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艺蘅，字子艺，号品嵓（嵓，同岩）、香宇，出生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卒年不详，约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田艺蘅是明代文学家，博学能文，留下《大明同文集》《留青日札》《煮泉小品》《香芋集》及《田子艺集》等众多作品。 田艺蘅自称“钱塘万岁里人”，自元朝末年开始，他的先人就居住在方山，“余始祖闻氏于元末居方山东夹塘湾，养少年亡赖三千人为兵。”可是后来康熙《余杭县志》在介绍田艺蘅的父亲田汝成时说：“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登进士。与余杭蒋灼交，遂家焉。两人倡和最多，详《留青日札》中。”此处记载颇多失误。第一，与蒋灼结有兄弟之交的是田艺蘅，并非田汝成，《留青日札》也不是田汝成的著作，是他儿子田艺蘅的著作。在田汝成的著作中，并未提到蒋灼及看到与蒋灼的唱和之作；第二，这段文字说田汝成因与蒋灼交好，遂把家搬到方山，更不是事实，但此说一直贻误至今。田艺蘅自己都说田家是元末迁居到方山的，并不是他的父亲那一代才迁居来的。方山是田艺蘅的祖居，到他那个时候，田家已在方山居住了200年左右。后来田艺蘅又在距离方山约五华里的寡山近旁又建了一个居住和读书的地方，称为寡山别业，又称香宇别墅。所谓“别业”，这是指他在方山的老家以外的另一处住所而言。田艺蘅自己曾说“寡山在余杭支巷界，去余家之西咫尺耳”。田艺蘅为什么要在寡山修建别业？主要他是想在此找一个安静的读书处，留心做学问。 寡山海拔虽不足百米，却别有洞天，此处遍生翠竹，风景别致。有奇石洞壑，石阙窿然，轩敞空朗，田艺蘅名之“品岩”，与朋友在此酬唱吟诗，留下众多作品，其《留青日札》也成书于此。 所谓“留青”，指的是将文字刻于翠竹之上，田艺蘅在“品岩”读书处，每遇可记之事，即将其刻于翠竹之上，日积月累，凡三十余年。后誊清付梓，名曰《留青日札》。是书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内容庞杂，凡经史子集、典章制度、音韵训诂、社会风尚、艺林传闻、掌故逸事无所不涉。《留青日札》是田艺蘅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时人评价《留青日札》“所载博物通雅，抚时悼俗。或徵或谑或经或怪或质已闻或标独解。”由于《留青日札》是在余杭寡山写成的，因此，书中所涉余杭之典故、史事、轶闻颇多。近读《留青日札》，有意搜罗与余杭相关的素材，细细品味，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留青日札》中直接写到跟余杭相关的素材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现予摘录并略作分析。 一、记逸史旧制 《留青日札》是一部笔记体著作，记录相关史事和历朝旧制，作者的态度还是严肃的。书中所录内容跟余杭直接相关的并不多，但仅有的几条还是可以作为相关史事的佐证。 如：唐咸通元年，浙东贼裘甫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盖咸通末，吴越间讹言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声云：“罗平天册，见者有殃。”民间多画像祀之。后董昌僭称帝曰：“此吾之鸑鷟也。”乃称大越罗平国，建元天册，印曰：“顺天治国之印”，榜南门曰“天册楼”，令群下谓已曰圣人。又，元大德元年，平阳陈空崖同嫂苏锦娘反，又建罗平旗号。 此条记载罗平国之由来，董昌建罗平国时，余杭是其辖地。余杭县志上虽有罗平国的记载，但未述其由来。田艺蘅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董昌僭越称帝前，民间就有四目三足的大鸟图像，百姓奉之为神灵，故后来董昌把此鸟视作自己的“鸑鷟”。鸑鷟的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鸑鷟，凤属，神鸟也。鸑鷟象征着坚贞不屈的品质，古时多被认为是一种瑞鸟，所以董昌才会觉得自己是神鸟附身，因鸟而立国名为“罗平国”，其年号“天册”亦是由鸟的叫声模拟而来。