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过宫产生的纷争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二日，在吴太后的再三劝说下，孝宗正式下诏禅位，并到北内德寿宫居住，更名为重华宫。禅位之后，太上皇帝和皇帝应该建立一种全新的沟通机制，即皇帝要定期到太上皇帝居住的地方请安朝见。按照规定，光宗应该一月四朝，即每月初一（旦）、初八、十五（望）、二十二日四个时间诣重华宫起居。如果恰逢国忌日等特殊日子，就无需朝见，孝宗有时候还主动降旨，取消皇帝过宫。“一月四朝”是理想的安排，实际上难以实现。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过宫11次；绍熙元年（1190），过宫请安共9次；绍熙二年（1191），过宫请安4次；绍熙三年（1192）和绍熙四年（1193）各有两次，过宫请安次数逐渐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绍熙三年（1192）之前，并没有人对宋光宗过宫起居次数少而有异议，或提出有悖礼制。这说明父子关系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不过，后来光宗过宫起居次数过少的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原因在于光宗精神失常了。

宋光宗

在光宗即位的第三年，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应举行冬至南郊祭天。根据君权天授的理念，这项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并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一次南郊祭天是光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被称为“初郊”，因此意义非凡。按照礼制，初郊典礼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丑时一刻（凌晨1点15分）。不幸的是，初郊前一天晚上，宫中传来惊人的消息，备受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突然去世了，光宗闻讯后极为震惊，心神不宁。凌晨丑时，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光宗无力登上圜坛祭天，只能在圜坛旁边临时搭建的简易“幕屋”望祭殿行礼。但不巧的是，一阵狂风吹过，殿内一片蜡烛被吹灭。此前，南宋皇帝南郊遇雨并不罕见，淳熙十二年（1185）孝宗南郊祭天，一开始天空下了小雨，但等到孝宗行礼时，突然放晴。孝宗大悦，礼毕返驾时对随行大臣说：“方登坛时雨点下，及奠币玉便晴，此皆上天垂佑。”反之，光宗初次南郊遇雨，似乎不受上天眷顾，加上黄贵妃的死讯，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患上“心疾”，也就是精神失常。黄贵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官方对外声称是暴病而死。另有记载说光宗皇后李氏出于嫉妒，趁着光宗在外宿斋把黄贵妃杀死，光宗回宫后，李后特意送给他黄贵妃被剁下来的手。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有可能是南宋后期，有人别有用心地把李皇后作为替罪羊，来掩盖光宗自身存在的问题。

光宗得病之后，精神失常，言行错乱。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就不上朝了，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光宗才在内殿召对辅臣。绍熙三年（1192）正月元旦，本应该在大庆殿举办隆重的大朝会，也因光宗的病情被取消了，孝宗也传旨免光宗过宫朝见。绍熙三年（1192）三月九日，光宗恢复了延和殿（后殿）视朝，表明他已经初步康复。四月十七日，光宗朝重华宫。但此后，例行的过宫居然停止了。绍熙三年（1192）秋天，由于大臣劝谏，光宗降旨准备过宫，那天“只缘乘舆已驾，卫从罗列，百官下司，夹道起居，六军万姓，望尘踊跃，伺候移日”。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刻，光宗突然取消过宫。这一事件坐实了之前太上皇和皇上关系不和的传言，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外朝的大臣们更是心急如焚，不知道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敢去打听，但心中大体明白，光宗对父亲孝宗心中已有芥蒂。

这时候，嘉王府赞读官陈傅良认为，“独以为能赞乘舆之决，为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宫；能通宫禁之情，为中宫言此者，莫如大王”。也就是说，在陈傅良看来，能够说服皇帝过宫的只有嘉王（光宗次子，后来的宁宗）之母李皇后，而外朝臣僚无法直接见到李皇后，只有通过嘉王进言，让李皇后劝光宗尽快过宫。嘉王向皇后进言似乎收到了效果，光宗不久就过宫了。

