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皇帝居住的地方称大内，因在临安城南，当时又称“南内”。宋高宗赵构退位以后，在皇城以北、望仙桥东秦桧旧宅基础上建造新宫，以“德寿”为名，后又改名为重华、慈福，时人称之为“北内”。德寿宫之所以也被称为“内”，是因为它是太上皇帝居住的地方，高宗、孝宗二位皇帝退位后，均迁居于此。

南宋皇城图

“北内”德寿宫在皇城以外，与皇城之间隔着多个街区，中间有很多其他建筑，如衙门、民居、商店等。这些街区平日里人来人往，是非常有烟火气的热闹场所。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皇帝每次从“南内”到德寿宫朝见太上皇，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会知道，而且还会拥挤在御道两边驻足围观。按照今天的说法，皇帝每次过宫请安都会成为公共舆论事件。如果皇帝一直循例朝见太上皇，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每月十五，光宗要到德寿宫朝见孝宗。在一些重要节日，更是如此。元旦，要去朝贺新年；会庆节是孝宗的生日，要去祝寿。如果这些重要日子，从和宁门到朝天门的御街上没有任何动静，就会引发临安城百姓的各种猜测，流言满天飞。皇宫里的一些人，比如太监，也会将一些小道消息泄露出来，在临安城中形成各种八卦新闻。

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帝与太子

首先讲太上皇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太上皇有两种：一种是一些人没有当过皇帝，但他的儿子做了皇帝以后，会追封他为太上皇；另一种是当了皇帝的人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自己成为太上皇。这里我们只讨论第二种。这样的太上皇，唐代有3个，即唐高祖李渊、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宋代有4个，即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宋孝宗赵昚、宋光宗赵惇；明代和清代各有1个，即明英宗朱祁镇和清高宗乾隆。按照帝制时代的权力运行逻辑，出现太上皇并非正常现象，反而说明国家的政治运转有问题了。宋代的太上皇有4个之多，特别是南宋连续出现3个太上皇，这在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帝制史上独此一家。南宋国祚只有150多年，唐朝将近300年，但是南宋出现太上皇的数量与唐朝打成平手，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或者说南宋的政治运行始终存在某种隐患。

太上皇的出现，往往与册封太子有很大的关系。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也是离皇权最近的人。他对皇权的渴望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如果长时间不能继位，掌握天下大权，心态上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时候，如果皇帝又非识权达变、通情达理之人，无视太子不耐烦的情绪，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出现政变等问题。因此，太上皇帝的出现和太子的长期存在两种现象，必须放在一起来看。

立太子有很大的风险，相当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在合适的时间禅让，这颗炸弹就会爆炸，导致人伦惨变。如秦代李斯矫诏弑太子扶苏，秦二世而灭；汉武帝立汉昭帝为太子而诛杀其母钩戈夫人；隋炀帝弑父，并杀太子杨勇；唐初太子李建成沦为隐太子并被满门抄斩；唐太宗时太子李承乾先立后废，复立又废；清代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太子胤初被“两立两废”。后来的清朝皇帝担心早立太子会威胁到皇权，于是从雍正时期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把皇位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个铁匣子里，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皇帝在弥留之际命人把铁匣子拿出来，公布继承人。这种做法使得继承人无法提前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做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皇子夺储的悲剧发生。宋高宗在这方面就格外注意，只让孝宗当了十几天太子，自己就禅让了。

尽管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历代皇帝仍要册立太子，而且乐此不彼。个中原因，一是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不能躬亲细务，需要太子协助。比如乾隆皇帝在位60年，时间确实很长了。二是迫于道德压力，期望获得高度评价。立太子，公开表明皇帝以天下为公，不“以位为乐”，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尧舜禹三代圣人主动禅位，后世广为称颂。如果效仿圣人之行，大臣和百姓对皇帝的道德评价就很高。三是国赖长君。皇帝在生前明确心智健全的成年继承人，可以避免突然驾崩之后出现纷争动乱。具体到南宋，由于宋金对峙，国家长期处于战时状态，万一需要皇帝亲征，存在太子监国的客观需要，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册立太子。