今余杭鸬鸟镇的得名，追溯其源头，可能与此有关，相传鸬鸟就是一只凶猛的大鸟，至今鸬鸟的平王庙仍祭祀着董昌。此条记载可佐证之。 吾乡有田，名白云宗。盖我朝洪武初抄没元僧之产也。元有八思巴，号金童。少长，学富五车，故又称曰班弥怛。及卒，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颁各行省为之塑像。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白云宗、白莲宗颇通奸利。 白云宗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支派，在宋元时期江南地区颇为流行，其中心在余杭县瓶窑镇的南山普宁寺。元朝初年，白云宗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获得快速发展。因白云宗寺院之田地有免税之特权，白云宗势力强大时，“托田入寺”者众多，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白云宗田”。明初时，白云宗被朱元璋当作邪教取缔。田艺蘅记载了“吾乡”白云宗田被抄没，证实了这一段历史。八思巴本是西藏高僧，后来成为元朝帝师，忽必烈令其统帅天下佛教，因而其地位崇高，元朝政府令天下行省建庙祭祀。由此西域僧人势力膨胀，出现“迫逐男子，奸污妇女”之恶行，而白云宗名声亦不好，时人很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因而田艺蘅认为“白云宗、白莲宗颇通奸利”，在这些士大夫看来，白云宗就是左道惑众的邪教。嘉靖末年，两浙田土复行丈量，较成化之册，美恶顿异。盖古人法度精详，今时大率苟简。即吾杭论之，莫善于海宁，莫不善于钱塘，而余杭则曾不丈量，含糊申报，要皆无任事之人故耳。此条记载嘉靖末年丈量土地事。 嘉靖末年，朝政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出现财政危机。田艺蘅记载了两浙在丈量土地时，就杭州府辖县来看，他认为做得较好的是海宁县，做得不好的是钱塘县，而余杭县根本就没有做，地方官员含糊向上申报，压根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因而同成化年间的丈量土地相比，根本就没法比较，前者做得仔细，后者就是敷衍了事。由此可见，到了嘉靖末年，吏治已经到了极端腐败的地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田艺蘅辞官回乡、寄情于山水、放荡不羁的种种行为了。 二、记山川地貌 山川地貌、舆地形胜为《留青日札》记载中之多见，留下了珍贵的地方史史料。现摘录几条涉及余杭相关的内容。 鳏、寡、孤、独四山，皆孑然无依，挺然独峙之名。今孤山在钱塘西湖，世所著者。独山在仁和横里，亦通津，人皆望而知之。寡山在余杭支巷界，去余家之西咫尺耳。亦名为凤山，以其像飞凤形也。人莫之称，但曰寡山。惟鳏山，众皆不知其所在。殊不知即寡山之西一水之隔，今俗名鱼山。鱼者，鳏字之省文，而传误者也。人或以吴音，以鱼为吴，以吴为鱼，如苏州之吴城，亦呼为鱼城之类。故遂改正之曰吴山。又，因杭城有吴山著名也，复添之曰小吴山，而县志亦曰吴山。此皆不学失考之故也。当改之曰鳏山，不然即仍曰鱼山，庶爱礼存羊之意，使后世可以循名而责实也。 鳏、寡、孤、独四山，今人所熟知寡山、孤山、独山，而对于鳏山在哪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500年前，也是“众皆不知其所在”。田艺蘅考证了当地人称之为“鱼山”的就是鳏山，这是由于吴地方言讹传而来，鱼是鳏的省文，而方言中“鱼”“吴”相近，故将“鱼山”读成了“吴山”，因而鳏山就是位于寡山西侧的今之余杭仓前的吴山。田艺蘅的考证是真实可信的，但是，现在仍还有不少余杭人仍然不知道仓前的吴山就是历史上的鳏山，有人以为鳏山就是现在杭州城北的瓜山，这是想当然，虽两字读音相同，但关山并无山，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余乡东北十余里，地名狗葬，其铺曰良犬。初不解其意。《述证记》：“彭城东岸一丘，俗谓之狗葬。”或云：“徐偃王葬后仓者也。”徐国宫人娠而生开，弃之水滨。有狗名后仓，衔归，成人，遂为徐之嗣君。纯筋无骨，曰偃王。