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十二日，皇帝循例到重华宫起居进香，十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是孝宗生日“会庆节”，光宗本应该率领百官到重华宫祝寿，结果只有丞相带着百官到重华宫拜表称贺；十一月十七日是长至日（冬至），朝廷照例要举行庆典，丞相率领群臣向孝宗称贺，光宗依然没有露面。普通的日子去朝见，重要的日子反而不去，这两件事把孝宗和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了，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影响非常大。高宗跟孝宗是收养关系，但孝宗对高宗非常孝顺，没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孝宗和光宗是亲父子，结果竟然产生了这样的隔阂。于是十一月下旬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皆上疏请皇帝朝重华宫，吏部尚书赵汝愚在面对时请求过宫，陈傅良也加入劝谏的行列，这是第一次出现群臣集体劝谏光宗过宫的情形。迫于大臣们的压力，十一月二十二日，光宗到重华宫朝见太上皇，李皇后随后也来到重华宫，儿子夫妇双双前来请安，“都人大悦”。

赵汝愚

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五日，光宗诣重华宫，向孝宗进献《至尊寿皇圣帝玉牒》《至尊寿皇圣帝圣政书》《至尊寿皇圣帝会要》等。陈傅良参加了这次进献仪式，奉命在孝宗面前朗读《圣政书》的片段。据陈傅良日后回忆，当时太上皇孝宗流露出满意、赞赏的神情，而且注视他很久：“寿皇色甚康，顾视良久。益恨平生之不遭也。”陈傅良虽然是在孝宗时代登进士第的，但在临安只当了不到一年的太学录就外放州县任职了，等他回到临安时，已经是光宗时代的绍熙三年（1192），他慨叹“平生之不遭”，就是遗憾自己没有在孝宗在位的时候任职于临安，没能经常见到孝宗，得到他的赏识。这个细节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孝宗已经禅位，成为太上皇，但群臣仍发自内心地爱戴、崇拜他。

绍熙三年（1192）的过宫之争，尚未呈现出不可挽回的决裂局面，一旦群臣施加压力，光宗总能给予一定的回应。但过宫的前景变化不定，大起大落。大臣楼钥曾对此有生动描述：“进香一出（十月十二日）而人心欢然，会庆节（十月二十二日）一不出而人心遽骇。”

绍熙四年（1193）正月元旦和三月九日，光宗两次过宫。此后直到十一月，中间有8个月时间，包括九月四日重明节（光宗本人生日），光宗都没有去朝见孝宗。十月二十二日的会庆节，群臣认为光宗不可不去，于是从绍熙四年（1193）九月四日重明节开始，发起新一轮的劝谏行动，但是光宗没有任何反应，不说去也没说不去。十月二十一日，会庆节的前一天，工部尚书赵彦逾等直接给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上疏，请求太上皇在会庆节不要免去光宗朝见。其实孝宗并没有下旨免去光宗在会庆节过宫请安，赵彦逾等人的反常之举，是要让光宗知道，群臣已经到太上皇那里去告状了，摆出了一副与当今皇帝图穷匕见的架势。孝宗伤感地回复群臣说：“朕自秋凉以来，每天都想着与皇帝相见。”可是，会庆节到了，光宗传旨身体不适，不能去重华宫朝见太上皇。丞相葛邲只得率百官去重华宫为太上皇祝寿。

三个月的抗争换来这样的结果，全体侍从官上奏辞职，居家待罪，但光宗不许。嘉王府翊善黄裳上疏，请诛内侍杨舜卿，台谏官张叔椿、章颖上疏，自请罢黜。十月二十五日，太学生汪安仁等218人上书，请朝重华宫。光宗一律不予理会。二十六日，群臣直接到重华宫向太上皇孝宗奏事，这表明事态十分严重。二十七日，得知群臣簇拥到太上皇那里“上访”，光宗突然传旨要朝见太上皇，但出发前，又称病不去。群臣却认为光宗不去朝见太上皇并非身体不适，楼钥、陈傅良等指出：“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飨，皆圣躬亲临，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寿。”所谓“内教”即“内教三衙诸军"，光宗有体力亲自检阅禁军，而且还能到路途比重华宫远得多的景灵宫上香，可见身体并无大碍。唯一的解释是，光宗是故意不去向孝宗请安。十一月九日，群臣再次请求面见光宗，呼吁十一月十五日无论如何不能再失约。绍熙四年（1193）十一月的这次“过宫”危机，在形式上以光宗的退让告终，十一月十五日，光宗终于朝重华宫。十二月五日，光宗又朝重华宫。文武百官松了一口气，总算能过个平安年了。

随着对光宗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群臣中的议论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光宗的确是精神失常导致不去朝见太上皇，对他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也产生怀疑，有了换个皇帝的想法；另一部分则认为光宗身体无疾，只是身边有小人挑拨两宫之间的关系，主张“清君侧”。

