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在鲁迅一生居住过的九个城市（包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中，绍兴、北京和上海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三个，杭州、厦门和广州则是居住时间最短的三个。虽然相比厦门和广州，鲁迅在杭州居住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由于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地位远不如在厦门和广州时那么重要，因此，留下的记录并不多。

据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第一次到杭州，是在1898年2月18日。那次除了探视祖父之外，他还去了申报馆的书报售卖处买了一些书，带回了绍兴。闰三月，鲁迅经叔祖椒生的引荐，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做了额外生，遂与椒生之子仲翔一道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路上经过杭州，和祖父及二弟等人作了话别。以后每次回绍，也都会经过杭州，但行色匆匆，对杭州似乎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1902年初，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陆师附属矿路学堂毕业，在学堂总办俞明震（1860—1918）的提携下，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资格被派到日本官费留学。起初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普通科目，1904年4月结业后，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由于不适应医学专业的学习和日本人在日俄战争胜利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鲁迅在仙台医专只读了三个学期，就于1906年3月办理了退学手续。此后，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把学籍列在独逸学协会开设的德语学校，以便继续领取官费，“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再是东京》。）

到了七月份，鲁迅忽然接到绍兴家中电报，称他母亲鲁瑞生病，要他回家探亲。到家以后却发现，是他母亲要为他完婚。其结婚对象名叫朱安，是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富家女子，也是鲁迅叔婆玉田夫人的侄孙女。做媒的却是玉田夫人的儿媳谦少奶奶，这位谦少奶奶“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1899年春鲁迅到南京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已有20岁，鲁瑞觉得儿子已到了适婚的年龄，想在家里给他找个合适的对象，也好照顾自己。谦少奶奶趁机把她婆婆的侄孙女介绍给了鲁瑞，因为媒人长得漂亮，又把女方说得很好，鲁瑞当即应允了这门亲事，还订了聘金和婚约。后来鲁迅回到绍兴过寒暑假，从别人那里听说女方比他大三岁，长得又矮小，心里很不乐意，就一直拖延着，没有履行婚约。

不料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之后，绍兴那边却有了一种传言，说是有人在神户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子在一起，还带着一个小孩，可能就是妻子和孩子。女方听了，就让媒人来问鲁瑞。鲁瑞虽然隐约听说女方长得不太好，但既有婚约在先，且女方也已经30岁，实在再也拖不起，于是，就称病把鲁迅骗回绍兴。鲁迅无奈之下，也只能就范。不料结婚那天，花轿进门，一掀开轿帘，就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看到“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鲁瑞这才感觉“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知堂回想录》），鲁迅更是深受打击，婚礼当天勉强进了洞房，第二夜就睡到了书房，也没有照例去老台门拜祠堂。这时周作人也已获南洋督练公所批准，被派赴日本留学，鲁迅就和他一起离开家中，前后在家只待了四天。

回到东京以后，鲁迅想要从事文艺活动，约了几个朋友，准备办一本名叫“新生”的刊物，后因人力和经费不足而流产。周作人开始在中华留学生会馆私人组织的讲习班里学日本语，并没有到正规学校就读，只是跟了鲁迅做一些翻译和撰述。次年为了官费起见，才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预科注册就读，平时几乎不去上课。1907年下半年，还和鲁迅、许寿裳等人一道到神户学过几个月的俄语。1908年4月，鲁迅同乡好友（也是他在弘文学院时期的老同学）许寿裳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在东京本乡西片町找到一处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屋，邀请鲁迅、周作人、钱家治（杭州人，钱学森之父）等人一起合租，并将住处取名为“伍舍”。同年7月底，周氏兄弟又与许寿裳、钱家治一道到章太炎在民报社开设的国学讲习会听课，并在那里结识了龚宝铨（字未生）、钱玄同（夏）、朱逖先（希祖）、朱蓬仙（名宗莱）等人。此时，周作人已在法政大学预科以第二名的成绩结业，又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当时官费留学生的支付金额为：旧制高中毕业进入帝国大学者，每年五百日元，进入帝国大学选修科和国立高等专门学校者四百五十元，进入此外的帝国大学普通科、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学习者四百元。鲁迅和周作人读的都是私立学校，一年加起来只有八百元，只能勉强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但是，到了1903年3月，周作人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1888—1962）结了婚，两个人的官费要负担三个人的生活，而鲁迅在绍兴的家中，还有母亲鲁瑞和他名义上的妻子都等着他回家，因此，他只能托先期回国的许寿裳为他在国内找工作。据许寿裳回忆说：

