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瓶，一种流行于宋元时期的陶制器物。外形粗拙修长、小口鼓腹、通体弦纹、平底有系，瓶高通常在15—30厘米左右。据史料记载，这种陶瓶在南宋名将韩世忠攻打金兵时，是军队里的士兵广泛使用的汲水器，故称“韩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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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瓶的由来

民国著名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韩瓶”条载：康熙丁亥，有渔人“掘得瓷罂数百......或谓此韩瓶也，韩蕲王所遗，得者遂珍之。”这里记载的韩蕲王便是1168年被宋孝宗追封为蕲王的韩世忠，“得者遂珍之”说明即便是在当时，韩瓶也是十分珍贵的。

韩世忠在北宋徽宗时期，曾驻军山东、河北等地；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多次驻军杭州、上海、江苏盐城、镇江、江阴等地。而到了近代，这些地方都有韩瓶出土。

据《江阴县志》及《常昭合志》载：“1129年，金兀术南侵，刘光世、韩世忠驻军今江阴至常熟福山一带。至今，在我市庆安、鹿苑、港口一线，即当年的沿江一带的古河道及古井中，时有韩瓶出土，其分布与韩世忠驻军线路基本一致。”

上海市西郊的封浜镇，也是史载韩世忠曾驻军的地方，1977年也经考古发掘出一批韩瓶。除此之外，考古工作人员在原上海青浦县青龙镇一个地势较高的高台地区出土了大量陶瓶，考古工作人员在当地走访中了解到，当地人称此地为“酒瓶山”或“韩瓶山”，相传是南宋韩世忠曾在此地驻军抗金，以酒肉犒赏三军后丢弃的酒瓶。

其他韩世忠曾驻军的地方也都有韩瓶的考古发现。2020年7月至11月，盐城市博物馆联合镇江博物馆对瓢城记忆地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5700平方米，发现古墓葬数十座，其中宋代墓葬发掘出韩瓶三件；1991年春，江苏镇江环城东路宋代遗存发掘，发掘出大量韩瓶残片；2009年8月26日，浙江省松阳县裕溪乡潘山村发现一处墓葬，经考古发掘出韩瓶若干。

众多的考古发现，都直接印证了韩瓶与韩世忠军队的关系。酒是古代军队打仗犒赏将士的必备饮品，根据《宋史·韩世忠传》记载“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嗜酒尚气。”可见韩世忠嗜酒，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韩世忠部队用韩瓶来装酒也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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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瓶的演化

韩瓶的前身是北宋的“天威军官瓶”。

1915年夏，河北井陉县一所小学在整治操场掘开一个土埠时，发现一处古屋遗址，在其中破碎的瓷片之下发现10余个瓷瓶，瓶高为35—45厘米，形状细长，瓷釉烧得很粗拙，瓶肩上划刻着铭文“天威军官瓶”。将“天威军官瓶”与韩瓶对比，二者在器型、高宽、腹径、纹路、釉面等特征上高度接近，并且都广泛用于军队，区别在于“天威军官瓶”用于北宋，而韩瓶用于南宋，在宋室南迁之后，烧制工艺受到南方文化、烧制原料、烧制技艺等因素的影响，韩瓶在器型的各个特征上出现差异也十分合理。

若将韩瓶的演化再往前追溯，便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另一种盛酒用具“经瓶”，经瓶被广泛用于宫廷，它的出现跟皇家的经筵文化有关。经筵是中国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始于汉代，在宋代正式制度化，讲经活动的最后一项是酒宴，当时所用的酒，就是盛放在如此器形的酒瓶里，它因此而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两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经瓶，一瓶腹部书写“清洁美酒”，另一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均表明了经瓶的贮酒功用。

由于经瓶供宫廷使用，数量需求相对较小，所以在工艺上更考究，做工更精致。而到了后来被广泛用于军队的天威军官瓶和韩瓶，因为数量需求大，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易损坏，所以做工相对粗糙。至此，也就梳理出了从经瓶到天威军官瓶再到韩瓶的器型演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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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瓶流行于南宋的原因

韩瓶之所以流行于南宋，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韩瓶作为盛酒器被大规模使用，得益于宋朝的“榷酒制”。两次为官杭州的苏轼曾说：“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岁课二十余万贯”。宋代官酒得以如此兴盛，最大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宋代的榷酒制。

宋代自始至终实行榷酒制，据《宋史》记载：“太宗即位，以赦复授旧官。时初榷酒，以承恭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宋代集权的财政政策，催生了榷酒制，官府对酒业的重视使得宋代的酒业走向规范化；同时又鼓励人们酿酒、售酒、消费酒，这都为宋代酒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税收收入一直都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官府实行榷酒制，一方面是酒被大量需要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地推动酒业市场走向规范化。《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五代汉初犯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榷之禁。”天禧三年（1019），“诏自今犯酒、曲等有死刑者去之……请令所在杖脊、黔面，配五百里外牢城。”这些都是很好的印证。

