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赵独步（原名迨今），1942年3月至1946年4月间在严州中学任教（兼女生指导和教务主任），1946年4月16日病殁于严中教师的岗位上，时年47岁。她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也是追求真理、参加革命的一生。

赵独步

母亲1899年1月出生在浙江奉化三石一个清末举人家里，她从小聪慧而有主见，勤奋好学，成绩优良。1919年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赴日公费留学生，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后又在该校研究科进修一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和当时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的父亲朱镜我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妇。1924年5月母亲生下哥哥朱庭光后，于1925年5月先期回国，先后应聘在浙江省立女中、省立蚕桑学校、吴兴县立女中（任校长）和杭州师范（任教务主任）等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杭州沦陷，学校被迫停课，母亲回到了老家奉化。时局的发展使母亲清楚地看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救中国，普及教育的理想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1938年5月，她毅然带着大哥奔赴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当时父亲在办事处工作），改名赵霞君，参加了新四军。同年10月，父亲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调到皖南新四军军政治部任宣传教育部长，母亲和大哥也一同来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母亲任新四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并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搞摩擦，形势紧张，当时已怀孕的母亲被疏散回家，第二年生下了最小的弟弟不久，即听说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晴天霹雳致使母亲悲愤成疾，住进了医院，婴儿也因此夭折。出院后稍事休养，母亲就决定带着一直寄养在舅舅家的我们姐弟3人去找新四军。

母亲对革命队伍和亲人们始终魂牵梦绕，总盼着重返革命根据地，再与亲人相聚。这份深情，通过她给父亲做的一味补药而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中药中有一味药叫“紫河车”，即胎胞粉，能治病强身。母亲在生小弟时就与医院联系好，索要了小弟的胎胞，并亲自把它放在一张大瓦片上烤酥，再研成粉，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她对我们说要把这瓶“药”带给父亲调养身体。开始，外婆对这件事竭力反对，她有些迷信思想，认为把小孩的胎胞烤了，孩子会养不大的。但母亲的坚持和她对父亲的一片真情，终于打动了外婆的心。后来母亲一直把这瓶“药”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盼望着有朝一日与她心爱的丈夫在革命队伍里重逢。是的，母亲本可以在南平的学校找个教师的工作，也可以在外婆家过舒适的生活，因为外婆家很阔绰。当时舅舅是军政部兵工署东南区第五分厂步枪制造所所长，在南平近郊的小山坡上有一幢自己的小洋房，屋边有他养火鸡、莱克亨鸡的饲养场和专人管理的种植橄榄菜的两亩多土地。舅舅对母亲一向很尊重，也很同情和支持她。小弟夭折后，他一再挽留母亲多住些日子，还劝她留下别走。但是母亲坚持她的信念，婉言谢绝了舅舅的盛情，变卖了衣物，还做了一点小生意，凑足路费就带着我们踏上寻找共产党、新四军的道路。一路辗转，于1942年初来到建德，再向前就是敌人的封锁线，过不去，无奈只得暂时滞留在建德。这年3月，母亲应聘在严中任教，一边教书、一边想方设法寻找组织，探听父亲和哥哥的消息。

母亲是一个教师，但更是一个革命者，她始终如一地支持父亲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尽力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父亲朱镜我是个职业革命家，1901年出生在浙江鄞县朱家峰，1918年因父母双亡，随其兄朱得和赴日求学，先后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27年和冯乃超、李初梨等一起回国，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为党和军队的文化、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面就有母亲一份功劳。因为父亲回国后就以革命为职业，不仅不挣钱养家，还要把宁波乡下老家仅有的一点田产和译著的稿费收入补贴到事业中去。是母亲独自在经济上挑起家庭的重担。我们兄妹5人，可以说从出生到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的开支，几乎全是由母亲做教师的薪水收入供给的。母亲长期在外教书，我们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外婆常对我们说：“你们的奶妈钱、饭钱，全是你妈妈自己付的。”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敌人的大破坏，父亲被捕，并于同年9月被判处12年徒刑，投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母亲不仅去探监慰问，还多方设法营救。母亲的叔叔赵次胜当时任宁波专署保安司令，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母亲请他出面保释。在这之前，已有父亲在名古屋八高时的同学、国民党要员雷震劝他办个自新手续即可出狱，遭到父亲的痛斥，这次当然也不为赵次胜的人情所动。赵次胜不得不赞叹父亲是“很有骨气的人”。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父亲才于1937年6月被释放。父亲出狱时，骨瘦如柴，胃病十分严重。母亲把他接到杭州庆春路外婆家休养，给他增加营养，调养身体，我们一家人也得以团聚。不久，父亲顾不得病体，又为党的事业奔忙了，直到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朱镜我

在严中任教期间，母亲认真教学，一丝不苟，每晚在昏暗的青油灯下备课，熄灯后必在女生宿舍巡视一周，仔细查看门户，看看学生们被子是否盖好，最后才回寝室休息。由于没有电筒，母亲常提着灯笼去巡查女生宿舍。当时的学生，解放后曾任北京经济学院教授的来宛仙说：“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赵（独步）先生，每个晚上总是提着灯笼来照照我们的脸，看看我们睡得怎么样。”她严谨的教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师生们的普遍尊敬。当母亲不幸病逝后，有位语文老师陈冬辉先生还专门给他班里的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怀念赵独步先生》。全校师生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严中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参加悼念者无不为之唏嘘动容。当时伊伟曾抄下一些挽联，其中标明“陈冬辉先生作全体同学挽”的一副是这样写的：

梁木其摧，山冢其坠，忽梦两楹悲小子；

昊天不吊，哲人不遗，同声一恸哭良师。

许多师生还纷纷捐款给我们姐弟。寄放在“四明义厝”中的母亲的棺木也是解放初由叶凤彪先生帮助托运到杭州火化的。这些盛情厚谊正是对母亲的为人最好的评价。

1945年底，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参政会”要从重庆迁来南京的消息，兴奋极了，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可以到南京去找周恩来同志，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时正是寒假期间，由于假期太短，而且一时5个人的路费也难以筹措，于是决定到第二年的暑假期间再去南京找组织，投奔新四军。不料1946年3月下旬，母亲却一病不起，与我们永诀了！母亲临终前已不能讲话，只是那黄豆大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枕上，也一滴一滴地滴在我们的心里。她在最后弥留之际，从被窝里伸出颤抖的手，在床边的墙上敲打，好像在按着琴键，嘴里发出含糊微弱的声音，我们听清了那是一首她经常吟唱的唐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是的，母亲和我们都没有料到她因胃部不适、卧病两个星期就离开了人世。是忧国忧民和思念亲人的焦虑、艰苦的教师生涯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垮了她。“懿范常存，精神不死；春风归去，桃李兴悲。”母亲为教育事业献出了毕业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朱伊伟 朱伊倬 朱伊杰 朱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