绍熙五年（1194）正月初一，光宗循例到重华宫祝贺，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从本月十一日开始，孝宗得病，三月病情加重，光宗也不去探视。四月，在群臣的请求下，光宗答应于四月十九日过宫，但退朝后又改为二十二日。到了二十二日，群臣入宫门列队等候，但光宗又临时称病取消过宫。侍从官、馆职官、学官纷纷上疏，自请罢黜，光宗却一律不许辞职。四月二十六日，陈傅良又一次请对：“然今日确许，明日中变，不惟中变，而又号召大众，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岂至此乎？”陈傅良认为光宗哪怕有一天神志是清醒的，就不会做出这样反复无常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可以说十分尖锐，宋以后的朝代，恐怕没有人有胆量说这种话。

进入五月，孝宗的病已经很严重了，随时有可能驾崩。群臣要面见光宗，请求光宗向孝宗请安，但光宗不想见他们。然后群臣听说光宗在延和殿召见宰相和执政，于是集体面见光宗，哭泣着说：“寿皇疾势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见，后悔无及矣。”情绪失控的群臣在召对时拉扯了皇帝的衣裾，按照礼制，外朝臣僚是不能触碰到皇帝的身体的，拉扯衣裾更是一种粗鲁的行为。即便如此，光宗依然无动于衷。六月九日凌晨，孝宗病重驾崩。

群臣强行禅让

孝宗驾崩后，按照惯例，光宗应当披麻戴孝，主持丧事。可是光宗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在南内寝宫里为大行皇帝成服，不必去北内重华宫，结果又是宰执率百官去重华宫发丧。太上皇驾崩后有一系列祭祀的仪式，不能全部由宰相代理，如大敛、禪祭等等。当时宰相留正极为紧张恐惧，觉得国家要出大乱子，可能会发生政变。因为当今皇上不为大行皇帝治丧，形同不孝之子，合法性危机已经出现。

六月十三日，嘉王入宫，请求光宗主持大敛仪式，光宗仍称病推辞。同一天，未见群臣请示光宗，因为他们已决定成立新的权力中心。留正、赵汝愚领衔入奏，代表百官恳请吴太后垂帘听政，并代皇帝行祭奠之礼。首先，光宗精神失常，权力真空已经出现，吴太后如果垂帘听政，群臣就有了主心骨；其次，外朝群臣可以直接与皇太后沟通孝宗丧礼事宜，办事效率更高；最后，也是最大的难言之隐，光宗病情未见好转，也不知道何时好转，如果短时间内好转，吴太后自然可以随时归政，倘若长期失常，吴太后就可以主持禅让。但是群臣的请求被吴太后拒绝了。北宋仁宗时期的刘太后、哲宗时期的高太后都曾经垂帘听政，却因此激化了与皇帝的矛盾，引来皇帝的怨恨。殷鉴不远，吴太后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垂帘听政的策略失败后，群臣便希望尽快立太子。宰执们奏请光宗立储，意外的是光宗竟然同意了，可是等到起草制书时，又反悔了。光宗认为，“储副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尔”。立太子就是要取代自己，所以不肯答应。此时，工部尚书赵彦逾问宗室赵汝愚：“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赵汝愚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急时，持刀去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言下之意，颇为无奈。

七月二日早朝，宰相留正在御前站班时，突然跌倒。留正非常迷信，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于是在七月初三凌晨上奏，请求辞职致仕，逃出了临安城，到郊外待罪。如此一来，朝中就没有宰相了，按照官位的顺序，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暂时成为宰执领袖。此时，赵汝愚等人已经顾不了许多了，下定决心促成光宗禅位给嘉王，但光靠外朝官僚是不够的，于是积极寻求内朝力量的配合。群臣找到吴太后的亲戚韩佗胄，韩佗胄又找到慈福宫中的内侍，向吴太后转达请求。七月四日，获悉政变计划的内侍关礼在吴太后面前泣请，吴太后终于同意主持禅让。第二天是禅祭，嘉王因为生病已经提前请假了，本来不会到重华宫梓宫临奠。赵汝愚只能劝他“禪祭大事，大王不可不出”，并没有事先告诉嘉王要强行禅位。

