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人从业于史学的经历，本来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归纳，更无撰写此类文字的资历。《宋史研究论丛》编辑部朋友多次催督，盛情难却，只得借此机会，梳理一下自己进入史学领域以来的读书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体会，对于年轻朋友未必会有什么帮助，姑且以此敷衍塞责吧。

一、生平学业

首先简单交待一下我的生平出处，这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工作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我于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72年夏季初中毕业，当时宁波市各个中学的高中部大多被裁撤，政府规定凡年满16周岁的都得就业，不许升学，我的初中班上只有三个同学因未满16周岁，才升了高中。那时节国家以“革命”的口号，厉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解决城镇适龄青年的就业问题。政策条文之一就是，一家之中凡有一个子女已经上山下乡，第二个子女可以留城。家中兄弟三人，我是老二。兄长已于前一年去内蒙古兵团支了边，轮到我时，就可以留城了。班主任老师觉得我不读高中可惜，于是劝说我父母，别让我直接进工厂，而是进技工学校，好歹可以“再多读点书”。当时城镇青年尽管多半已被发遣上山下乡，城市工业生产的状况，却仍然凑不出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安置那些按政策可以留城的青年人。于是，在东海之滨我那个故乡小城，不知道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让规模大一点的国营工厂都办起技工学校，将留城的青年人作为技校学生招纳进去。尽管这只不过是寅吃卯粮之术，但可以将难题推迟几年，留给后任来应对，也的确让头疼不已的地方官们一时松了口气。于是我以技工学校学生的身份，进了一家生产柴油机的工厂——宁波动力机厂的技校，在那里足足工作了五年。说“工作”，是因为身份虽然是技校学生，干的活与全职工人完全一样，不管计时还是计件，一天都得干满八小时，但我们拿的报酬则是“津贴”而不是工资，不到普通学徒工的三分之一。至于“读书”，的确听过几个月的课，学了些机械制图等知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干活，因为当时各个工厂由于多年未招工，一线工人实际上都是缺员的。所以我们都合情合理地以“童工”自况。一直到进大学读书的几个月前，才转为正式职工。不过在实际工作性质上，我可以说是当了五年的工人，工种为热加工铸造，重体力劳动，易出工伤。这一经历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我出身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父亲在一个商店里当会计，母亲是工人，虽然离衣食无忧还差得远，不过那些年革命平均主义当道，大家都马马虎虎地将日子过下去。我家里的特殊情况是自我进初中后父亲就长年病休，生活就陷入困境了。经济之困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小民百姓万事不易，例如父亲求医之难，有一些细小的事情刻骨铭心。所以当时就对基层民生之困窘，以及其与官方文本之间的距离，有了一些直观的认知。

1977年10月，得到消息说恢复高考了，于是我作为弟弟的“备胎”，与几个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备胎”，为的是家里多一个人参加考试，提高考中的概率，只要有一人考中，也就可以免去弟弟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发遣下乡。备考虽然烦难，正牌与备胎最后却都榜上有名，于是我在1978年3月初，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求学。至于为什么进了历史系，无非它是在当时可供选择的文科三个专业中唯一感兴趣的。另外两个专业是中文与政治。而理科，凭我实际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课程的水平，肯定考不上。这是我学习过程中第一次的被选择。

大学四年，国家在十年动乱后逐步走向正常，我的感受一是教师与学生都争分夺秒，想要追回被浪费的时间，人们的眼界与思想随着改革开放而日新月异，所以同学们在学习中无不积极主动，张开双臂拥抱一切新知识；二是对我自己来说，则是在不断补课，追赶，补上此前因为条件不足而无法学到的知识，追上同辈中优异者的步伐。例如英语就不得不从零开始学起。到四年级，需要考虑毕业后的去向了，正好国家于198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学位条例，我依然是为了“再多读点书”，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为了报考顺利，直接考了本系。由于不想读外国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当时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只招收宋史方向，于是我第二次被选择，投入徐规（絜民）先生门下，成了宋代史学术领域的一名叩门者。那时一些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开始恢复，一时风头无二的是经济学与法学，有些同学后来都改行去读了这些看起来更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我则仍留在史学圈，那不过是自己的性格比较固执，一件事不干出点名堂不肯放弃之故。

硕士研究生在学三年，似乎依然是在如饥似渴地追赶、补课的心境中度过的。在徐规先生指导下，捧着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是图书馆可以借到的宋人史、集、子等各种图书，囫囵吞枣，逐一读过去。尽管远做不到精读细读，至少对相关文献图了个面熟。毕业论文选了一个关于民匠差雇制度的题目，这与自己此前在工厂的经历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除了徐规先生外，梁太济先生也给了我许多非常难得的指导。

等到1985年春季临近毕业时，又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不得不继续求学，于是负笈北上，进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投入了邓广铭（恭三）先生门下。

在北大读博三年，我的感觉是自己来到了一个更宽阔的天地，大大打开了眼界。除了邓先生高屋建瓴式的指导，学校的环境与同辈们的交往，都引导着自己形成一种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思维习惯。

当时北大关于博士学位课程的制度，除了政治、外语等规定的公共课外，没有什么选课与学分的要求，我向邓先生请教应该听些什么课，邓先生回答说选课的前提是选老师，于是我先后选听了田余庆、王永兴、以及张广达等几位先生的课。记得当时余大均先生刚调到北大历史系，开设北方民族史课，我也去听了一阵。尽管由于道行太浅，并不能完全领悟几位名师授课的精妙之处，但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与论证的方法各有特点，使我大开眼界。只可惜周一良先生当时已不再开课，没有机会听到他的讲课。

