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十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2022年8月，我在外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考察活动，在手机中突然看到吴宗国先生去世的讣告，当时感到非常突然。身在外地，心中无限牵念，却也没能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以前知道先生家中有“长寿基因”，没想到骤然间阴阳两隔。我和吴先生都住在蓝旗营，楼栋相邻，过去经常看到先生和师母在院内活动，曾去府上拜望过先生，有时也在楼下和先生“接头”。这段时间常想最近怎么没有遇到先生，但总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不便外出。

许多往事一下涌上心头。

我上小学时就认识了“吴叔叔”，上大学后，才改口称“吴老师”。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应该是1961年），翦伯赞先生曾经组织系里教师到颐和园游览，继而去听鹂馆用餐，当时也带上了我。系里的伯伯叔叔我不太熟悉，跟在人群中不好意思，温和儒雅的吴叔叔一直领着我，牵着我的手，还和我在长廊边拍了一张照片（前些时反复翻检老照片，可惜没有找到）。

“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从东北回京，常有家中杂务需要照应。当时每逢冬季都要排长队去买上百斤冬储白菜，用平板车拉回家中。有一次正巧遇到吴老师、刘老师夫妇，他们看到我，就对队伍中的前后几位说：“让小南先买吧，她得回去给邓先生做饭。”原本拥挤的人群迅速让出一条通路，当时我感到十分意外，也非常感动。

我们班1978年入校后，中国古代史是由孙淼、张传玺、张广达、许大龄等几位先生讲授的。吴老师当时是年轻教师，教授另外的班级，学生们都说他讲课提纲挈领，善于概括点拨。1980年代以后，吴老师长期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我留校之后，虽然编制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但中心跟历史系实际上是一家。我们的工作安排、学业成长，吴老师都记挂在心上。今天想起来，自己成为北大教师的一步步路程，正是在吴老师的安排引导下走过来的。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86年春季学期开始讲授第一门课程。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其实已经并不年轻），我接到的任务是接续张小舟老师为中文系、图书馆系的一年级同学讲授“中国古代史（下）”。接下来的两年，则是安排我为历史系留学生讲授古代史课程。不同的听课对象，不同的授课方式，在教研室是阶次性的安排，在我则是起步阶段的逐次锻炼。在此期间，我也听到吴老师就古代史课程对一些任教老师的指导点评。

1990年代中，学校开始招收文科实验班，各系都非常重视，各自抽调精锐力量从事教学工作。开课一年之后，吴老师找到我，叮嘱我与吴荣曾老师合作，讲授文科实验班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实验班，责任重大；与前辈老师合作，也从来没敢想过。当时我十分惊讶，也感到明显的压力，因而脱口而出：“我能行吗？”吴老师声态平和地勉励我说：“没问题，我了解。”短短一句话，透出了深切的信任，也再次给了我磨炼的机会。认真准备之后，我就走上了95级文科实验班的讲台。99年文科实验班最后一届结束后，我又回到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主干基础课。这些年的教学经历，奠定了我作为历史学教师的基础，逐渐开始有了信心。如今回想起吴老师通观全局的安排，其从容和缓的情态，往往潜移默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0年以后，我开始招收博士生。当时完全没有经验，就努力观察仿效前辈老师指导学生的做法。魏晋南北朝史的老师，通常指导学生集体研读《资治通鉴》；吴老师则是带领学生将《唐六典》《唐律疏议》作为读书课的重点。在阅读讨论的过程中，对照相关史籍，不仅发现了若干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见地的认识，也带出了新的学术团队。当年吴老师领衔，刘后滨、孟宪实、叶炜、雷闻等几位博士参加撰写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从史实阐释、学术方法到理论认识，都体现出新的研究范式。这些吴老师亲自指导过的学生，如今各有成就，大多成为学界翘楚。

吴老师对教学、教材的重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960年代初期，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纲要》，吴老师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进入21世纪，他又主持了《中国史纲要（修订本）》的编纂工作，使其成为中国史长盛不衰的经典教材。大约与此同时，吴老师组织我们几位中年教师共同编写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2004年出版，呈现出北大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也成为相关课程的参考读物。吴老师退休后，仍然惦记着历史系的教学工作。有一次我在去往学校的路上遇到他，他提及“大学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批评不切实际的考核标准，担心本科教学质量下降，看得出一位老教授内心的焦虑。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他以急促愤然的语调评论校内工作。

吴老师多年研究隋唐政治制度史，对隋唐史先贤陈寅恪先生、汪篯先生等人的学术成果非常尊重，但他也不囿于前说，经常提出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看法。我有时会想，如果老先生在世，看到这样严谨郑重的切磋琢磨，一定会感到欣慰。他始终关注中国历史发展中重大的脉络性问题，一向秉持明确的整体观念，也有非常清醒的材料与问题意识。记得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近些年唐史研究的进步是伴随着摆脱宋代记述的过程而实现的。我听后感到有些惊讶，更觉得很受启发。我虽然不是吴老师的入门弟子，但也经常得到吴老师的指教。我们进行制度史研究时，通常会关注前面的断代，尝试把握其演变来源；而吴老师不仅关注魏晋南北朝，也关注五代—宋辽，关注制度“下行”的走势。记得有次学生答辩时，他指点说：有时从后向前看，能够观察到历史上更多的问题；有些事情，当其发生之际，人们并未意识到将会有何影响，若干年后回头再看，“意义”才会比较清晰。他多次跟我谈及从唐到宋的制度变化问题。1990年我发表《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一文，涉及不少对唐代后期的讨论，心中十分忐忑。没想到吴老师特地找到我，非常认真地说：“文章有突破，有突破！”后来也在其他场合有所称道。我的硕士论文是写宋代磨勘制度，吴老师和其他几位先生一直督促我写成一本书，于是有了《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998年我首次撰写有关宋代“祖宗之法”的论文，投稿后编辑部反馈了十分深入细致的审读意见，事后才知道审稿专家正是吴老师。我知道吴老师对我有许多推荐提携，但都是辗转听说，他本人从来没有跟我提及。

前辈学者、师长陆续远去。当年有他们，才有今天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们毕生的心血、他们时常的惦念，作为后来人，我们永远不能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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