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南宋三贤堂 ——宋画《山水图》上的西湖史实 文丨姜青青 作者简介：姜青青（1960年5月出生），曾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编委、新闻和发展研究所所长，高级编辑，主要从事宋代文化方向研究。 摘 要：南宋马元忠《山水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收入《宋画全集》）反映了苏堤三贤堂的南宋样貌。由这幅画再对照其他宋版地图、宋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证，近年新建的苏堤三贤堂定址有误，其故址应当位于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而且当在相望西山的苏堤西侧。此外，对比《山水画》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可见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马元忠此画虽非工笔界画，却因“取景”于西湖苏堤，加之笔墨之间对西湖“实景”多有着意，故而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南宋西湖的“细节”。 关键词：马元忠《山水图》 苏堤 三贤堂 一、《山水画》“取景”三贤堂的意义 走在西湖苏堤第二桥（锁澜桥）与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与小瀛洲“三潭印月”隔水相望的东侧绿地上，可见一座新建的黛瓦红柱长廊建筑，北廊入口匾题“水西云北”，长廊中堂匾题“月香水影”，南廊入口匾题“晴光雨色”。长廊前有硕大湖石，镌刻“三贤堂”（图1）。湖石相对处的中英文对照说明牌称：“三贤堂亦称先贤堂。南宋宝庆二年（1226），为纪念白居易、林和靖、苏轼三位西湖先贤，临安府尹袁韶在锁澜桥与望山桥之间，建立三贤堂，元初堂废。2021年，在原址附近重建三贤堂。” 
图1 苏堤三贤堂现状，长廊东望小瀛洲 （姜青青 摄） 
图2 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局部（原刊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
南宋苏堤三贤堂旧址确实就在这附近吗？ 南宋三贤堂在苏堤具体哪两座桥之间，文献记载并不一致。《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图2）在苏堤第三桥和第四桥之间，标有“三贤堂”地名。[1]该书记载三贤堂迁建苏堤时，引临安府尹袁韶的上书说：“搜访久之，近踏逐到废花坞一所，正当苏堤之中。”[2]这里虽然未说具体桥段位置，但若是迁建于第二桥和第三桥之间，不宜称“正当苏堤之中”。《梦粱录》记载：“第二桥名‘锁澜’，桥西建堂，扁‘湖山’。咸淳间，洪帅焘买民地创建……第三桥，名‘望仙’，桥侧有堂，扁‘三贤’，以奉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三先生之祠。”[3]又，南宋末年诗人董嗣杲《西湖百咏》中的《湖山堂》诗序：“在苏公堤先贤祠北第二桥下”，《三贤祠》诗序：“在苏公堤第三桥下”。[4] 也有记载三贤堂在苏堤第二桥至第三桥之间的。《武林旧事》记载：“（苏公堤）第二桥（原注：通赤山麦岭路。名‘锁澜’）。湖山堂（原注：旁有水阁，尤宏丽）。三贤堂……”[5]此外，杭州孔庙“杭州碑林”所藏元碑《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重修西湖书院记》，在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贤堂重建于杭州城内西湖书院时，均说是从锁澜桥北迁移过来。 谁是谁非？ 近读南宋马元忠《山水画》，得见苏堤三贤堂的南宋样貌——由这幅《山水画》对照其他宋代图像与相关文献记载，最终可以确证，近年新建的三贤堂定址有误，其故址应当位于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而且当在相望西山的苏堤西侧。 马元忠《山水图》（题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收入《宋画全集》第四卷（台北卷）。据该院典藏资料系统记录，此画作品号“故-画-00346600003”，绢本设色，团扇式装裱，23.6×25.8厘米，曾为《故宫书画图录》等书著录。[6]可见这幅宋画曾是清宫旧藏。画的左下有“马元忠”落款，但他的生平信息暂时未见记载。 