当我进北大时，邓先生也已不再正式开课，我主要是通过定期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与他讨论，来得到指导。从大处着眼，在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正是我从先生那儿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记得有一次我到他那儿汇报读书心得，那几天我正在读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先生问我有哪些发现。我因为注意到根据《要录》所记，绍兴和议以后两浙路就未见委派转运使，一直只以副使为长吏，正在思考它的原因，所以就对先生提到了这件事。不料先生说：这不过是一个枝节而已，读书应该关心大问题，从大处着眼，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在其它文字中曾经提到过，邓先生观察学生可堪造就与否的方法，是指定一个具体的题目让学生去处理，通过实践来考核。布置给我的是关于宋代是否产生了货币地租问题，我从领悟先生的布置任务，与最后撰稿成文，几经周折，结果还算让先生满意。这一次完成命题作文的经历，让我领悟到了历史记载文本字面与史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抽象理论与不同民族历史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获益匪浅。

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通过学位论文资格考（相当于现在的中期考核）后，就得考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了。我先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选题，被先生否决，后来又提出关于地方财政制度的选题，才得到认可。博士学位论文前后大约写了近两年。起初，我因为执着于“创新”，非“新”不写，用力过猛，疏忽了使论文形成一个完整的论证体系，邓先生不得不让我作大幅度修改，答辩也推迟了几个月，到下半年10月才答辩后正式毕业。

当时邓先生组建中古史研究团队，曾建议让我留在北大工作，但我因被生活琐事所困，最终辜负了先生的期望，仍回到杭州，入职杭州大学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1988年10月进杭州大学时，我到学报编辑部当了一名经济学编辑。1990年9月去美国耶鲁大学访学，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及其学术文化，次年9月回国后被调到教育系，讲授中国文化史等课程，一直到1996年才进历史系，接续张荫麟、陈乐素、徐规等前辈的学脉，负责讲授有关宋代史的课程，不久开始招收宋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后来高校合并风起，1998年秋，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与浙江医科大学等四个原来有一定学源联系的高校应命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我所在的历史系也被并入了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系科。两年后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夹在校方工（科）宣队式管理制度与愤懑不满教师之间，犹如进了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煎熬了近十年，浪费了不可胜计的大好时光。2004年9月去韩国访学一年，试图以此摆脱行政差役，未能成功。2009年年底决定再次北上，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直到2023年夏天离职，以退休人员身份应聘入职杭州的浙大城市学院，帮助年轻学者组建历史学专业。

博士毕业后的学术工作，1988年10月进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后，不得不抓紧补充了一些经济学基础知识，以应对编辑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正好弥补了自己知识结构中的缺陷。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在经过大半年时间的恍惚迷茫之后，觉得能够使自己心境平静的，唯有书桌，《宋朝的粮食贸易》一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到下半年，就去美国访学了。在美国期间，主要对欧美中国学发展过程及其学术理路有了一些体会，认识到西方汉学是一门成长于欧美学术环境、并为其本土文化服务的一门学问，这对我后来提出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走出“汉学心态”的想法，是有关系的。当然，在明晰其学术理路的基础之上，加强与海外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一些重要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借它山之石，以为本土学术服务，无疑极有必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后来我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为研究生开设了“西方汉学史”的课程。

1991年秋回国后，我与梁太济老师一起应徐规先生之命，参加他提出的“宋史补正”计划，编写《宋史食货志补正》，梁老师负责上篇，我负责下篇。此书编写的体例方法完全由梁老师制定，我写完下篇后也经梁老师通改定稿，我差不多就只是充当了一个助手而已，不过这项工作使得我在文献考订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训练。

1993年秋，由于一个特别的机遇，得到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资助，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开始执行一个关于近代江南市镇的研究计划，1996年完成，两年后出版研究成果《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一书。接着，为了实践一下自己的英语能力，曾花了大半年时间，翻译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中国南宋的民间宗教》（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一书。然后，才着手修改博士论文。不过此时距离毕业已近十年，相关研究已有了不少新进展，我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有了深化，不得不大半重新撰写，到2001年才正式出版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改写的专书《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对于接下来的研究主题，曾经犹豫了好久，从2004年起，终于决定转向一个热门的旧话题：唐宋城市史，磨磨蹭蹭经过十年的积累，才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宋代城市研究》。此后，又转向乡村制度这个题目，又经过了近十年时间，到现在专题讨论基本结束，接下来还应该将其编集成书。

当初还在浙大历史系的时候，有一次在有关领导的催促下，曾走访了不少浙江省内各市县的博物馆、档案馆与图书馆等部门，寻找常人不太注意的馆藏资料，结果在丽水龙泉市档案馆看到了大批庋藏在库房的民国时期司法诉讼档案，很有价值，于是与当地档案局协商合作，并向上级部门以及系友寻找经费支持，把近一百万页的档案文书全部扫描成数据文件，为下一步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这个研究计划起初举步维艰，有幸得到了有关部门朋友以及大学同窗好友的鼎力相助，才得以逐步推进，令我感念至今。不过当时寻访地方文书的初衷，是为了推动本部门教师组织研究项目，这批资料的内容并不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于我只不过是一项职务行为，所以2009年离开浙大时，我就将它移交了出去。后来却发现实际无人接手主持，当初在我鼓励下改行整理、研究这批资料的几位年轻学者工作困难，于是在一年多后不得不再次接手，但主要在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与这几位年轻学者一起继续推进这个项目，这就是后来由我主编出版的大型文献资料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到2019年9月，全书五辑九十六册全部出版完成。在此前后，我也编写了一些有关浙江地方史研究的文字。2012年与郑嘉励先生合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则可以说是宋史与地方史两者相兼了。

