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长三角地区港口和杭州的交通互通

长三角地区港口和杭州的商业交通，以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为基干，配以纵横交错的天然水道，按江河流向外通及各港口，将杭州和长三角地区港口连接贯通，形成了区域内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商品的流通和转输得以顺畅地进行。本文主要参照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程春宇的《士商要览》，梳理杭州至长三角地区各港口的商路。在长三角区域内的数十条商路中，以杭州为起点通达各港口的商路主要有以下三条：

浙东运河

1.杭州府至普陀山水路。本府出草桥门，渡浙江，广十八里至西兴驿。十里萧山县。三十里白鹤铺。即衙前。十里钱清塔。四十里绍兴府。八十里东关驿。渡曹娥江。十里曹娥驿。今革。十里上虞县。廿里壩上。十八里中壩。四十五里余姚县。六十里西壩。四十里宁波府。入西门，出东门。七十里定海县。出浑水洋一百五十里，至舟山所。八十里沈家门。莲花洋。石牛港。缶盂山。共七十里。普陀山。

在这条商路中，杭州经浙东运河至宁波，再由宁波经其他水路联通普陀山。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等水系由此串通连接，宁波港和其经济腹地杭州、萧山、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紧密联结起来。

2. 杭州府至上海县水路。本府江头。十五里回回坟。上夜船。九十里长安壩。廿里崇德县。廿里石门。廿里皂林。廿里斗门。廿里嘉兴府。十里东栅口。南六十里至平湖县。东三十里嘉善县。六里张泾汇。十三里风泾。十八里泖桥。九里朱泾。十三里斜塘桥。十四里松江府。三十里泗泾。三十里七实。四十里至上海县。至海廿里。

黄汴所记载的“杭州府至上海县水路“与程春宇在《士商要类》中所记的“杭州由长安至上海县水路“基本一致。从杭州出发，经水路联通崇德、嘉兴、平湖、嘉善和松江，到达上海。

3. 浙江至天台山、雁荡山水、陆路。杭州府出草桥门，渡江。十八里西兴槐树下雇船。九十里绍兴府。八十里蒿壩。讨江船。七十里三界公馆。三十里仙岩公馆。四十里嵊县。三十里新昌县。陆路，四十里会寺岭。廿里关岭。四十里天台县。九十里台州府赤城驿。下船。百里黄岩县。六十里岭店驿。六十里窑奥驿。六十里乐清县。泗水馆头驿。四十里温州府。西门。水一百里青田县。百三十里处州府。

这条商路与程春宇在《士商要类》中所记的“杭州由绍、台二府至处州路“基本一致。它联通了杭州、绍兴、台州、温州和处州五府，沿途经过嵊县、新昌县、天台县、黄岩县、乐清县和青田县，既有杭州与台州等港口，也有浙江区域内各府、县域之间的联通，除浙江东南地区有些地段系山区，必须走陆路外，其余均有水路相交通。

除了上述三条商路外，杭州府由苏州至扬州府水路，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杭州迂路由烂溪至常州府水路，都借助于江南运河，在杭州与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湖州、嘉兴、松江、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之间，形成了通达的区域经济往来的交通网络，有力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商品贸易交流。此外，乍浦港“西南海塘可通杭州……东北金山可通松江浦东“，背靠杭州腹地，商品经济发达，通过江南运河既可将杭州、苏州等腹地的商品运贩出洋，又能将外来商品运入长三角地区各市场。

贰

长三角地区港口和杭州的经济互动

自16世纪以来，杭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已逐渐发展至较为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在丝织行业，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生丝和丝绸的主要生产地、集聚地及外销市场，正所谓“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借助长三角地区各港口，杭州出产和集散的商品被运贩至全国各地及海外诸国，杭州也因此成为长三角地区港口直接经济腹地内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各地商品输入长三角地区内销的主要市场。

杭州因其独有的运河地理和商品集散优势，成为各地商人运贩商品的重要中转地。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鼎曾记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嘉靖年间因走私贸易而兴起的双屿港，因远离经济腹地，中国商人贩销给葡萄牙海商的丝绵、绸缎、瓷器等商品，主要源自商品经济发达的杭州及长三角地区其他市镇。私人海上贸易也渐从沿海深入到内陆，贸易商品和产地直接关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严翠梧与脱进方子定，以闽人久居定海，纠合浙人薛三阳、李茂亭结伙通番造船下海……有朱明阳者，买哨船增修，转卖茂亭，先期到杭收货，同伙林义报关出洋而去。翠梧、三阳乃唤船匠胡山打劫槽船一只，结通关霸，透关下海，等候随买杭城异货。“万历年间东南沿海的海商往往先期在杭州等地采购商品后出洋贩卖。之所以多往杭州采买，则是因为“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可见，杭州作为诸多海商采购贸易商品的主要城市，以其独具特色的腹地优势为海上贸易提供了充裕的商品物资，从而使得浙闽商人在杭州置办出洋商品，再从长三角地区港口起航贸易成为一种通行的模式。