躬行仁义，众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灭之。后仓将死，生角及尾，实黄龙也。余乡之狗葬，或曰狗濡身湿草，以救野火焚其主人之故。其事见县志。 “狗葬”即今勾庄，也许“狗葬”之名不雅，后改称“勾庄”，至少在清咸丰同治年间，还叫“狗葬”，《杭县志稿》有“（咸丰十年）十八日，（太平军）走狗葬，夜焚良渚”的记载。到了民国时期，“狗葬”已改成勾庄了。田艺蘅这段记载考证了“狗葬”之名的来历。他说的西周时期的彭城，是古徐国所在地。当时徐国国君夫人生下了一个大肉球，扔在了野外。徐国有一条叫后苍的狗，把他衔了回来，后成为徐国国君，就是徐偃王。后仓死的时候，化身为龙。徐偃王葬后仓事，是为“狗葬”之出典。不过这个出典跟“余乡之狗葬”无关，田艺蘅写的“余乡之狗葬”其实也是有出典的，陶潜在《搜神后记》中写过一个《杨生之犬》的故事：“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田艺蘅认为，“余乡之狗葬”的得名可能跟这个故事有关。至于“良犬铺”，现在已不知所在了。 东明寺在钱塘安溪，去吾乡不二十里。相传建文皇帝为僧，曾居此寺。旧传厕制如楼，与人家颇异。后流广西，归老北京宫中，称曰老佛。崩时，欲谥为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铭曰：“天下大法师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礼。驸马都尉梅殷军中发丧缟素，私谥为孝愍皇帝。后主事杨循吉致仕，遣子奏复建文帝号，孝庙亦不之罪。 田艺蘅在此记述了建文帝与东明寺的传说，说建文帝曾在东明寺为僧，后来流落到广西，年老时回到北京宫中，被称为老佛。死的时候，欲以“神宗”为谥号，为朝廷不允。虽然是传说，但田艺蘅的记载对后世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万历《钱塘县志》“东明寺”条亦称：“东明寺在安溪大遮山前，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民国年间修的《杭县志稿》中亦说：“相传朱允炆遁迹至此，时旭日始旦，题曰东明。自归国后，方知为帝。今范其遗像。有手植牡丹，色白如银”。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述建文帝在东明寺为僧的是田艺蘅。 三、记朋友唱和 《留青日札》有不少篇幅记述了作者和朋友宴游唱和之作，有很多是他和朋友在余杭游览时所写，也记录下他的余杭朋友的诗作。 田艺蘅有很多朋友住在余杭，蒋灼是与其交往最密切的一位。他们之间的诗文交往，不少都记录在《留青日札》里，但记录最多的还是在田艺蘅的另一部著作《香芋集》里，此处不赘述。如果没有田艺蘅的记录，那么蒋灼的很多诗文可能就失传了。 蒋灼，字子久，号方台，余杭方山人。出身诸生，史载其“工于诗，安贫自得，吟咏为娱”。他与田艺蘅志趣相投，积累了深厚的友谊。如《留青日札》中“甘露”条中载： 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游小小洞天，偶见甘露降于品嵓松竹叶上，摘而饮之，信如凝脂甘饴，生平尘秽肺肠，一旦洗净。因作诗曰：“仁泽闻天酒，何当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应独松篁。缀叶珠生彩，沾衣玉有香。不须仙掌上。端胜饮琼浆。”后二十二日，与诸友复游品嵓，忽遇甘露从空而降。天无片云，正午时也。蒋子久大骇异之，作诗赠余曰：“忽看海上丹丘瓮，独洒山中翰墨房。树树冰珠如弄彩，纷纷芸叶尽凝香。祗宜词客分甘饮，绝胜金茎屑玉尝。况是此邦耆旧在，定知仁泽豫呈祥”。 这是田子艺和蒋灼游小小洞天（即品岩）时的诗作。田子艺“阳关图歌”条中还记录了蒋灼的另一首诗《题阳关图谱诗》，诗曰：“尽道阳关句最奇，句中三叠少人知。田郎自是推轮手，推出前任绝妙词。” 田艺蘅的著作中，有不少请蒋灼作序或跋。蒋灼为《留青日札》所作的序，就是一篇优美、精致的散文，也因《留青日札》而得以留存。田艺蘅的另一个余杭朋友徐后， 田艺蘅称他“伟貌豪襟，诗复俊逸”。在《留青日札》卷之六“诗谈二编”中，田艺蘅录下了徐后的诗作，并做了简要的点评：“绿醑醉空金凿落，银缸暖映玉交枝。”“芹湖沙暖眠鸂鵣，花坞春阴困海棠。”“怪松当道似人立，落叶满林如雨飞。”亦可成家也。《西湖闻笛》云：“月白霜寒客梦醒，笛声迥出柳州亭。