2009年年底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结识了许多汉唐史等其他领域的新朋友，研究生的生源也因为学校的区位优势更广了。尤其在各方面的鼓励下，人大历史学院唐宋史领域的几位同仁组织起一个“唐宋史研究中心”的虚体研究机构，并从2014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唐宋历史评论》集刊，经长期坚持，从原先的每年一辑改为现在的每年两辑，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同时，更广的学术联系与研究工作的需要，也推动着我去更多关注、学习有关唐代历史的知识，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观察能力。近年来让自己基本满意的一些学术论著，都是这样温暖的学术环境下完成的，很是庆幸。

同时，2009年后由于我除了在开学授课时住北京，其它时间仍大多住在杭州，从2010年下半年起，与一群年轻学者聚在一起，主要由魏峰具体操心，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学术沙龙，每次由两、三位朋友报告自己的学术心得，十几、二十来人自由参加，讨论辩难。每年大致四、五次，到现在已经举行了五十多次。这既是当今人文学者抱团取暖、自由交流的小天地，更是砥砺精神、促进学术的好形式。我自己每有新作，也在沙龙上报告，常常能听取到难得的批评意见，这对我这些年来学术思路的展开也曾产生过许多影响。

2020年初，因疫情被困于孤岛舟山，手头只有保存在电脑里的资料，于是整理旧日读书笔记，编写了一册通俗小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这就是我史学从业的简单经过。如果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算起，整四十年，完成的事情实在有限。

二、目光向下

接下来，我再稍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在史学从业过程中涉及的几个主要研究议题，梳理思路演进的历程。

首先是关于宋代史领域的几个议题。

两年前，澎湃新闻记者钟源先生因为《陆游的乡村世界》的出版，写了一篇对我的采访稿，他拟的标题是《我的“目光向下”是想体现基层民众对历史的贡献》，我觉得他的确触及了我的心思，目光向下是我进入宋代史研究领域四十年来的基本取向，尽管常常难以企及。同时，所谓“向下”，除了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基层之外，还有另一层用意，尽管我自己对此认识也是慢慢提高的：那就是对自近代以来越来越社会学科化的史学发展路径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沉浸于仅仅对历史社会作“科学”式的要素分析，而是试图尽可能在史学研究中看到“人”的活动，尤其是从国家制度“目光向下”，聚焦于基层民众作为人群的存在及其活动。当然，在这里所谓的“向下”，仅仅指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而言的社会个体，并不蕴含有“俯视”的意味。

早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后来拟题《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其目的是想要探讨当时的匠役制度。我国传统帝制国家一向以赋与役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项，这些无不出自民力。研究赋役制度，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的热点，也出于我自己关注基层民众生存负担的立场。当然，尤其重视匠艺，则是个人兴趣了。手工业匠人所承担的匠役，是民户夫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从唐到宋，随着两税法的推行与赋重役轻结构的形成，手工业匠人的劳役负担从此前统一规定每年服役若干天，变成了大多临时差派、而且一般都能够获得一些工钱酬劳的“差雇”制度，反映了它的时代特征，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张社会的经济活力。后来选拟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其实仍然沿续了这一思路。因为在传统时期，并不存在近代那样的计划经济制度，国家难以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一般只能通过赋役制度来间接地影响基层经济生活，地方州县是具体贯彻落实国家赋役制度的部门，所以值得在这一层面去作探讨。只不过随着研究的展开，出于资料的制约，实际不得不主要讨论地方财政制度，也就是从心目中的社会史实际变成了制度史议题，尽管观察的聚焦点仍然在于民生。这就是《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本来主要想要观察财政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的展开，并未将阐释每一项财政制度的具体内容作为重点，而是着力于关心促使制度蜕变的动因。其间的理路实际上相对清晰。在官僚体制之下，财政开支必将不可避免地稳步膨胀，这是普遍规律，赵宋国家也不能例外。尽管皇室与各级官僚机构财政开支的自我膨胀也极为严重，从唐中期到宋代，国家兵制更革，佣兵取代役兵成为军队的主体，使得国家养兵费用数倍增长，是更重要的原因。可是以田赋为主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满足这样日新月异的财政开支需求，赵宋朝廷不得不竭尽所能扩大收入，其办法无非一是另增新税及征榷等经营性收入，另一则在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结构中，不断削减留供地方岁计开支的份额，增加对地方财赋的征调，优先满足中央开支。这些新增财政收入不可能向壁空生而来，最终都必然分派到地方州县头上，由其负责向民众征收。但赋税制度以及经营性项目本身规定其所可能征收的，远远无法满足财政开支所需的总额。尤其是在中央过度征调之下，造成了地方财政的严重赤字，州县政府不得不主要通过增添附加税的办法，“遮藏讳避而暗取之”，来满足中央与地方财政开支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赵宋国家地方财政实践呈现出严重的非制度化特征，我称之为“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现象。同时，在财政分配结构中，如南宋史家李心传所指出的，“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这是因为自朝廷而下，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利用其政治强权，将下级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了逐级“阶层性集权”的现象。而在“不可为之县”下面，更有着普罗大众，默默承担了所有的压力，“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这应该是所有强权政治统治之下国家的普遍性现象。

在此书的修改撰写过程中，邓广铭先生不幸于1998年年初仙逝，未能得到他的进一步批评指导，使我一直心存愧疚与遗憾。2002年，此书申报了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第二届的评奖，被评为一等奖。由于2000年第一届的一等奖空缺，所以此书是邓奖的首个一等奖。不同于由各级政府主持的标明行政级别的各种学术奖励项目，邓奖出于学界自主的评鉴，具有纯学术性，能够得奖使我深受鼓励，这也是回报先生的最好形式。