孝宗立太子前后

南宋一朝的太上皇帝与立太子事件，要先从宋高宗赵构说起。建炎年间，宋高宗可能被金兵追击所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他曾经有过亲生儿子，但后来都夭折了，于是不得不考虑在宗室里面挑选继承人。高宗认为，北宋之所以灭亡，可能是因为宋太祖在天之灵不保佑，便决定从宋太祖一系中挑选皇位继承人。最终入围的是宋太祖的两个七世孙，一个叫赵瑗（初名赵伯琮），就是后来的宋孝宗；另一个叫赵璩（初名赵伯玖）。赵瑗比赵璩年长三岁，进宫时间也更早一些。这两个人和赵构都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嫡庶之别，所以双方是平等的。绍兴十二年（1142），年满16岁的赵瑗被封为普安郡王，并迁出皇宫，另赐府邸居住。三年之后，同样年满16岁的赵璩被封为恩平郡王。两名郡王的幕僚属官的配备和相应礼仪都一样，恩平郡王府和普安郡王府号称东、西二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自宗藩并建，道路切切，颇有异言”。

宋高宗

高宗行事缜密，在选择继承人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两个郡王并立以后，开始了漫长的暗中考察。直到15年之后，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高宗最终立普安郡王赵瑗为皇子，并晋封为一字王——建王，改名玮。赵瑗的竞争对手恩平郡王赵璩则被命判大宗正事，出居绍兴府。这样一来，储位的归属已经昭然若揭。但是高宗还是留了一手，并没有立建王为皇太子。也就是说，高宗还只是承认他是唯一的皇子，但还不是皇位继承人。又经过两年的考察，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二十八日，高宗才最终下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昚。同年六月十日，距赵昚被册立为皇太子仅仅过了12天，赵构就宣布禅位，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赵昚做太子的时间很短暂，但他即位之时，已经36岁了。可以说，高宗立太子不久就主动禅位，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高超智慧，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各种纷争由此得以避免。

和高宗不同的是，孝宗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分别是邓王赵愭、魏王赵恺、恭王赵惇。而且三子均是他在当普安郡王时和正室郭氏所生，因此没有嫡庶之别，这在宋代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也反映孝宗的个人生活作风比较严谨，当时的大臣对孝宗因此非常崇敬。如果皇帝和妃子生的儿子，即庶子，日后成为皇帝，必然会追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这样的皇太后，地位显然不如嫡母，加上两个皇太后同时并立，皇帝很难处理嫡母与生母之间的关系，容易产生各种矛盾。所以说，孝宗的三个儿子皆为嫡出，从根本上杜绝了很多政治隐患。

宋孝宗

不过，这时候对后来成为皇帝的恭王赵惇来说，他并不是孝宗考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乾道元年（1165），孝宗立长子邓王赵愭为皇太子。孝宗即位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做皇帝不到4年，就迅速立了一个太子，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乾道元年孝宗将近40岁，这个岁数在宋代已经比较大了，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三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了；第二，孝宗立太子，可能是专门做给高宗和大臣看的。孝宗并非高宗的亲儿子，在他看来，高宗是出于社稷延续，才把皇位传给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他继承的只是高宗的政治正统，而不是血缘正统。早立太子，可以表明自己以社稷为重，视皇位为公共所有，他本人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人，不会贪恋皇位。但出乎意料的是，太子赵愭竟然在乾道三年（1167）去世了，只活了24岁，谥号庄文。

庄文太子还有个儿子赵挻。如果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原则，嫡长子去世后，嫡长孙是第二顺位继承人，譬如明代建文帝直接继承了爷爷朱元璋的皇位。但宋朝去古已远，北宋初期，宋太宗就“兄终弟及”直接继承了哥哥宋太祖的皇位，直接略过了太祖的儿子，长子继位权尚且得不到尊重，遑论“嫡长孙”了。到了南宋，嫡长孙的地位远不如嫡长子，嫡长子去世后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次子，因此没有多少人提起“皇嫡孙”赵挻的继承资格。当然，如果孝宗让嫡长孙继承皇位，也是符合礼法的。遗憾的是，太子去世6年之后，乾道九年（1173）嫡长孙赵挻也去世了，只活了9岁。

