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六礼的每个步骤，都有与之相应的礼品或财物，唯纳征不同于其他五个节次，“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唯纳征不用雁，以其自有币帛可执故也。”可见纳征礼是婚姻成立的关键，“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故纳征礼又称纳币、聘礼，宋元时称纳成、纳财、财礼、聘财，现在俗称彩礼。

据《梦粱录》所载，南宋的男家细帖（又谓定帖），除写清楚议亲男子的个人身份、家庭情况、主婚尊长外，还要明白开列聘礼，“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这是概说聘礼，关于它的文字记录，非常详细，兹具列于下：

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盝，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环，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一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箸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箸”。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鱼水樽外答之。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段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后择日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道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名下财礼，则女氏得以助其虚费耳。又有一等贫穷父母兄嫂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奁具茫然，在议亲者以首饰衣帛，加以楮物送往，谓之“兜裹”。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女工等，如前礼物。更有媒氏媒箱、段匹、盘盏、官楮、花红礼合惠之。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掛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

《梦粱录》中的这则资料，记录了南宋临安“丰富之家”的定礼、“富贵之家”的聘礼、仕宦和“下等人家”的财礼。方建新先生认为，《梦粱录》所载宋代定聘礼既多且繁，一般分三次进行，分别是下定礼、下聘礼和下财礼，同时指出宋代品官之家与富有之家的聘财水准，“一般品官富贵之家的定聘礼物十分丰富，据《梦梁录》卷二（十）记载，下定礼时，要送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茶、饼、羊、酒等物。下聘礼时，要备‘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士宦大家还要送销金大袖等贵重衣服及珠翠等昂贵首饰、上等细巧杂色彩缎匹帛。最轻的财礼，下等人家也要送绢一、二匹，官会银锭一、二封。”方先生所言，亦有可细究之处，譬如，定礼、聘礼和财礼是否均为纳征之礼？官民聘礼如何区分？等等。因此，有必要对《梦粱录》的这段“嫁娶”文字进行再审读。

吴自牧所记述的“嫁娶”，完整地再现了南宋时代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婚姻六礼程序，其中的定礼、聘礼和财礼，发生在女方许婚之后和出嫁之前，是由男方送予女方的婚聘之礼，显然并非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时所带的纳采礼，亦不是“择礼成吉”的请期礼，那么就只能是纳吉礼和纳征礼。纳吉是指卜得吉兆之后与女方订婚，由“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之句来看，定礼显然是指纳吉礼，而非纳征礼。既然排除了定礼，那么，余下的聘礼和财礼当是南宋的聘财。朱熹《家礼》中对纳采礼的界定，也可证明定礼不等于纳币之礼，“纳采，纳其采择之礼，即今世俗所谓言定也。”朱熹之论，虽印证了笔者通过婚姻六礼程序所作“定礼非聘礼”的推断，但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按《家礼》所言，纳采礼乃是定礼，与笔者“定礼即纳吉礼”的推断不符。其实，二者并不矛盾。由吴自牧对《梦粱录》一书的命名来看，他所记述乃是南宋繁盛时期的婚姻六礼，由纳采到亲迎，一个步骤也不缺，“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殊犹梦也，名《梦粱录》云。识者幸改正之，毋哂。”朱熹《家礼》所记，是他删减之后的婚姻六礼，是个简化版，仅纳采、纳币和亲迎三个程序，由此，也许朱熹所定纳采礼是纳采、问名和纳吉综合而成，故而将纳采礼讲成定礼，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南宋繁盛时期的纳征礼为何被分解为“下聘礼”和“下财礼”两个步骤？若从字义推之，其实二者合起来，恰是“聘财”。而且，《宋史•礼志》所载“诸王聘礼”中，也有“定礼”和“纳财”之分，“纳财”所需金器、綵、钱、锦、绮、绫、罗、绢、销金衣裳、首饰、马、羊、酒、果盘、银胜、罗胜等物，和吴自牧笔下的官民聘礼所用之物的种类大致相当。

聘礼所指既已明晰，接下来看看南宋的官民聘财。吴自牧笔下的品官，除“士宦”外，应当还包括“富贵之家”中的“贵者”。《宋刑统》承袭《唐律疏议》，对“贵”有着详尽的解释——“谓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即“官品贵者”。因此，吴自牧所述的“富贵之家”，应该是富民和“贵官”的组合。富民聘礼能够向官员看齐，当与“三金”等非身份标志有关。既然富民和“贵官”都可以“三金”为聘礼，中低阶官员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当然也可以“备三金”送聘，家底单薄的低阶官员若无金器，“以银镀代之”自然亦是可以的。所以，随后就出现了“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的概括之语。这句话自然也适用于富民之外的其他平民之家。

吴自牧“更言士宦”之句中，列举了“销金大袖”和“销金裙”。宋时的销金是奢侈性消费，端拱二年（989）十一月九日，宋太宗首次下诏禁止销金消费，“其销金、泥金及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自此开始，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由宋朝皇帝发布的、见诸文献记载的、有明确纪年的销金禁令共62条。其中，以宋真宗和宋高宗两朝最多。这些禁令讲得很清楚，士庶之家不得服销金。由此可知，吴自牧笔下的“销金大袖”和“销金裙”，代表着政治身份和等级消费，非命妇不许穿着。那么，“销金大袖”和可以替代它的“红素罗大袖段”，和宋代官员的品级应该是各自相对应的。之后的“上细杂色彩段匹帛”中的“上细”字，是“上等”和精细之意，标明了匹帛的等次和质量。既然有上等匹帛，当然也就有中等和下等匹帛，“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的匹帛等次和质量，当然不能和“上细杂色彩段匹帛”相比，二者自然也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品级。再如“鹅酒”和“羊酒”之别，宋人视羊肉为贵重食品，因而，代表厚重财礼的“官会银锭”和轻飘飘的“官会一二封”，当也与官员品级相关。

至于南宋临安庶民的聘财，除《梦粱录》所述的富人“当备三金”和富人之外的平民阶层“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外，朱熹《家礼》所载亦可窥其一端，“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朱熹所言的“色缯”既有上限，也有下限，它和之后的“钗钏、羊酒、果实之属”是替代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如此，南宋临安官民聘财等第的概貌渐渐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