此书无疑存在许多有欠周全之处，后来也有学者提出过批评意见，只是我喜欢有新鲜感的研究选题，讨论宋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目的既已达到，没有必要死盯着不放。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做到题无遗意，不给后人留任何拓展的空间，于是决定放弃正考虑中的几个深化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的议题，开始选择新的研究方向。经过两三年的犹豫，在区域史领域稍作涉猎后，我决定转向唐宋城市史研究。

我对城市史的兴趣由来已久，它也符合我的目光向下的研究取向，观察唐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只不过这是一个学术史积累相当丰厚的旧题目，而且存世资料远比此前讨论地方财政史为缺少，最后研究的实际展开，又与初衷有一定错位，更多精力还是集中到了讨论城市制度等内容。

早在杭州读大学本科期间，对学界所描述的南宋临安城（杭州）就感到困惑。一是说临安城区人口有一百三五十万，甚至有说超过二百万的。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城区面积已经比南宋临安城大了一倍不止，据说城区人口的控制线是不超过七十万，我心想如果南宋时临安城区真有一百多万人口，哪里装得下？另一是观察杭州城区的地理态势，江湖丘岭交夹、水网密布，觉得不太可能在此建造一个像唐代长安城那样以坊墙围闭的、棋盘式的城市。等到近三十年后，这一点兴趣推动我转向唐宋城市研究时，真正的着眼点是想要观察当时城市民众的生活状态。可是议题的切入，则不得不首先回应差不多已经成为全民常识的一种论点，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繁提出来、并在此后大半个世纪里由许多学者不断补充论证的观点，认为唐代以前中国城市都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坊）与市场（市）相互分离，一个个像大棋盘，“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后期及至北宋，城市管理制度更新，修筑在居民区外围的坊墙被废弃倒塌，才进入沿街开店、居民区与市场区合一的开放式城市阶段。这一观点也成为了后来欧美学者提出所谓宋代经济革命论的重要论据。

可是，我在将加藤繁的论据与文献原书一条条核对后，就发现他所征引的几乎全都出于像长安、洛阳那样的规划性大都市。也就是说，他将根据极少数规划性大都市例证所得出的结论，不加限制地推衍到了所有城市，才得出所谓唐宋间城市形态变革的普遍性结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也证实了在绝大多数州县中小城市，尤其在南方地区，并不存在所谓随着坊墙倒塌而产生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城市革命”。唐宋之间，在市场制度方面也不存在断裂性的更革，缓慢推进无疑是当时城市发展的基调。而且，行政功能与经济功能两者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尽管唐宋间城市的经济功能日见凸显，随着各种行政资源向城市集中，它们的行政性地位也得到了强化。

因此可以说唐宋之间，无论是城市形态，还是功能性质，都不存在前后断裂，而是一种缓慢延续基调之下的增速发展。据此来观察当时城市的生活，可见一方面主导城市文化基调的依然是行政要素而非市井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聚集，在当时技术条件的制约之下，少数大型都邑似乎已经陷入发展瓶颈。因此我国帝制晚期城市的发展，就主要表现在由经济专业化推动之下的乡村地区商贸聚落的繁荣，而不是州府都邑的进一步扩张。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与乡村相比较，传统都邑城市在商品物资与文化资源的供给等方面虽然有一定优势，对其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乌托邦式的幻想，却是不符合史实的。

有意思的是，《宋代城市研究》一书出版已近十年，本人提出的这些看法的影响，仍局限于学术圈有限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加藤氏的观点经长期推广传播，似乎已成“定论”，短期内难以修正；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国人执着于“发展范式”的缘故。凡是论证我国历史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论点——尤其是经济文化，更符合国民的心理，更易被接受，反之则否。

这也使我想到，我们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看法，都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由前辈学者们构建起来的。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与认识水平，对于许多问题的观察毕竟只处于初步阶段。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逐步回归正常，大多数知识点的都已经得到了更新，但许多框架性的认识却仍维持旧貌。可以说，学术史的演进已经到了应该全面验证旧说的阶段。我在城市史之后，决定转向乡村制度史研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乡村制度史同样是一个前贤研究成果相当丰厚的旧议题。

当然，乡村制度史更是一个目光向下的议题。此前我曾说既然写了城市，作为“配套”，也该写写乡村，自是戏言。虽然关于宋代有所谓赋重役轻之说，但是其乡村社会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在夫役略有减轻的同时，官府差派民户担任一些基层行政职责的职役制度，却成为了民众的沉重负担，甚至有“民避役如避寇”之说。终宋之世，从朝堂到江湖，争论不绝，役制为害民间依旧。近数十年来学界讨论，连篇累牍，终不能令人释然。所以，这依然是一个需要验证旧说、提出新论的大题目。

根据本人迄今为止的观察，这需要放到自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确立后带来的赋役体系结构性调整、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基层的大背景之下去作分析。具体而言，就体现在由此引起的乡里制度的更革。

帝制国家管控社会基层，在治安缉盗之外，主要就是为了从基层攫取财赋与劳役，以供国家机器之用。如何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永远是基层社会组织——也就是乡里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中要义在于尽可能掌控住最稀缺的资源。在帝制前期，人力（劳动）在生产资料诸要素中相对紧缺，因此赋役主要以人户为征取对象，乡里组织则行以管控人口为主要目的的联户之制。尽管有田赋之法以应对人户占有土地面积多寡的实际，国家财政收入主体仍以个体自耕农为立足点。如均田制之行，赋入虽有租、庸、调之别，农户实际受田多寡不等，而租赋（田税）之征取则以成年男子平均劳动产出为基准，仍以户为单位。时转势移，及至公元七、八世纪，相比于人力，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以人系赋之制效率日趋低下，从旧制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以田系赋之制后来居上，终于取代旧制，成为主流，这就是于建中元年正式确立的“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乡里组织也随之转型，从联户之制转向地域之制，实质就是转向了管控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土地资源。但是，尽管计税的基准从人转向了田，实际操作却仍不得不通过人（土地占有者）来落实，人地分离的状况与土地占有的复杂性，遂使这一转型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基层征税的行政负担较之以人系赋时期明显加重。