△ 题图 南宋马元忠《山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院方载录的此画内容与技法见下表： 
马元忠《山水画》信息登录表 上表记录未见任何具体地点信息。但经与一些南宋西湖图的比对，可以辨识并确定，此画内容取自南宋西湖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的景物。
先看《山水画》的长堤左侧，两堵青瓦粉墙分别在左右两杆红色望柱前折拐，形成一条横出长堤而入湖上的夹道。留意这两堵呈曲尺状的粉墙，各围着一座只露出攒尖顶和屋顶的亭子。夹道尽头过一拱桥，一条甬道径对一座回廊大门。回廊转折而成围墙，圈成“半个”方形空间，其内中轴线上，主体建筑左右各连接一挟屋，正对大门。再留意回廊大门右前侧，是一座攒尖顶六角亭，与该亭相对称的位置上，即画面左侧边缘，尚存半身亭子。 
图3 宋元佚名《西湖清趣图》局部 弗利尔美术馆藏 对照描绘南宋西湖景致的《西湖清趣图》[7]（图3/4），在苏堤第三桥和第四桥之间，也存在与《山水图》几乎相同的景物：两堵粉墙各围住一座攒尖顶亭子，中间一条直通湖上的走道，过一小桥直抵平台上一座建筑的大门，且大门右前正好有一座攒尖顶六角亭，与其相对称的地方也有一亭（此画恰在这座亭子的位置处作拼接，故而该亭被裁切也仅存半身）。而《西湖清趣图》上的这处建筑群，正是三贤堂。宋史研究学者、画家傅伯星视此建筑群为三贤堂，文史学者陈珲持相同观点，并认为《武林旧事》记载有误。[8]
经此对照，可见这两幅绘画所绘地理环境和建筑形式基本相同，由此可证《山水图》所绘就是三贤堂。 
图4 南宋李嵩（传）《西湖图》局部，三贤堂在苏堤第三桥和第四桥之间（原图第六桥跨虹桥被孤山遮挡）上海博物馆藏
我们再看第三幅绘画南宋李嵩（传）《西湖图》（图4），它给后人判断三贤堂在苏堤上的具体地理位置，提供了形象直观的佐证：在苏堤第三桥和第四桥之间，也有一处建筑群，虽为画中远景，但意象清晰，非三贤堂莫属。
上述一幅宋版地图和三幅南宋绘画，它们之间的相互佐证，再结合相关文献考证，可以确证：三贤堂确切位置当在苏堤第三桥和第四桥之间。今天重建于苏堤的三贤堂，其桥段定位与东西坐落均有偏颇。 历史学者陈高华认为：“对于艺术史以外的其他学科来说，绘画图像是一类珍贵的历史材料”。[9]马元忠《山水图》描绘的三贤堂景象辨识度较高，给后人认识南宋苏堤的建设风貌带来了具体而重要的画面，是以此画不仅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还具有西湖历史文化研究上的文献意义。 二、西湖三贤堂的兴废 三贤堂始建于西湖孤山广化寺，最初因其中的竹阁遗迹而祀奉白居易，之后又加上了林逋与苏轼，故名。有学者认为，“苏轼逝世后，在崇宁年间一度被列入元祐党籍而备受歧视，由此看来，三贤堂的创建时间当在两宋之交。”[10] 《乾道临安志》记载：“三贤堂，在孤山竹阁。有白乐天、林君复、苏子瞻三贤像，后废不存。”[11]三贤堂第一次被废的原因是，宋高宗在孤山创建四圣延祥观，竹阁随广化寺被迁至北山路口，三贤堂则被废弃。[12] 孝宗乾道五年（1169），“郡守周淙重建于水仙王庙之东庑”。[13]当时的知临安府事周淙利用宝石山下水仙王庙（祀钱塘龙君）东侧厢房，重建三贤堂。因为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有云：“……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旁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周淙取这首诗中的“配食水仙王”之意，故而将白、林、苏三人祔祀于水仙王庙。 半个世纪后的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时任临安知府的袁韶觉得周淙的做法不甚妥当。苏轼诗中只是说到林和靖可以“配食水仙王”，周淙却把苏轼连带白居易也一并请入“配食”，这是不是太抬举水仙王了？水仙王庙坐北朝南，当时的场景是：华彩鲜丽的水仙王像居于正堂之上，三位先贤的塑像只能“俯首”居于祠庙一侧的厢房之中。