1909年初春，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辞职，我的学费无着了，只好把欧游临时终止，归国来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了。鲁迅对我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他托我设法，我立刻答道：“欢迎，欢迎！”我4月间归国就职，招生延师，筹备开学，其时新任监督是沈衡山先生（按，即沈钧儒），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就在六月（公历8月）间归国来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以下简称“浙师”）创办于1906年，是浙江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该校分设初级、优级两种学制。初级部修业期限2年，培养小学师资；优级部修业期限3年，培养中学师资；另设体操、图画、手工等专修科，修业期限为1年或2年。学校面向全省招生，1907年冬举行首次入学考试，应考者达万人，共招生661名，1908年春天正式开学。学校设在杭州贡院原址（也就是原本举行乡试的地方），校舍却是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式样建造的，教职人员也以归国留日学生为主。学校首任监督（校长）邵章（字伯炯，1902年进士）是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班的毕业生，他在1907年任职期间，曾派其留日期间的同班同学王廷扬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并联络留日学生回国担任教员。1908年春，学校开学前夕，时任监督的王廷扬（字孚川，第三任，1907年底到任，1909年4月25日离校）又再次赴日，聘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科在读生经亨颐为两级师范学堂首任教务长，同时聘请钱家治等人担任教员。1909年春，经亨颐离开学校，重赴日本完成学业，教务长职务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历史科毕业生钱家治接任。其后，鲁迅旧友张邦华、许寿裳先后到校，张邦华也曾一度接任了教务长职务。这年夏天，曾在东京法政大学就读、并具有进士身份的沈钧儒（1875—1963）担任学堂第四任监督，聘请许寿裳接替张邦华担任教务长，许寿裳乘机向沈钧儒推荐鲁迅担任教职，并得到了沈的许可。于是，鲁迅就于1909年8月乘船离开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活。临行前，他还向留学生监督处领取了“辍学回国川资五十元”及预支的9月份学费。这也说明当时的留学生经费管理是极其宽松的，对于归国留学生也是相当优待的。

但宽松有时也并非好事，对于留日学生而言，管理上的宽松往往意味着学业上的放纵。如鲁迅事实上就没有完成学业，他所拥有的最高学历文凭，只有一张在仙台医专修学两年的结业证书，周作人则只有法政大学的预科毕业文凭，后来虽然报名读了立教大学，但其学籍簿上写的是“商科预科”，而成绩单上则是注明“文科选科”，说明他至少改过一次专业。而且，“周作人在立教的明治四十二年度成绩单上，共有四十一门课程，而他只参加了希腊语一门的考试，总成绩是九十八分。这说明他的希腊语学得确实不错”（波多野真矢：《周作人与立教大学》，《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也说明他的确基本上没有进入学习状态。相比之下，鲁迅在仙台医专的两年学习，倒还真是相当认真的，成绩也还过得去，只是他自己放弃了，所以回国之后，他在浙师并没有成为主课教师，而是承担了翻译和助教的工作。

当时浙师高薪聘请了8名日本教习，并为他们配备了助教和翻译。鲁迅在学堂的主要工作，就是担任生物学科日本教习铃木珪寿的翻译。铃木珪寿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曾在浙江高等学堂、安定中学堂等处任教。鲁迅对他和其他日本教习都相当尊重。据当时的一个学生吴克刚回忆，有一天，铃木和鲁迅一道带着学生到南高峰、北高峰一带采集植物标本。路上学生看到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问铃木：“它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大笑，说：“这个花是黄色的，就叫一枝黄花？它的学名呢，也是这样？”不大相信铃木的回答。鲁迅于是就正色相告：“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己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就叫一枝黄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批评呢？”还有一次，数学科一个学生在日本教习上课时打了个呵欠，日本教习认为是对他不尊敬，要给学生记过处分。数学科的学生反对，说：“要记，全班记。”植物科的学生也支持他们。事情闹僵了，这时鲁迅出来说话。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来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对教师和学校的权威，是相当维护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他的态度却未免过于严厉了些。