七月五日，吴太后重华宫垂帘，先宣嘉王入宫，然后召见赵汝愚等。赵汝愚上奏立嘉王为太子，并请禅让，吴太后降懿旨同意。群臣当场为嘉王黄袍加身，之后宫门打开，百官从重华宫外鱼贯而入，吊唁大行皇帝，看到新皇帝坐在那里，就知道禅让成功了，遂山呼万岁。当时，襄阳人陈应祥认为光宗不肯为孝宗治丧，已经众叛亲离，正是起事谋反的好机会，于是勾结金国，准备以为大行皇帝执丧的名义，杀掉襄阳守臣，率众叛变。宁宗登基诏书传到后，这一阴谋未及施行就破产了。因为宁宗是光宗唯一的儿子，即位是合法的，为孝宗治丧也没有任何问题。

光宗本人并不愿意禅让，强行禅让的计划自然事先对他严密封锁。被迫成为太上皇之后，按照惯例，他应该搬到北边的重华宫（德寿宫）居住，此时重华宫已经更名为泰安宫。但是，光宗拒绝搬到泰安宫，继续占据着南内皇帝的寝宫——福宁殿。宁宗在重华宫孝宗灵柩前即位后，只能一直滞留于北内重华宫。后来，宁宗命人在南内新建福宁殿，把光宗居住的旧福宁殿更名为寿康宫。

高宗去世后，孝宗在高宗灵前连续守灵13天，然后回到南内，接着每隔5天去一趟德寿宫高宗灵前。相比之下，宁宗在重华宫待了4个月，已经恪守丧主的义务。宁宗居住重华宫期间，有很多人劝他不必返回南内，因为在重华宫住，表明自己直接继承了孝宗的大统，而不是继承光宗。在天下人心中，孝宗比光宗英明得多，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时间一长，宁宗就不耐烦了。重华宫的规模远远小于南内，而且还住着他的曾祖母（高宗皇后）和祖母（孝宗皇后）两位太后，无论是接见群臣还是卫士戍卫都极为不便，下雨的时候更是如此。孝宗灵柩于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十五日自重华宫发引，十一月十九日，宁宗返回南内，入住新落成的福宁殿。

庆元元年（1195），宁宗有一次和大臣聊天，提起光宗把自己关在寿康宫内，自己拿着钥匙，亲自启闭，连修内司的人都进不去。可见，光宗对于失去皇位一事耿耿于怀，对外部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和怀疑，这是被逼禅让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加重了他的病情之故。

余论

光宗和孝宗之间的悲剧，首先是皇权之间的挤压效应造成的。高宗过于长寿，活到了80岁，这在历史上屈指可数。高宗退位后，仍然对朝政有所干涉，孝宗完全执政的日子并不多。孝宗继位时，已经36岁了，年龄较大，加之孝宗并非高宗亲生儿子，因此他的继位具有更加明显的“继统”意义，而缺乏以血统关系“继嗣”的要素，“天下为公”的道德压力对他更加沉重，因此，必须早立太子以表明自己以社稷为重的道德姿态。光宗被立为太子之后，迟迟不能继位，滋生了怨恨之情。孝宗禅位之后，在朝野仍然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对于具体的政务也会干涉，更加重了光宗的不满情绪。

其次，从光宗被迫禅让事件中可以看出，士大夫的政治运作能力在其中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是宋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光宗一朝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过宫过程中，群臣对光宗的责难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批判皇帝“无一日清明在躬”）的程度，但是光宗始终坚持不以言论降罪士大夫。赵汝愚等主动作为，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协调，违背皇帝的意志，强行禅让，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只可能在宋代发生，在其他朝代是无法想象的。宁宗在禅让事件中虽然是受益者，但是他对外朝官僚在此次拥立政变中显示出来的强大运作能力深感震动，担心这样的事情日后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后来又发生了“庆元党禁”，其实是皇权的反弹。参与禅让事件的士大夫们几乎都被罢官或流放。从这个意义说，在光宗的悲剧中，太上皇孝宗郁郁而终，光宗被迫禅让，群臣惨遭报复，可谓无人幸免。

最后，重华宫在南内之外，而且皇帝到重华宫起居要穿过闹市区，因此两宫（南内和北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公开的舆论话题。皇宫与市井之间由此形成互动，但是互动产生的复杂后果超出了各方当事人的控制。复杂的社会舆论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衍生出各种八卦新闻和流言蜚语，这些舆论效应又反过来刺激、影响了宫廷政治，导致两宫关系更加微妙。这也是南宋政权的一个先天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