原来周淙将三贤堂迁建于水仙王庙，一大用意是期望以三贤名望抑制原来庙中的喧闹氛围。然而收效甚微，遇上旱季祈雨时候，官府搭建的帐篷遮拦三贤堂，毫无敬重之意。更有一班吏卒喧嚣其间，箕踞堂前，祠谒三贤应有的礼敬氛围荡然无存。 于是，袁韶在这年上书朝廷，说“正当苏堤之中”的地方寻得一所荒废的花坞，“前挹平湖，气象清旷，背负长冈，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提议将三贤堂迁建于此。[14] 事后吏部侍郎程珌《三贤堂记》也说此地风景绝佳：“规度逾之，得之堤防，稍西百步，宿号花坞，后垄如屏，众木摇天，前峰如幕，晴岚涨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鲜。”[15]点出了花坞之地在苏堤西侧百步方位（约合今天的150米）。在南宋李嵩（传）《西湖图》苏堤西侧（图5）上可以看到花坞“后垄如屏”的具体情形。这其实就是历代西湖治理中屡屡遇见的葑田侵湖现象。南宋诗人方回入元后的《湖里葑田》一诗也说：“苏公堤畔水如天，又见侵疆筑葑田。遥望横斜似棋局，飞乌翘鹭自争先。”[16]湖上横斜交织的葑田土垄，望过去就像棋枰上的网格。因而，《三贤堂记》和《西湖图》，都真实地反映了南宋中晚期苏堤以西湖面的实景。 
图5 南宋李嵩（传）《西湖图》中的苏堤第三至第四桥段，左下圆图为三贤堂放大图 上海博物馆藏 袁韶提议得到朝廷许可后，“遂于此地筑叠基址，且辟大逵，与苏堤贯连，鸠材命工，建立堂宇，奉安三贤……其祠堂之外，参错亭馆，周植花竹，以显清概……又有堂三，曰‘水西云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三堂题名分别点出三贤歌咏西湖的诗作名篇。[17]程珌《三贤堂记》说：“千杵筑堤，万斧治宫，栽花莳竹，石梁卧虹。昔有旗亭，徙之桥北，一径窈然，与人世隔。如宫水精，如屋琉璃。乃奉三贤，即而祀之……僝工于壬午之腊，竣役于癸未之春。”[18]这里言简意赅描绘出三贤堂建造和园林上的一些细节，并记载了营造工期时间，即开建于嘉定十五年（1222）冬季，竣工于次年春季。
袁韶迁建三贤堂原是为了让三贤免受滋扰轻慢，用为教化之所。但此后他却有违初衷，一举不当，招来了社会舆论的讥讽。宋元笔记记载，苏堤三贤堂建成后，袁韶“大榷酒利，虽湖上三贤堂亦令卖酒。有题诗于壁者曰：‘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冷落在湖边？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袁韶办酒钱。’韶闻而愧之，几住卖。”[19]题壁诗说，以前你们仨总是抱怨在水仙王庙被冷落了太久，现在你们终于火了，别再啰嗦，赶紧襄助知府大人多卖几个酒钱吧。临安府尹榷酤征税本是分内事，但袁韶在三贤堂的此举显然过分了。幸好他闻过则改，三贤堂里卖酒吃的咄咄怪事终被制止。 苏堤三贤堂存世也有半个多世纪，直到宋亡之后被圮废。南宋诗人方回入元后，写有一首《三贤堂已无，官卖其址》：“三贤无像亦无堂，败柳犹垂赤土墙。官卖神祠有前例，熙宁丞相起坊场（原注：江南卖酒谓之春场）。”[20]此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贤堂重建于杭州城内西湖书院，[21]由此退出西湖景区。 至于先贤堂，它确实在第二桥和第三桥之间，营建时间却要晚于三贤堂。《咸淳临安志》记载得很清楚：“先贤堂，宝庆二年袁安抚韶又请于朝……杭居吴会，为列城冠，湖山清丽，瑞气扶舆，人杰代生，踵武相望，祠祝未建，实为阙文……乃取本郡自古名德，许箕公而下凡三十四人，及孙夫人以下五代，具述事迹，刻石作赞。”[22]建于宝庆二年（1226）的先贤堂与建成于嘉定十六年（1223）的三贤堂相比，晚了三年，而且奉祀的对象均为本地籍贯先贤，且人数甚众。故而“三贤堂亦称先贤堂”之说有误，这是不同的两座纪念堂。
三、“两座”三贤堂的异同