莫教吹过孤山去，风里梅花不耐听。”一时传之。 四、记抗倭斗争 嘉靖年间，倭寇入侵中国达到最猖獗的时期，浙江作为明代财赋税收的重地，自然成为倭寇劫掠的重要目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浙江倭患渐趋深重。嘉靖三十三年，月月有警，百姓不得安宁。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从嘉兴进犯杭州，焚掠塘栖，逼近杭州。田艺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倭斗争中去。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间，田艺蘅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抗倭斗争，其诗文大多记录在《香芋集》中。在《留青日札》中也有记载：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直攻会城。余鸠集乡兵千人为保障计，犹恐人心不安，乃择日筑高坛于西郊，以顺金方肃杀之气，刑牲歃血，为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名将自武成王而下三十余人。后贼临方山，四日不退，乡兵迎敌，不战而遁。四方被掳人回云：“贼人西望，见云中神兵众多，金甲神将，形甚长大，旗帜分明，是以不敢交战而去也。”众皆闻言踊跃，感悦灵应。 仰钱塘县瓶窑镇里长，即团集各里、保、甲、乡兵一千名，听军门原委生员田艺蘅调度，固守地方。如违，本生呈来拿究，须至牌者。 这两段文字向我们展示了民间抗倭斗争的历史画面，田艺蘅并非军事出身，但在倭患面前，他展现了一个士大夫勇于担当、不惜牺牲的精神风貌。他的足迹遍及余杭、钱塘两县，并受命统领、调度余杭、钱塘两县乡兵，他与抗倭名将浙江按监察御使胡宗宪、浙江提学副使阮鹗都有交往，他积极参与筹划抗倭大业，筑坛誓师，保卫家园。他统领乡兵驻守要津瓶窑镇，并调余杭石濑、双溪兵协防，严密防守。浙江倭寇最终被荡平，除了戚家军等官军以外，各地的乡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田艺蘅也作出了贡献。 五、记奇闻轶事 《留青日札》中，多载各地奇闻逸事，有不少发生在余杭，读来也很有意思。 余杭徐第之斫后园树，破之，中有“右卫王通所”五字，人皆怪之，以之供神。 说的是余杭徐家在后园中砍了一棵树，剖开树来看发现里面有“右卫王通所”五个字。田艺蘅还做了一番考证，从南唐到北宋各地发现木中有字者，诸如“天下太平之王”“法大德”“天下太平”“王帝万天下太平”“万宋年岁”“上天大国”之类，不一而足。田艺蘅认为“皆木妖也，亦文妖也”。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木中字，毫无疑问是人造的，目的无非两个，一是说自家这块地风水好，是官家所在，是宝地。像余杭徐家的木中字“右卫王通所”就是如此；二是冒充祥瑞，博得当局欢心，以求得利益，如“天下太平之王”之类。木中字，不可信也。 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余杭溪西李氏妇与陈氏女共盆洗绵，雷击其妇，却将此女移开二三丈，若见有神提去者。妇家欲审其故，次日求巫召将，问有何罪。雷神降箕，书曰：“此妇初世为僧，贪色耽酒；再世为娼，谋客姓柳；三世为人，不敬父母。”其夫复叩之曰：“今在我家却无罪也。”又大怒，书曰：“安得无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大惧，即剖斗折秤，哀求悔过焉。 这是讲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余杭苕溪西边两个女人在一个盆里洗丝绵，遭遇雷击，其中一人遭雷打死，还有一人却被移开二、三丈，安然无恙。其实，这种概率事件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田艺蘅却做了一番“雷神降箕”的演绎，真可谓人在做，天在看，目的还是劝导与人为善。 《留青日札》卷之十五“竫人”条记载了一个侏儒，“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号碧泉，在余杭新街头杨一松家寓下，携一小人至，长可一尺，眉目须发种种皆备，乃男子也，约年五十余岁，云至海东大洋中泊岸时，忽风浪中得此同辈男女一十七人。