于是，一方面，关于田籍、田赋管理的体系重要性凸显，另一方面，管理架构更加下沉、细化。也就是：前期介于县衙与底层之间的中层管理组织——乡，其行政管理功能慢慢被剥离，蜕化成为了县域之下核算税率的田籍管理单位，不再涉及行政管理。由于宋初立法“可因则因”，未能重组乡村社会，新管控体制尚在形成之中，基层单位规模过大，行政头目多由地方豪富充代，常常被世人视为兼并之家，帝制国家不得不向他们让度相当的利益，因此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州县衙前等役，而非乡役。至熙丰变法，乡村社会借保甲制的外壳得到重组，终于完成从乡管制向乡都制的转型。在乡都制之下，宋廷一直试图将催税职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从而形成了以二三十人户的结甲制，与百余户的户长/大保长催税制，但均因有其不足而陷入两难困境，乡役遂取代州县役，成为基层社会的沉重负担。由于结甲轮差之制更不可行，最终不得主要依靠中等税户来承担催税之责，并在保甲制基础之上、在每个二百余户都保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每人须催百户以上”的催税单位。也就是接续秦汉以来的传统，以百户为基准重新组建底层管理架构，同时与其上一层级——作为行政管理单位的都保，共同组成基层管理的两个核心层级。如果再加上都保之上的税率核算单位——乡，就构成了本人所称之两层三级的新制。

这样制度演化的结果是，在夫役负担大多随着两税法摊入田亩、相对减轻之后，以乡村自耕农为主体的中等户却转而承担起了其负担较之前期明显加重的基层催税之责。从南宋晚期起，这一职役负担慢慢地主要通过分摊到田亩的途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身役，影响到大多数税户。从唐宋到明清，乡里组织的前后叠加更替，乃至民生百态，无不受此核心管理体系的制约，影响深远。在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作为臣民本分“出以供上”的田赋身役之中，从宋代演变而来的职役负担无疑占据了其中身役的重要部分。

由此可知，自从以地方财政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来，虽然心存目光向下之念，实际的研究内容大多围绕着国家制度打转，虽然也在各不同的角度关涉到了社会基层的一些侧面，却未能专门论述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直让我心有不甘。但是想要讨论日常生活，存世文献中记载的相对缺乏，却是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困难。两宋时期虽然由于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保留下来的书籍比前代多了好几倍，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记载依然十分有限，不得不另寻蹊径，遂想到宋代文人留给我们的海量的田园诗，也许是一个可以发掘的资料库。于是我就作了一些准备，将目光投向南宋著名文人陆游，关注到了他的《剑南诗稿》。陆游是中国历代文学家中存世诗词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个，达九千三百多首，其中六七成描写乡居生活。更重要的是，不仅这些诗篇的创作时间与地点绝大多数都已经明确，为将它们引为史学研究的资料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关于陆游生平、文学思想、艺术风格等等各方面内容，也都已有相当丰富的学术史积累。因此我曾花时间阅读《剑南诗稿》及相关文献，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备后用。

当然，考虑到不同文献资料的性质有别，试图主要利用文学性资料来讨论两宋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有待于我们改变自己观察的视角，不再执着于传统研究思路所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回归历史学的本义，从专注分析转向侧重叙述，也许有可能复原两宋时期乡村民众的某些生活场景，看到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当然，这样写来的文字就不太像“正式”的研究论著，而是接近于通俗读物了。

其实我一向认为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编写通俗的普及性史学读物，是史学从业者的义务。当初关于江南市镇研究成书后，也曾编写过一些普及性文字。只是目前的学术评鉴制度轻视普及工作，使得学者们难以措手。2020年初，因故被困于孤岛舟山，手头只有保存在电脑里的资料。于是整理前两年阅读《剑南诗稿》的笔记，编写了一册通俗小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不过，最后完成的文稿与我心目中的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史，仍然有不小的差距。除了抒情性诗赋文字与现实乡村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距离，需要小心应对之外，陆游作为一位闲居乡间的官宦人士，他心目中的“乡村世界”，更不免是折射的与片面的。他所记述的只不过是当时乡村基层社会的一角，不可能是全貌。所以，“陆游的乡村世界”大概只能是历史记忆瓦砾堆中几块相对成形、略呈光泽的碎片。当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尽可能把叙述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其二，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其三，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一些其它生活场景。

虽说主观上力图专注于叙述，多年来热衷于分析的积习难改，一有可能，仍不免唠叨几句。有意思的是，尽管历史叙述不得不大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看起来并不以深入观察与论点创新为主旨，实际上在将许多原先相对孤立的信息缀合起来、以求更全面地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收获了一些宝贵的思想火花。例如关于两宋时期稻麦复种的实况，以及对浙东山会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认识等等，至少对我本人来讲，都是原先未能达到的。

值得庆幸的事，这本小书出版后，读者的反响还算不错，这既使我对自己的通俗文字表达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同时也推动我去思考今后的工作方向。年届古稀，学术创造能力明显衰退，或者还不如在有生之年将主要精力转向普及性的历史叙述，以弥补此前在这方面的不足之憾。结果如何，且观后效。

三、冲融会通

其次，从业史学以来，我一直以两宋历史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研究宋史的”，自是事实。不过，出于种种因缘，我也曾经涉猎了宋代史之外的一些学术议题，主要关涉19世纪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同时，从业既久，对于史学研究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偶有心得，也发表过一些意见。这些都对我从事宋代史研究有帮助。下面我就顺着这样的思路，来略作梳理。