16世纪以来，生丝和丝织品便是海上贸易中交易量最大的商品，中日海上贸易也不例外。徐光启曾如此描述：“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长三角地区的输日商品种类丰富，杭州的生丝和丝织品无疑是该区域的最大特色产品。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禁止商船赴南洋贸易，海外贸易只能前往日本一地，此前从事南洋贸易的商人便北上集中于对日贸易发达的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就近前往杭州等地采买丝绸、棉布等商品后赴日，或者将闽粤土产及南洋物产运贩至杭州等集散中心供赴日贸易商人采购，从而推动长三角地区港口在作为海上贸易港口兴旺发展的同时，沿海贸易港口的功能和地位也获得了提升。日本输入的商品除了洋铜供应政府鼓铸所需之外，主要是海产品，如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此外，琉球、安南、暹罗、吕宋、爪哇等国贩运来的商品，更是品种繁多，这些商品除了部分贩销日本之外，还从长三角各港口转销至杭州及国内多地。

叁

商人群体构建的长三角地区港口与

杭州商业贸易网络之间的交织互动

长三角地区港口和杭州的经济互动，依托的是活跃于长三角地区的商人，这些由陆商和海商构成的商人群体，通过各自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式，构建了一个连接长三角地区港口和杭州之间的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从事着地方性、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贸易经营活动，不仅联通了杭州与长三角地区港口及其他城市之间的物资流通，而且也架起了杭州与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

双屿港的走私贸易是陆上私商和海商有机合作展开贸易的典型。嘉靖年间（1522—1566），浙江地方官绅、私商相互配合，和福建、安徽、日本及葡萄牙海商在双屿港进行规模庞大的走私贸易行动。陆上私商将海商所需的贸易物资运往双屿港，海商则亲赴海外开展贸易，并依靠当地的豪绅世家，为其贸易活动提供庇护，以促成走私贸易的顺利展开。“窝主“作为陆上的私商，因充分了解和掌握商品的市场行情，且能借助与地方豪绅世家的关系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掩护，故成为中外海商在双屿港开展贸易的重要依靠，同时也是贩销走私商品的中间商。余姚的官宦世家谢氏、慈溪的豪族柴德美、兰溪的巨富童华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窝主，他们在收购大量走私贸易商品后，再层层分销出去。以双屿港为贸易据点的海商依靠宁波、杭州等地的陆上私商，有效地实现了走私贸易商品在长三角地区内的流通。

双屿港位置

清初实行“海禁“时期，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海商依然以杭州为海上贸易的商品采购中心。如顺治十六年（1659），福建人王一和浙江处州人吴耀等人违禁出海贸易。据王一口供：其“系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人，住南台后埠街。旧年三月买夏布在杭州发卖，买丝四十斤往沙埕。正月平阳下船，船主王自成同王旺过洋。正月尽到长崎卖银一百三十七两，买紫草二包、海参五担、木香二担、田狗皮二包，要到杭州卖“。另“吴耀口供：系处州府庆元县人。去年八月到杭州，有白笋十担，买毡五十条。正月初五日到平阳下船，月尽到东洋。毡是细毛的，每一条卖银一两八钱，共得银九十两。在东洋买黄连五十二斤、海参二挑。五月初十日到沙埕。原船与王旺、翁采、王贵、王一同到白溪上岸是实。“因此，虽是“海禁“时期，但各地海商为获取海上贸易商品，依然前往物资丰富的杭州购买，回航后又依托杭州强大的消费能力贩销海外国家的特色商品。

康熙年间，杭州商业的繁荣为长三角地区海上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充裕的商品物资。为节省开支和方便出洋，贸易商人往往在离港口较近、交通便捷、且是贸易商品生产地或集散地的地方，采购海上贸易所需物资。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据舟山船船主程楚臣自述：“我等在舟山造船，客商为购白丝，到浙江各地采买，以致延迟航日“。舟山虽地处浙江，但并不属于盛产生丝的地方，因此海商要采买生丝，都须从浙江省盛产生丝的杭嘉湖地区采买，而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生丝集散地杭州，自然成为海商主要的采购地。乾隆年间，杭州的丝绸贸易已遍及全国各地。在长三角区域内，杭州商人较多地在杭州与苏州之间经营丝绸贸易，并建立了销售网点，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据统计，位于苏州的钱江会馆，从议建会馆的乾隆二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一年刻碑时止，共有二十六家绸缎庄捐资，总计筹集一万一千零二十二两二钱五分。可见，在苏州经营丝绸贸易的杭州商人不在少数且颇具实力。会馆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往返于杭州和苏州之间的杭州商人，他们通过经营与苏州等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丝绸贸易，极大地拓展了港口的经济腹地，为长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