三贤堂迁建苏堤之后，文人雅士揽胜西湖有了新的景点。程珌有“四方来观”之说，时人也有诗云：“要识湖山真面目，偷他冷月访三贤。”[23]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马元忠作画《山水图》。 《山水画》视角大致取45°鸟瞰角度。这与南宋时期诸多西湖题材绘画的创作视角一脉相承。[24]从绘画布局来看，三贤堂建筑群及其背景西山，成为此画的重点。但画师又通过右侧的“压堤桥”压住了右边空间：桥上红栏杆和桥堍红望柱，和跨桥而来的三名打伞游客，以这样的艳丽色彩和动态人物，活跃画面右端，使整幅画产生了艺术上的平衡感。 这幅画的艺术特点在院方相关表单（见前表）上记录得很清晰，即远山采用披麻皴笔法，山脚湖岸和堤岸路边等处多用苔点表现，建筑、舟桥、长堤、人物、植物等采用写意手法，并无类似界画那样的细腻精致之笔。而且对照写实画作《西湖清趣图》可以发现，《山水画》为了在有限的画面空间中表现出这段长堤的主要景物，将三贤堂与压堤桥之间的实际空间比例进行了的压缩。因而，《山水画》以艺术手法描绘的苏堤一段景，与实际情况当有一定距离。 对比《山水画》与《西湖清趣图》（图6）上的三贤堂，可见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看入口一带的四个细节：一是入口两旁的围墙构造非常相像，但围墙内《山水画》仅有园亭存在，《西湖清趣图》则画有长势茂盛的丛竹。二是入口处《山水图》上没有门，只有两杆红色望柱，而《西湖清趣图》却有一座红色木衡门，如同古代城市坊巷口两柱夹道、横梁题匾的牌坊。三是两幅画随后均绘出一座拱桥，但详略各异。四是《山水图》在拱桥之后为一甬道，两侧设置栏杆，栏杆之外岸芷汀兰，而《西湖清趣图》过桥接一方整平台，临水四周围以栏杆，植以桃树，但水面上空无一物。 
图6 宋元佚名《西湖清趣图》中的三贤堂 弗利尔美术馆藏
上述四个细节，究竟以谁为是？前面引述的袁韶之言“周植花竹”，以及程珌说的“栽花莳竹，石梁卧虹”，可见三贤堂一带陆地种有花卉和竹子。是以《西湖清趣图》所绘更符合袁、程记载，《山水图》仅有水生植物。而在拱桥的描绘上，也是《西湖清趣图》更多细节，更胜一筹。再说门，对照南宋李嵩（传）《西湖图》局部放大图（图5左下），细看之下可以发现有一座由立柱横梁构建的木衡门。因此，还是《西湖清趣图》的图像更接近事实。
当然，在技法上《山水图》属于山水画，重在写意，而《西湖清趣图》是界画，偏于写实，两者的艺术构思、景物取舍和风格技法各不相同，并不能强求一律。而且，三贤堂存在苏堤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四周花木或因季节枯荣，或因病害凋萎，其入口木门受寒暑风雨的自然侵蚀而有重修、更替和变化，由此造成三贤堂建筑细部和生态环境在不同图像之间的差异，当属正常。 再看，主体建筑的差异。两者均绘有黑色墙面的廊庑，且廊庑里外都有垂柳栽植。《山水画》上的廊庑更为规整，四方围合三贤堂的主体建筑；廊道进门处设有栅栏，内外壁上洞开类似壸门状的半圆形窗户；正堂为一主两挟屋，当是奉祀三贤之堂；之后便是一片空地。《西湖清趣图》上的廊庑不甚规整，营建于主建筑两旁与后侧。两侧廊庑各又接出一廊道，旁通一南一北水岸边的两座位置对称的水堂，水堂为双脊三开间构造，其红格子窗甚为少见；主体建筑前设围墙，中开门厅（两边各有一耳房），入门厅后为正堂，也是一主两挟屋；紧贴正堂之后又有一后堂。 两幅画之间的主体建筑只有正堂有相似度，其余建筑在形制上颇多差异，甚至彼有此无，不一而足。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除了画种风格的不同之外，或许《山水画》所绘为南宋中期初创未久的三贤堂，而《西湖清趣图》更像是南宋末年的构建。两者前后相隔数十年，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更有修缮、改建、新建之处，这也正是程珌《三贤堂记》末尾所歌“傥来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尔席之西东”[25]之意。
四、《山水画》反映的南宋“细节”
马元忠《山水画》虽非工笔界画，却因“取景”于西湖苏堤，加之笔墨之间对西湖“实景”多有着意，故而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南宋西湖的“细节”。大略说来有如下数点： 1.苏堤的“细节” 《山水画》中的苏堤从最左端到右边压堤桥堍，岸际水中排布了无数木桩。这或许就是程珌说的“千杵筑堤”的写照，是南宋修筑苏堤所留下的一个细节。《咸淳临安志》记载：“苏公堤，元祐中，东坡既奏开浚湖水，因以所积葑草筑为长堤……嗣守林希榜曰‘苏公堤’，邦人祀公堤上。后十年，郡守吕惠卿奏毁之。堤间啮于水，郡常随时修治，讫罔克久。咸淳五年，朝廷给钱，命守臣潜说友增筑。载砾运土，填洼益庳，通高二尺，袤七百五十八丈，广皆六十尺。”