前面提过，1993年秋，我得到机会申请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研究基金，于是提交了一份关于研究近代江南市镇的项目书。提出这样的研究计划，除了当时觉得在宋代史领域不太容易提出规模大一点、多学科交叉这样的符合基金会要求议题的原因外，自己一直存于心中的、对江南乡村地区商业性聚落的兴趣，可能更重要。

在此十年前的1983年暑期，我入学攻读硕士学位不久，曾跟随研究明清经济史的蒋兆成老师到浙北苏南等地乡镇作田野调查。一路上我其实只能算一个旅伴，对蒋老师关心的调查问题，并不是太理解。不过也正是在那一次“田野”，使我开始关注浙北苏南那些市镇，了解到它们原来在江南的历史上扮演过如此动人的角色。第二年夏天，我又幸运地参加了由中国唐史研究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活动，从浙东运河的起点宁波市出发，经杭州沿江南运河北上，再在淮阴折向西北，沿着当年汴河故道到达宋代东京开封。那次是生在江南、长在江南的我第一次得以深入观察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生活，感触非常深，从而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中国”这一庞大文明体所可能包含的巨大地域差异性。

不过当时对历史学学理上的一些思考应该也有影响。随着国门的重新开放，外界新说并入，影响学人的思想，使得我对长期以来所接受的关于史学功能的一些解说，产生质疑、困惑、思考。茫然之中，心想古人所说“其国可亡，其史不可亡”，史学功能之最基本者，当属保存历史的记忆。只要记忆得以保存，功过是非，尽可由后人评说。那几年出于种种原因，也时不时寻访周边乡镇，看到不少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引进制造业，将镇区的传统建筑视为累赘，拆旧建新，以为政绩；经济生活的由农转工，现代交通的延伸，民众经济生活与文化习俗的转变，更在根底上侵蚀着江南市镇的传统文化，岂止外表景观的破坏而已。因此意识到研究传统江南市镇是一项具有急迫性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尽可能赶在社会变迁步伐之前，“抢救”一些历史记忆。

研究项目得到亚联董批准后，从此大约有三四年时间我完全放下了宋代史，沉醉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领域。这次离开宋代史的短期开小差，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一段得到了丰厚回馈的学术经历。收获之一是在熟悉的两宋史之外，学习了大量关于晚清乃至近代史领域的新知识，并从此开始注意在观察宋代历史现象时，既要向前追溯，探究其前因，也要向后梳理，了解其后果，因此推动着自己开始形成尽量以长时段的眼光来观察史事的思维习惯。例如后来在解读陆游诗句中提到的“市船”一词时，联想起近代学人关于太湖地区航船的记述，将历史的前后线索切实地连接了起来。之二，则涉及到了关于研究方法的思考，影响可能更深刻一些。

时至90年代初，江南区域史研究已非小邦，实蔚为大国，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涉猎者，从哪一角度着手，颇费思量。不过综观言之，学者们的关心点聚焦于明清时期、即考察帝制晚期江南地区在农业高度专门化背景之下的商业聚落的成熟形态，关于这种商业聚落面对近代西方工业的冲击，有哪些“反应”，即从清末进入民初时期江南市镇的历史命运，关注者尚少，而这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方面。这样，关于它“近代命运”的视角基调就定了下来。

此外，相比于自己较为熟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清末民初江南市镇这个论题对我来说十分生疏，需要尽快深入了解它的文献资料、分析工具以及学术积累等多方面内容，才有可能真正展开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层面，使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受益匪浅。相对而言，宋元以前因年代过早，除考古资料之外，研究工作主要就得依靠存世文献了。可能是记载更为零散，史实理清不易的缘故，学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实际常围绕着考订文献资料展开，谈笑所称“主义加考证”的路数，对范式的归纳颇为忽略，至少在我的体会中，有其客观原因。但讨论清末民初江南区域史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版刻文献之外，档案、报刊、佚文、地志、碑铭、口传资料，不一而足，可供发掘的余地远较前代为大。尤其是田野调查，常有意外收获，令人兴奋。但是存世的历史信息过于丰富，容易让人陷入其中，一时难以理清头绪，也是一件麻烦事，对于初步涉猎这一领域的我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理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就至关重要了。也就是得确定该关注哪些，舍弃哪些，以使自己不至于被掩埋在无穷的资料之中。这就需要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

当初的考虑——显然也是受到了当时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清末民初江南地区社会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力，是近代西方工业经济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比较接近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场景。虽然现代化理论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而兴起的，但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时期。而且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学第二代大师们多从进化论转向典型学方法，强调理论与现实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认为如果想要理解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需要制定二分法概念。此概念的每一端选择最能代表那一类社会（传统或现代）的某些特征，展开对比分析。在逻辑上，这两端是互斥的；在现实中，二者则是交错的。这似乎就使得我们有理由“选择性”地借用这个分析工具。通俗地讲，就是在应用此分析工具时，十分注意摆脱其脱胎于欧洲经验的固有模式，力求使自己的归纳符合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这样的一番考虑之后，我们就比较清楚讨论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了——工业经济逐步展开的各个层面，如交通、蚕桑丝织、植棉纺织，以及由产业变迁影响所及的江南市镇社会生活各不同层面，如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习俗、镇区布局、人口结构等等都是。

也许，仅从前面罗列的这些内容看，似乎与分析传统时期社会经济并无二致，不过我们当初的关注点却是十足“近代”的：关注江南市镇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在近代工业经济影响下的变迁过程，尤其是产业更替——即从传统以手工劳作为基础、以家庭作坊为基本单位的专业经济，转向工厂化集约生产的现代工业经济。由此所带来的技术的革新，从业人员的更替，产业布局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弃旧趋新，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呈现了自己的特色。