官酒官营，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宋代酒器在制式和工艺上走向规范化，这也就催生了韩瓶的诞生。到了南宋时期，南宋都城及周边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这种酒器大规模烧制创造了客观基础。

宋代政府在直接对酒的生产及销售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同时又鼓励人们酿酒、售酒、消费酒，这也就催生了酒文化在民间的繁荣。在宋代有一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发达的酒业就需要数量庞大的酒器。据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这种“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的瓦壶，即是韩瓶。

据明万历年间进士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载：“宋时吾郡立酒务于州治后，罂罍之属，陶以给用，所造破甓，隐起成岗陇，所为瓶山者笔也记载：“瓶山在嘉兴市治西，宋时设酒务于此。贮酒陶瓶，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为瓶山，竹坨诗所谓‘一篑瓶山古木秋’者也。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馀，腹径三四寸，上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绿，外涂以釉，间有未遍者，制甚朴古。”综合这些史料的记载，其中所说的瓶，从形制上看，便是韩瓶。其中“贮酒陶瓶，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为瓶山，”的描述足以说明韩瓶在当时作为盛酒器的功能和数量之多。

2000年浙江宁波月湖考古发掘，清理宋代明州“都酒务”作坊遗址时，即拌有数以万计的韩瓶。由此种种都可以看出，韩瓶的流行与宋朝的酒文化息息相关。

第二，韩瓶的大规模流行与宋朝的“背嵬军”亦有密切的关系。最早设立背嵬军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道“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提到背嵬军，就不得不提宋与金的战争。宋金之战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一直持续到南宋端平元年（1234），长达百余年。在这百余年里，最有名的两位抗金将领便是韩世忠与岳飞。韩世忠早年曾为北宋西军军官，故而依历史传统在绍兴二年（1132）设立背嵬军作为自己的亲军。资历晚于韩世忠的岳飞，其背嵬军设置是模仿韩家军编制而来。

《辞海·背嵬》记述：“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的亲随军……亦作‘背嵬’。”

连年的战争，也让军需成了朝廷的刚需。行军打仗，需要随身汲水器，也因此韩瓶与背嵬军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第七卷中记载：“建炎中兴，张、韩、刘、岳为将，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令为之籍。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此卷中还记载：“燕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其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卷中所记“酒瓶”即韩瓶，可见在宋代时韩瓶不仅是酒器，也是南宋精锐部队背嵬军的军用装备之一。

2002年12月11日，江苏镇江市丹徒镇一建设工地发现一宋代石室墓，墓中出土了韩瓶一只，还有打仗用的石弹数枚及其他一些器物。墓志表明，此墓墓主为南宋抗金将领岳超，墓志中记载了岳超曾跟随韩世忠抗击金兵、后因病去世。这些考古发现都证明了韩瓶与韩世忠及背嵬军之间的密切关系。

《宋史·韩世忠传》记载：“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诋吾鞭所响。于是引军次大仪（今江苏仪征）……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军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索也等二百余人。”

通过这些史料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南宋的朝廷对于军队建设是高度重视的，骁勇善战的背嵬军是朝廷也”；清嘉庆年间吴骞的尖阳丛对抗金兵的王牌，也是宋高宗维系自身皇权统治的保障。据史料记载，到了宋孝宗时期，南宋作战部队人数维系在四十万，庞大的人数，加上战争中的损耗，作为军需的韩瓶需要大规模烧造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

第三，优越的自然条件支撑。

南宋定都江南，而江南地区雨水众多，河网密布，多湿地和滩涂；同时，在宋室南迁之前，北方的人口远超南方，较少的人口意味着较少的耕地，这也就意味着较高的森林覆盖率。韩瓶的烧制需要大量的柴火，也需要大量的淤泥为原材料，这些正是江南地区的优势。密集的河网联通运河，这些就保证了韩瓶能够及时地运往都城，及军队作战的其他地区。

综上所述，韩瓶流行于南宋，既是不争的史实，也是南宋历史发展的必然，伴随着大量考古发现，无形之中便印证了文物对于一个历史时期研究的重要价值，也更加说明了对于文物给予最好保护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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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韩瓶烧造的中心——瓶窑

依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韩瓶在临平、嘉兴、德清、安徽的很多地方都有烧造，而韩瓶大规模、成体系烧造是在瓶窑，这得益于杭州瓶窑综合历史条件的支撑。

宋室南迁后，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南迁至临安（今杭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这让南宋的都城临安成为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再加上南北方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南宋文化的繁荣。这也促使陶瓷器物的大规模烧制向城区的外围转移，距离政治中心不到25公里的长熟乡亭市村（今瓶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条件，便成为南宋制陶烧陶的核心区域。窑山有木柴，溪滩有淤泥。这些都是烧制陶瓷器皿的核心材料，当时瓶窑所烧制的陶瓷器物大部分正是韩瓶。