众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红鸟笼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闻作唧唧声，不知所言何事。”说侏儒是大海中来，恐为谣传，但侏儒其实并不少见，历朝都有。当然也有身材特别高大者，田艺蘅说当朝直殿将军专门选身材高大的人来当兵，正德年间，有个余杭人吴某就被选中了。 有些传闻可能当不得真。如人生异类：“余杭猪生一人，其身首俱，惟手足似猪。……嘉靖初，西溪妇生一子，两头一身，五脏在外。十三年，临安一产四子，长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两头。隆庆初，余杭周氏，一产四蛇，大异。”又如，有个叫宋文元的人，在余杭的田艺蘅外婆家教书，这人“能役使鬼。每呼仙童，则其鬼即至，但无形声耳。命之移卓椅，则卓椅行动，自能整齐。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户。命之斟酒，杯盘自。或翦纸为神形，贴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执，则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倾覆”，这些记载恐怕都是道听途说为主，但也说明，500年前民间还是很迷信的。 有些记载，倒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官场百态。如隆庆年间一妖僧假扮师姑到余杭行骗： 隆庆庚午，妖僧圆晓穿耳缠足，妆饰为假师姑，至余杭，哄诱愚妇人淫媾甚多，虽富贵之家不免其污。事露送县，贿释。按察吴公擒之，尽发其奸，丑声满邑。乃号令通衢，致之死刑，则又颂声满省矣。总制郭公荐剡所云：“开运河而百姓腾欢，擒妖僧而一方称快。”正谓此也。吴公名教传，朝城人，崇正辟邪，真王政也。这个行骗的妖僧骗财骗色，多人上当，恶行败露被送官后，竟然贿赂余杭县令，被释放。后来幸得省里的吴按察主持正义，妖僧得诛。余杭县令同流合污，可谓一奇，不过也正是当时官场的写照。 还有一个余杭的惯偷，地方各级政府从里到乡到县都不想治他，把他当作衣食父母般对待，读来使人发笑。 隆庆末，乡民夜获一盗，乃惯偷也。送之里长，里长惧而不受；付之应捕，应捕熟而不擒。不得已，送之县丞。丞鞫之曰：“汝何处人？”曰：“余杭人。”丞曰：“余杭人如何来我钱塘为盗？”堂下隶胥闻之，皆掩口而笑。是贼但不当越境邪！又将自巳酒食劳之，曰：“汝良苦矣！”且纵之使逃，两索其贿而罢。或私语丞曰：“治贼何以如是？”丞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呜呼！此非巨盗之魁也哉！时行保甲之政，谣曰：“要民安，先保官；官养贼，贼生翼。” 钱塘县丞的审讯可谓一绝：你是余杭人，怎么到我钱塘来行窃？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不过县丞的行为倒可以解释：县丞用好酒好肉待贼，还说你辛苦了，随后索贿后再放贼逃跑。原来是把贼当作衣食父母了。官场黑暗可见一斑，说明明朝中后期，吏治已经非常腐败了。《留青日札》的记载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至于书中记载的一些自然灾害等地理现象，也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甲子四月二十一日，余杭、临安大雨水，黄湖双溪尤甚，只曾坑一所，发洪二十八处”，可作为余杭气象史上的资料。 作为明代“杂家之冠”的《留青日札》，内容庞杂，取材丰富，详细记载了明代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人生百态，也揭露了明代社会的种种弊病。田艺蘅的游历范围十分广泛，但发生在家乡的人、事、物仍是他记述的重点，因此有许多涉及余杭的素材，给我们研究明代余杭地方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2期 作者 陈晨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