也正因此，记得当初分析中有两个内容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关注。

一是社会文化中心的移易。如前贤所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的，乡村文化是都市文化的根柢。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虽然到帝制后期，迁居都市已成趋势，但在精神文化上，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都将他们离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视作人生旅途的驿站，最后还要返归乡间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真正认同的归宿之地。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都市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屿。市镇既是乡村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是乡村文化的聚焦点，是乡村文化的代表。到了清末民初，传统时期的这种文化布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乡村文化已无可奈何地开始衰落了。在工业主义的影响下，各种现代因素向都市集中，都市开始从城乡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分离出来，将西方的工业主义、近代科学技术与殖民文化渗杂在一起，形成与传统乡村文化相对立的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城乡之间开始出现济经上与文化上的差别，都市，尤其是近代口岸城市，成了区域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一步步地影响着它周边的农村地区，位于农村的市镇则成了这种文化传播的中继站。由此形成的与传统文化的落差，就成了我们观察江南市镇“近代命运”的最好视角。

另一是工业化扩展影响下市镇布局结构的变化。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随着工业都市的兴起，各种现代化因素向规模较大的都市集中，大量人口迁居都市，传统农业经济时期形成的乡间小集镇因此衰落。清末民初时期的江南地区却并非如此，出于各种因素，衰落的市镇固然也有，但其概率似乎与传统时期差别有限；一些历史名镇在这一时期由于产业转型较为成功，反而得到扩张。这表明江南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寓工于农的家庭生产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因此在“工业化”这个看似共性的外表之下，内里结构仍因不同民族历史传统而有着自己的特色，影响到市镇的布局结构，总体而言是趋向分化而非衰落。

如果说现在我在习史中比较重视“问题”以及范式的归纳，这与那几年涉猎江南市镇研究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可能正因为这一段学术经历，让我从此对近代东南区域史有了更多的兴趣，后来才有了那个龙泉司法档案项目的提出。

我在龙泉项目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与江南市镇项目时不同，但出于工作需要，必须亦步亦趋地跟进研究团队各项个子课题的展开，因此收获良多则是一样的。

其一是关于对文书资料的认识。

人文学研究以个体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并不适用团队式的研究模式。在历史学科领域，或许只有大规模的资料整理可以按工科式的“集体攻关”模式来展开工作，龙泉司法档案项目提出的“技术性”背景出于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或许依然与本人一向以来目光向下的心理有关。

大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成绩斐然，对于史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本人一直仍然有一种不满足感。这大概是因为对于成熟的史学从业人员来说，在一些基础性历史文献例如二十四史等等都已经被点校整理出版之后，更为看重的一个方面是希望能够比较方便地看到一些历史文献的善本，另一方面，更着意于发现那些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新资料。这对于史学研究无疑更有意义。而且，由于那些未经整理的地方文书的保存状况大多堪忧，所以更有迫切性。

只是在本人主要从事的两宋历史的研究领域，因为其时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留存至今的文献数量比其前代翻了好几倍，我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大多利用存世文献即可满足，所以一直以为寻找新文献新资料的工作与自己关系不大。而且我还一直有这样的概念，认为经过土改、文革等社会运动，除了徽州地区那样的例外，民间的历史文献可能已经被革命的铁扫帚清理得差不多了，但是那几年一些学界朋友搜访地方文书工作之卓有成效，才让自己对原先的认识打上了大大的问号。所以2007年下半年，奉命走访浙江省内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部门时，也就尤其关注近代地方文书。

而且至少对我来说，地方文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资料信息之“新”，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基层属性。我国古代各种文本主要经由刻版付梓才得以流传，这就意味着留存至今的文献在付梓、保存过程中，都经了过人为的筛选，大量与基层民生密切相关的历史信息，被文化领域的主导者即官府与士大夫群体所忽视而未能保留下来，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幸运留存至今的，除了被封存于特定环境、例如由后人意外发现的例如敦煌文书等等，但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少；另外的就是例如宗谱、地契、家书、账本等等散布于民间的各类文书，因其对民间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且距今时间相对较近而得以保存。这些历史文本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传世刻本文献所缺少的大量基层民生的信息，此其所以被称为“地方文书”。基层司法诉讼文书大体上也可以归入此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见到龙泉司法档案时，对它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作为司法诉讼文书，它还记录了许多其它文献不能记录或不愿记录的内容。小民百姓出于申诉权利的需要，使得他们那些本来不会、或者不便示众的生活细节，都不得不“抛头露面”，呈堂示众了。所以说，龙泉司法档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生动的清末民国年间东南地区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图景。

其二是关于历史文本的解读。

历史文本因其形成背景不同，文字信息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是学界常识。南宋文人周密记载其父亲周晋之言，“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点明了其中的要害。不过如何透过文字，解读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真实，仍然对学人的智力构成严重挑战。龙泉司法档案的历史语境相对清晰，因为它们并非一般的社会史资料，而是一种镶嵌于法律诉讼过程和各种类型的法律文书之中形成的档案，它们记录了法律制度、政治政策与社会经济、基层生活、民众观念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包括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为自己的行动创制意义，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于如何解读历史文本的案例。

例如在更早的古代史领域，那些在戈壁洞窟中被幸运保存下来的极少量契约文书，成为透射历史真实之光的孔径，让今人得以窥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但对于这些契约文本如何形成的历史语境，因为信息的缺乏，几乎无人关注。龙泉司法档案记录的众多诉讼案件，则向我们展示了影响契约文本形成的诸多要素，以及契约信息可能蕴含的弹性。项目组成员借用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术语，称之为“活的契约”，相当形象。这显然提醒古代史领域的学者们，在解读那些零星的、只言片语的历史文本时，应该更加谨慎。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这一批档案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如何通过文字来处理生活工作中的事务，使得我们能够相对深入地了解这一批档案资料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书写”过程，对它们的背景、语境、隐义、矛盾……，从而向我们提示了更多的解读这些资料的视角，这当然是比基层性更为重要的内涵，也促使我去思考在解读唐宋史资料时可能面临的“陷阱”。