[26]《舆地纪胜》记载：“乾道中，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抵北山。”[27] 杭州自五代以来，修筑堤塘必有打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在三潭印月小瀛洲西岸水中，见到百年以上的固岸木桩。但文献记载无论是苏轼在北宋元祐五年（1090）开建此堤，还是历任州府长官的随时修治，抑或南宋孝宗乾道年间的重修，度宗咸淳五年（1269）的再次整修，都未言及打桩之法。《山水画》形象地反映了南宋时人们在苏堤打桩固堤，修治“堤间啮于水”的一个细节。 南宋夏圭《西湖柳艇图》所绘堤岸一角，也有一排木桩（图7）。这也印证了《山水画》中苏堤岸际木桩的存在。 
△ 图07 南宋夏圭《西湖柳艇图》局部，右侧堤岸水面上可见一排木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西湖舟桥的“细节” 先说西湖游船。《西湖清趣图》画出了南宋西湖游船的诸多细节（图8），弥足珍贵，但曾被质疑是“海船”，在西湖中不能航行，只能搁浅。《山水图》上出现的一泊一行两艘西湖大游船，船首、船身的形状和结构，与《西湖清趣图》所绘基本一样，船顶也都有撑船篙师的身影。事实上，前述夏圭《西湖柳艇图》和李嵩（传）《西湖图》上都有或停泊，或行驶的西湖游船。元初，马可·波罗对西湖游船留有深刻印象，他说：“湖上有大小船只甚众，以供游乐。每舟容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以上。舟长十五至二十步，底平宽，常保持其位置平稳……舟顶用平板构成，操舟者在其上执篙撑舟湖底以行舟（盖湖深不过两步）。”[28]《山水画》和《西湖清趣图》以及《西湖柳艇图》《西湖图》中的西湖游船成为彼此之间的印证，马可·波罗的这段文字记载则是对这些宋画的最好注脚。因而，南宋西湖游船式样，毋庸置疑。 
图8马元忠《山水画》中的西湖游船（上）和《西湖清趣图》中的游船（下） 再说西湖的桥。《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宫苑金明池中仙桥：“桥面三虹，朱漆阑（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29]张择端（传）《金明池争标图》画出了这座御苑中的“骆驼虹”。《山水画》中压堤桥的“排雁柱”构造可谓传承了北宋“骆驼虹”的造桥工艺，色彩上的“朱漆栏楯”也是一脉相承。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中的西湖长桥，反映了南宋西湖桥梁的造型和风格等细节。但外形易见，色彩难说。《西湖清趣图》中的苏堤六桥和断桥等（图9），均敷设红色，因此曾被人视作洋彩而质疑画中非南宋景物。当《山水画》进入我们视线后，西湖桥梁敷彩红色的问题，不辩自明。 
图9 自上而下：《金明池争标图》（天津博物馆藏）、《山水图》《西湖清趣图》《荷乡清夏图》（辽宁省博物院藏）中的桥梁 3. 三贤堂的“坐西朝东” 傅伯星先生《大宋楼台》一书收录的《重睹芳华——南宋西湖真貌探寻记》一文，专论和重构《西湖清趣图》中的诸多细节，其中根据这幅画重新勾画了《三贤堂复原线图》。[30]书中另一篇论述南宋后期建筑苏堤湖山堂的文章说：“（湖山堂复原线图）草图中朝东之屋按原图朝向，发觉有误，即古代除受地形限制，无向东之屋，故皆改南向。”[31] 2018年傅先生又绘制了全彩工笔画《三贤堂》（图10），其笔触细腻，描绘精致，屋宇典雅，景物秀美，深得宋人景观之妙。此画已将《西湖清趣图》中坐西朝东的三贤堂主体建筑，改为坐北朝南。次年11月26日，这幅画又作为《重睹芳华——南宋西湖胜景组画展》中的一幅作品，在杭州唐云纪念馆展出。 
△ 图10 《三贤堂》傅伯星绘于2018年 而在马元忠《山水图》中，三贤堂主体建筑就是坐西朝东的格局。可见《西湖清趣图》所绘的三贤堂建筑朝向并无出错，无需将其扭作坐北朝南。 中国古代重要建筑确实以坐北朝南为多，以李嵩（传）《西湖图》和《西湖清趣图》上的先贤堂来说，其主体建筑确实为坐北朝南，傅先生等人重绘的《湖山堂》正确无误。 但事实上，古代建筑在朝向问题上并无统一规制。以宋代建筑论，临安城御前宫观万寿观（今杭州环城西路原都锦生丝织厂一带），就有坐西朝东的建筑。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五日，万寿观向朝廷申请扩建安放高宗皇帝神御（即肖像）的殿宇，其中有言：“逐处相视得本殿系是东向，其殿北壁别无地段增展。