历史学的基础性课程，以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那么，大学历史学专业究竟教些什么？能不能达到那些理想主义学者所强调的教学目的呢？我们最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简单归纳，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相比于具体的历史知识，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注重于教授学生了解那些历史知识是如何复原出来的。所谓分析与批判能力的训练，尤其蕴含在关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上面。

例如，前些天在山东电视台《我是先生》节目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与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曾就“司马光砸缸”的历史典故，有一番争论。马未都认为从文物实证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因为，北宋时期还不具备制作足以淹死人的大瓷缸的能力，至今人们没有见到有宋代大瓷缸实物。赵冬梅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来做出回应。据《宋史·司马光传》所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既然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载所，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司马光所砸的是“瓮”不是“缸”。缸是敞口，瓮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若身高不够，的确很难施救。这就说明了司马光不捞人直接砸瓮的合理性。

这个电视节目播出后，又有网友补充了不少来自考古以及图像资料的论据，说明北宋时期其实也已经有了大瓷缸，更不要说大陶瓮了。

后来，还有学者从论证理路的角度来分析马未都判断失误的原因。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将“瓮”误写成了“缸”，颇有点像被后世不断演绎而“层累造成”的古史。

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这无疑是近代以来“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延续。

可是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以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为代表，古史新证方法被重建，学术界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也就是，不能以后世不断演绎、层累起来文献——不管它们的数量有多大，来否定得到早期文献与考古资料双重印证的历史事实。即所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这个例证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思路：

一方面，重新验证关于这个历史故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与结论相关的论据。它既出自正史，所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接着又有网友举出了当时有大陶瓮与大瓷缸实物的傍证，可见论据可靠，结论也可以成立。

另一方面，则从论证逻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质疑史书所载故事的真实性，从“缸”到“瓮”，逻辑上缺了一环，所以其论证无法成立。

可见，在这个案例中，司马光砸缸历史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并不是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它的真或者不真的论证过程如何展开，其论据是否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这才是关键。如果回应第一部分所讲的关于学科属性问题，也可见在研究方法层面，历史学研究是力求客观、科学的。

如果将这一关于方法论层面的学术训练再拓展一些，还可以引出大学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非但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还强调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础之上，训练学生养成一种质疑既定知识的思维习惯。

这里涉及到前面所说关于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以灌输既定的历史知识为主旨，一来，由于当前中学历史课本存在着较多不足，未能反映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知识比较陈旧，二来，灌输既定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利于使学生养成质疑旧说、探索新知的创造性思维习惯。

所以在训练学生掌握如何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学术思路的同时，质疑成说思维习惯的形成，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也因为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既定的知识——也就是前人讨论历史事件的结论，无一不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得出来的，可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史学研究强调综合分析，只要我们将观察视角稍作调整，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大不一样。

其次，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重在让学生养成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科学各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有所长，从业人员浸淫日久，往往会形成一种其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

简单讲，对待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人往往会用自己习惯的思路去观察，去讨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一切行为、一种求实的以寻求利益为目的的思维方法。

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则看重个体，认为实际上只有个体在选择，在决策，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见有立场有追求有思维有盲区的个人。也有学者称经济学理论就是边际分析，所以“边际主义”可以指代所谓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就在于“综合分析”这四个字。人类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如果说自然界最复杂的事物是宇宙，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最为复杂的事物就是社会本身了。

现代社会科学仿效科学，无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是将人类社会解剖开来，从各不同侧面来深入探讨，唯独历史学，在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从各不同侧重做观察的同时，更强调从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大背景来做整体观察。

所以，现在我们常见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家分析某些社会热点现象，有时竟会得出在旁人看来相当奇葩的结论，不免受到非议，被称为“砖家”。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只从其本学科特定的视角出发来观察问题，未能综合考虑到社会运作其他的相关要素。

历史学反对这样片面的观察方法，尤其强调综合分析，强调社会各不同要素相互间的联系。

例如我曾见到有一位前几年在电视上说史相当走红的中学教师，他分析公元1004年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的原因，说是因为宋军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使得辽军士气大损，不得不与宋军议和。

所以床子弩这种神奇的武器改变了历史。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殊不知两国交战，牵制战局的因素千头万绪，史学家分析宋辽澶渊之盟，必须将所有可能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考虑的范围，例如宋辽双方的国力、军力、地势、后勤、士气、民心、装备、战局发展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等等，总之从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层面，展开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大致接近史实的结论。

将澶渊之盟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完全归绪于宋军使用了床子弩这种武器，无疑是将历史过于简单化、演义化了。这就与长期以来关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的笑话故事如出一辙了。

史学综合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长时段观察。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可能存在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从更长的时段出发来观察，这更是历史学思维方式的特长。

例如曾有学者讨论目前已经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指出：农工相兼，农户生产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品，也就是小商品生产的普遍性，是近千年来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大特点；

与此同时，为了推销各种小商品、并购入本地缺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构建起一张营销网络，在浙中丘陵地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

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商品经济发展，在传统的“鸡毛换糖”营销网络基础之上因缘际会地发展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世界经济奇迹，也就并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所以，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在海量的要素中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无论是分析历史，还是处理现实事务，都将会是使人受益无穷的。

第三，坚持并张扬人文精神。

这一点比较直白，无需过多解释。跳出功利主义的“学以致用”旧传统的桎梏，以求真求实、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这是历史教学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

如果说前面所论历史学的四个发展阶段，或曰四个特征的逐步展开，无论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经验的资治史学，还是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宗旨的科学史观，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味道，以求真、理解为宗旨的现代史学则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种实用主义，因而也将历史学的人文意义表露无遗。

人们常常误解历史学家，以为他们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绝不是这种被歪曲的形象。

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

因此，这一学科必然具有一种超越狭义的专业训练的意义。

来源：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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