前文中我们提到了2018年瓶窑的窑山考古，发现南宋窑址。大量韩瓶的发掘出现，也证实了韩瓶与瓶窑深厚的历史渊源。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三记载瓶窑镇居民“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与陶穴相望栉比”，这反映了自南宋开始，烧陶制陶的炉火在瓶窑这片土地上从未熄灭。民间小曲《三十六码头》中“瓶窑出的好乌甏”这样的唱词也在瓶窑民众口中世代相传。

韩瓶在瓶窑的大规模烧制，再运往南宋的临安城及其他地区，需要便捷的运输条件。在当时，运输主要依赖水运航道，和陆运驿道。在水运上，苕溪就发挥了主要作用。

唐天授三年（692），开辟了东苕溪航道，接江南运河。北宋时期钱塘县分段筑塘间以陡门，名为“十塘五闸”，联通东苕溪与杭州城内河支流。水运激活了沿途乡镇，是杭州水乡文化的延展地。

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川》记载：“在於潜、临安两县界东流百五十里，经本县又东流二十七里而至钱塘界，又东流六十二里二百步步入安吉州德清县。”这里所说的便是苕溪流域，而瓶窑恰好位于苕溪流域当中。在农业文明时期，陆运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水运则是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苕溪密集的河网为韩瓶运往临安主城区创造了条件。

在南宋时，苕溪就已经连通当时的跨城主航道“京杭大运河”，韩瓶经苕溪至京杭大运河，再到其他地区便成为现实。

在陆运上，则主要依托于跨城之间的驿道。在今余杭与安吉的交界处，留存着杭宣古道和独松关遗址。杭宣古道始建于唐朝，在南宋时期是南北军事要道。杭宣古道曾是通往江苏、安徽地区的重要驿道，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韩瓶陆运出杭，进入皖南地区和江苏地区的重要驿道。

纵观瓶窑整个陶窑文化发展史，瓶窑能够成为南宋韩瓶烧造的中心，并非偶然。

在距今7000年前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瓶窑在其辐射范围之内，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代表器物夹砂陶在瓶窑就有烧制。

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瓶窑正是其腹地。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黑陶，也正是在这里烧制。

到了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毛元岭遗址代表器物印纹硬陶；长命石山下遗址、康门水库遗址、西安寺窑厂头遗址、鸽宝山遗址、大陆遗址，其中代表器物青瓷和黑釉瓷；瓶窑都在其影响范围内。

至隋唐时期，瓶窑窑山、南山亦出土了当时烧制的黑釉瓷器。

由此可见，在南宋之前，瓶窑的烧陶制陶已经有了深厚的历史沉淀，才能在南宋时承接大量的韩瓶烧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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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古陶瓷艺术馆收藏的韩瓶

位于瓶窑窑山龙窑遗址的杭州亭市古陶瓷博物馆，馆藏陶瓷器物2000余件，其中以韩瓶数量为最。在众多馆藏韩瓶中，以下五件最具代表性：

两件“官”字款韩瓶。其中一件通高24cm，腹径14cm，口径9cm，底径9cm；瓶身施半釉，瓶口四系，瓶身所刻“官”字款识类，北宋定窑的官字款风格。另一件通高23cm，腹径13cm，低径7cm，口径8cm；瓶身施满釉，瓶口无系，瓶身所刻“官”字款识，类徽宗“瘦金体”，在目前考古发现的韩瓶当中极为稀缺，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一件为“韩瓶之王”。瓶身通高48cm，腹径38cm，口径15cm，底径15cm；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宋代韩瓶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一件为“月影梅韩瓶”。瓶身通高18cm，腹径14cm，口径8cm，底径5cm；瓶身满窑变釉，并且通过剪纸贴花的烧造工艺印有一枝高10cm的梅花，用这种珍贵的工艺方式烧造韩瓶，可见这只韩瓶的独一无二和珍贵程度，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瓶当中，相对独特的一件。一件为“朱雀玄武韩瓶”。瓶身通高24cm，腹径14cm，口径9cm，底径8cm；瓶口下方3个方向上分别塑刻着一只朱雀，瓶盖保存完好，其造型被塑刻为玄武。在古代，朱雀是南方七星宿的总称，玄武是北方七星宿的总称，把朱雀玄武放在一起是形容阵列整齐。说明这只韩瓶在当时是具有极为特殊的象征性意义的，以这样的制式来象征军队的强大，更加说明在南宋时韩瓶与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馆藏还有一件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网袋”，在宋代这种网袋正是装韩瓶所用。大部分韩瓶施半釉，这样烧制方法既增加了与网袋的摩擦系数，同时又能防磕碰，便于军队携带，这也就佐证了韩瓶作为军需用品的身份。

通过对杭州亭市古陶瓷博物馆馆藏韩瓶的研究，不仅让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轮廓逐渐清晰，也让宋金战争的更多细节得到显现和证实。我们还可以发现，自宋之后，元明两朝的民间仍然在使用韩瓶。由此可见，对韩瓶的考古研究，不仅对南宋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陶窑文化的发展演进研究也具有重大价值。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3期 作者 许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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