今欲于殿南壁增展，添盖殿宇。”[32]奉安高宗遗像的重要殿堂，也是可以坐西朝东的。 除了朝东，宫廷建筑还有朝北的例子：北宋大内“（延和殿）殿北向，俗呼倒座殿。”[33]位于东京城西北角的御苑金明池，其中两座重要宫廷建筑也都北向而建：“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棂星）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彻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阚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34]官家至此，无论是去临水殿看舟船争标赛，还是去宝津楼观骑射、百戏，都得面孔朝北。 西湖三贤堂是一所纪念地方先贤的建筑，远没有宫苑建筑那样讲究。而且参照传统政治意义的“北面称臣”来说，建筑东向远比朝北更让人接受。三贤堂因地制宜建于苏堤西侧，坐西朝东的格局并无亵慢三贤之嫌。 4. 南宋“伞禁”制度 《山水图》所绘压堤桥上三名游客打着一顶黄色罗伞（或称“高伞”）的情景，或可作为宋代“伞禁”制度的一个注脚。 2013年《西湖清趣图》全卷在杭州亮相时，曾引起一场学术激辩，其焦点之一是白堤和苏堤等处大量出现打伞游客。[35]据《咸淳临安志》记载，袁韶于嘉定十三年（1220）知临安府，[36]在这之前两年的嘉定十一年（1218）七月，知临安府程覃因为施行“伞禁”引起城内太学生和武学生罢学抗议，而被免职。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了这场“伞禁”风波的原委： （郑昭先）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卖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持盖仆……诸生至诣阙诉覃。覃亦白堂及台自辩。诸生攻之愈急……上即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亟就斋，免覃所居官，仍为农卿，诸生奉诏唯唯。[37] 从这段记载中，可见宋时“伞禁”宽严不一、没有章法的事实。对于太学生这次集体闹事，最终皇帝也不得不出面，亲下“御批”让诸生赶紧返回校舍，并撤了程覃的官职，对太学生打“擦边球”用“皂盖”一事听之任之，不了了之，这才平息了这场时称“百年所未尝有”的闹剧。 
图11 南宋佚名《迎銮图》局部，黄伞下、龙旗前身着红袍的骑者即宋高宗赵构上海博物馆藏 马元忠创作《山水画》之时或与程覃“伞禁”风波相去未远。细观此画，压堤桥上一仆二主，仆人擎伞尾后。其伞可辨识为短檐罗伞，颜色非青非皂，却与南宋佚名《回銮图》（图11）中高宗背后的黄罗伞很是相近（此画描绘韦太后所用为红罗伞）。《宋史》记载：“南渡后，乘舆出入，初未有仪。高宗将迎韦太后于郊，因制常行仪仗，用黄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绍兴奉迎太母，极意备礼……器物惟涂金，舆前用黄罗伞扇二，绯黄绣雉扇六，红黄绯金拂扇二，黄罗暖扇二。”[38]可见宋代黄罗伞曾是帝后仪仗用具，《山水画》这三名打伞人显然不是帝王家人，擎举这等罗伞招摇过市，纵然是权贵之辈，仍有违禁之嫌。只不过程覃“伞禁”风波过后，大家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山水画》反映了当时临安城社会广泛使用罗伞，却少有禁忌的事实。而放眼宋画所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出现的牛车罗伞，南宋佚名《耕获图》出现的田间罗伞，南宋佚名《百子图》实现的童戏罗伞，与这幅《山水画》出现的游观罗伞，都可以佐证《西湖清趣图》中大量“高伞”出现的“合理性”，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伞禁”制度在民间的弛废现象。 苏堤一段景，品宋甚分明。对后人来说，马元忠《山水图》未必是西湖绘画艺术的杰作，却是南宋西湖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镜像”，其存史之功甚大！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