据当时在浙师同任翻译的夏丏尊说：“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除了翻译以外，鲁迅还承担了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的教学任务。夏丏尊回忆说：“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30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系’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许寿裳也说：“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

不过，据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说，鲁迅在上化学课时却曾碰到这么一件事：“他在教室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的氧气瓶，以免混人空气，在燃烧时爆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现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对此，孙福熙作了这样的解释，“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悔。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就要爆裂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孙福熙说这话时，是在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那时人道主义观念相当盛行，许多人都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他以人道主义解释鲁迅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件事也表明：鲁迅当时与学生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要不然，学生也不会集体把他作为作弄的对象，当堂“试验”氧气瓶爆裂对人的伤害程度。而师生关系的紧张，则可能与鲁迅处理一些事情（如上面说到的记过处分事件）的态度有关。

事实上，就在同事的教职员中间，鲁迅的态度也是相当严肃的。当时浙师除了许寿裳、张邦华、钱家治三人外，还有朱希祖、夏丏尊、杨乃康、张宗绪、朱宗侣、许秉坤、冯祖荀、关鹏九、张孝曾、陈树基、胡浚济等人，都是留日归来的教职员，其中不少人是鲁迅的老同学和老熟人，但鲁迅在同事中都表现得相当严肃。夏丏尊说：“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另一个同事张宗祥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不多言，冷峻少结交的一个学者。”据学生吴克刚回忆，当时的杭州拱宸桥日租界里，设有妓院。周末无事，有些无聊的教师也去光顾。鲁迅非但不去，而且批评他们：“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去寻欢作乐？”——这些话当然不一定是原话，但鲁迅的峻急之态却跃然可见。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省提学司直辖的官办学校，办学经费相当充足，光校舍建筑费就花了白银13万两，每年常规经费也有53180元，教职员待遇相当优厚，社会上觊觎该校职位的人相当多。当时，浙江教育界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浙东、浙西两大地域之间的矛盾，省城教育界两派的矛盾，以及地方士绅领袖与提学使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起来，导致冲突不断发生，也影响到浙师的办学。1906年间，浙师开办之时，由浙江巡抚张曾敭亲自邀请翰林院编修邵章（1872—1953）总理其事，其后，浙江首任提学使支恒荣到任，与参与浙江学务的地方士绅发生冲突，邵章身为学务公所议绅，首当其冲。据《申报》报道，1907年3月16日，浙江学务公所议长濮紫泉与议绅吴震春、邵章、张让三，及学部谘议汤寿潜等人，与各省视学会同商议学务多款，致函提学司要求实施，不料提学使“一概驳覆，而且词意之间，嬉笑怒骂，谑虐万状”，气得濮紫泉跑到浙江巡抚张曾敭那里告状，表示要将支恒荣告到学部（即清末的教育部）。1907年5月初，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浙师监督的邵章将学堂办学方法节略拟定，呈请浙江巡抚批复给提学司核议，结果又被提学司搁置了很久。邵章灰心丧气，只得向提学司辞去学务议绅一职，并向浙抚提出辞去浙师监督一职。但在浙江教育界内部，也有人不满邵章等人在办学中的作为。1907年9月，浙江士绅发起成立全浙教育总会，会上就有人批评邵章，认为浙师办学过程中有不少糜费公款的情形。邵章辞职之后，又有浙东学界的代表在教育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对浙师办学情形进行调查，后虽因故未能实行，但也埋下了进一步冲突的导火索。据《申报》1908年4月19日报道：

全浙师范学堂荏苒经年，监督一席已三易其人。本年又因官费自费一事，开堂尚无确期。现在房屋虽届竣工，而书籍仪器概未购备。监督王孚川（即王廷扬）君因拒款风潮未靖，京都人士啧有烦言，托词东渡，外间早知其有辞退之意。兹闻前日，已由东京递回函牍数道，分呈官绅，力辞此席。尚未悉浙中人士如何对付也。

其后，浙师绍兴府下属各县学生于7月初在学堂里发起开会，要求挽留王监督，遭到其他地区学生反对。会后，仍有学生联名呈请提学司，要求挽留王廷扬，结果得到了提学使的肯定性批复，王廷扬因而得以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