太子去世后，孝宗便在另外两个儿子魏王赵恺、恭王赵惇之间选择继承人，前前后后考虑了4年时间，到乾道七年（1171）孝宗越次建储，即越过第二子魏王，立第三子恭王为太子。魏王赵恺为什么会落选呢？淳熙七年（1180）二月，魏王去世，宋孝宗说：“朕向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折也。”魏王只活了35岁，他的儿子亦未及成年早卒。孝宗本人活了68岁，也就是说魏王去世后，孝宗还活了15年。如果当时立魏王为太子，必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因为孝宗觉得魏王并非长命之人，于是立第三子赵惇为太子。后来的光宗赵惇享年54岁，光宗之子宁宗赵扩享年57岁，都达到了那个时期的正常寿命长度，这对一个王朝的延续来说意义重大。仅就寿命而言，孝宗选择赵惇是没有看走眼的。

赵惇成为太子之后，孝宗先是让他出任京城临安府的府尹，其实这并非一件好事情。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都曾当过京城开封府府尹，但两人当时还不是皇位继承人，太宗当时只是亲王，真宗只是普通皇子。钦宗以太子身份当过开封府府尹，没过多久北宋就灭亡了。因而有大臣上疏反对，“盖亲王尹京，所以系人望，将以正储，未闻已升储乃始尹京者”，“大抵太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至于抚军监国，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与之择师友僚属，俾日与端人正士游，养成德性，相与讲论古今治乱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孝宗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让太子赵惇当了两年整的临安府府尹。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认为赵惇经过两年历练，对政务熟悉得差不多了，就免去其临安府尹之职，召他回宫。此后整整14年间，太子一直待在大内的高墙之内，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二日，孝宗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赵惇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因为这一年十月八日，高宗在德寿宫驾崩了。

孝宗在位时其实非常压抑，上有太上皇帝压着，下有急于上位的太子顶着。高宗健在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和高宗商量，很难有回旋余地。高宗驾崩以后，孝宗才真正掌权，自己说了算。当时的人们已经议论纷纷，觉得赵惇做太子已经有十几年了，孝宗应当禅位给太子，如果不禅位，是不是意味着太子能力不行呢？孝宗可能找人商量过禅让之事，当时朝野流传着一句话：“天下不可以奉三宫”，意思是说天下承担不起供养三个皇帝。实际上，财政负担固然是一个问题，礼法上问题更加严重。当时已有太上皇帝，如果孝宗禅位，成为第二个太上皇，该怎么称呼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孝宗认为，只能等到赵构驾崩以后才能禅位给太子。

孝宗让太子协助处理日常政务，设立专门的办公地点“议事堂”，并和右丞相周必大秘密商议了一些具体制度：

01

皇太子隔一天与宰相、执政在议事堂商议政务；

02

议事堂可以决定所有官员的任命，但京官馆职、外官知州以上的官员的任命要向孝宗呈报请示；

03

新任的知州都要到议事堂向皇太子参见辞行，并且可以以札子的形式现场奏事，皇太子若判断奏事的内容可行，可与宰相、执政一起进呈给孝宗。但是，侍从知州、监司知州、武官钤辖兼任的知州不需要向皇太子辞行。

如此一来，可以让太子对官员队伍有所了解，熟悉朝政。从表面上看，参决庶务的皇太子好像权力很大，实际上皇太子并不是皇帝之下、宰执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决策层级，而是现有决策体系中可有可无的一个环节。由于孝宗本人还在为高宗服丧，没有恢复御殿听政，因此皇太子并未立即“参决庶务”。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初二，这一制度才真正施行。可是没过多久，孝宗突然取消了这一部署，提出太子以后不必每隔一天到议事堂商议政务，在他接见群臣之时，太子在旁边侍立听政，加以观摩学习即可。于是太子仅有的一点权力空间也被取消了。但是太子对皇位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据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记载：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以：“有赠臣乌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

乌髭药可能是一种让须发变黑的药，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染发剂。太子把这个故事说给孝宗、意在暗示他应该禅位了，而孝宗却不以为然。这个故事可能出于编造，但太子的年龄已经偏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赵惇曾经央求祖母即宋高宗遗孀宪圣太后吴氏为他说情，孝宗却认为赵惇当十几年的太子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储君的名分已经确定，当皇帝是板上钉钉的事。与儿子相比，孝宗本人只当了12天的太子，况且继位之前，孝宗长期只是一个亲王，连皇子的名分都没有。孝宗这么做，与其说是关心爱护，还不如说是对儿子治国理政的能力始终不放心。太子赵惇迟迟不能即位而蹉跎岁月，愈加愤懑，这种精神压力可能导致了他后来精神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