其三，个体与全局之间的关系。

我们目前对本民族历史的认知体系，主要是近代史学产生后陆续积累而成的。它们既受数千年来大一统传统的影响，更是近代以来时局制约下的产物。其突出表现，就是在西方文化全方位的影响之下，中华民族历史常常被取以作为西方史学理论的验证物，许多认识都是将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观察体归纳出来的，因此常常让人有空浮之憾。事实上，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常常隐藏在许许多多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之中，我们只有在认识各地特殊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从中抽象归纳整体的普遍性。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史领域中区域性研究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展开，学界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分析方法与观察视角，以期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这其中的核心依然是个体与全局之间的关系问题。近来经常听到的对所谓“碎片化”现象的批评意见，主要就是指区域性的研究，有时不免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不足，或者以不同地区的资料，得出类同的结论。另外，也常有一些研究以区域性个案，来得出关乎全国性的结论，以偏概全，存在着历史资料的地方性与结论的普遍性之间的落差，也深为学界所诟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者们常常不得不视资料的可能性，仅仅对某一地区的某些侧面来展开讨论，这样一来，个案的局部性与研究目标的全局性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了。

近百万余扫描页的龙泉司法档案，给了我们某种改善这一境况的可能性。由于档案数量巨大，涉及内容广泛，为龙泉这个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整体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档案史料。与以往某些区域史课题仅仅讨论研究对象的个别侧面不同，在这里，虽然研究对象仍然不免是区域性的，但对这个对象的观察则相对全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也就是，区域整体史的目的绝非刻意含糊个体与全局之间的落差，恰恰试图进一步厘清个体的地方性特征，以便归纳出其中一般性的文化因子。例如本人曾撰文简单介绍的《光绪三十三年龙泉县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正因为相关资料使我们对龙泉地区山多地少、地方富户在各种“公共”事业中的投入与权益、官绅关系、内外交通与物资供需网络等背景情况有相对充分的了解，从这一起多年交讼难结的社仓弊案来观察我国帝制后期社仓发展的一般情形，其中的个性与共性也就更加清晰了。

这些都是我们利用龙泉的案例得出的新认识。于我本人而言，自然常常不脱“宋史本位”立场，近代的龙泉，让我深切体会基层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与延续，并得以借用其详尽的资料，来对两宋历史某些细节提出更为大胆的“假设”。

在以上所述这些相对集中的研究议题之外，我在从业史学的四十年间也撰写了一些零散的论文，其中有一些是自己对某个问题经过一定思考，有了体会，即兴而作，例如关于宋代的粮食贸易、纸币性质等文即是；还有一些则是受业过程中的习作，例如讨论宋代货币地租，甚或是职场中的应对之作，例如关于宋代民众识字率等文，都是。

在这些零散论文中，大致而言，或者还可以理出一个相对集中的话题，那就是我对史学研究方法偶有心得，写了几篇体会文章。其中较早的一篇，是1998年刊布于《杭州大学学报》上的《论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对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一文，就数码技术可能对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相当肤浅的假想。在这之后，比较集中反映自己思考研究方法的文字，是十多年后于2011年5月26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一版上的那篇《中国史学界的“理论饥渴症”》，以及一年后更详细阐述这一观点的《“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之所以用心于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史学从业者是在“文革”结束后成长起来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思想大交流，经典理论受到挑战，年轻学人在如饥似渴地接受域外新说的同时，对于史学认知体系的不确定性，不免彷徨，这推动着大家去作进一步思考。我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属于个人的原因，则如前所述，是自己具体的研究经历促成的。

说起来有点奇怪，其实我更习惯于从技术因素、形而下地思考问题，抽象思维能力远不及一些师友，却常常不自量力地对“理论”发表意见，说到底，无非是想使自己在从业过程中做得更好一点，尽可能精益求精，因此对如何改进研究方法想得略多而已。记得还是在本科大三期间，系上请了校外的一位著名学者给我们讲课，那位先生提到了一个学习的窍门，那就是找一些与自己拟议中的论题相近的经典之作，引为范文，从资料、结构、文字等各方面细细研读，依样画葫芦，一步步跟着做，就可以慢慢入手了。这真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法，我多次依法而行，颇有所得，后来也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学生。再进一步想来，除去那些尤其宏观，可以视之为“信仰”的经典论说之外，举凡中观及其以下的一些“理论”，其实都不过是成功的范文，所谓“理论”应用，实际就是范文式的借鉴，分析方法的套用。认识及此，克服了对一些新科利器的盲从，才觉得自己慢慢地进入了“自由”境界。例如关于“数字人文”，后来就又写了一篇讨论性的文稿《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修正、补充了自己在20年前的一些看法，针对“大数据时代似乎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奋”的现象，指出至少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问题并不是“传统史学”将如何被“具体、细致和精确”的“新史学”所取替，而是应该在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之上，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而已。“大数据”也许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工具，但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认识到它在许多方面必然有不足与不可能，相当重要。史学研究的主体将永远是历史学家本身。

在以前写的一篇小文中，我曾引用朱子“杂学方谓之博”之说，他分析博与约的关系，认为“博之与约，初学且只须作两途理会，一面博学，又自一面持敬守约，莫令两下相靠，作两路进前。用工塞断，中间莫令相通。将来成时，便自有会通处”（《朱子语类》卷三三）。博须以约为基础，即学习一门知识，须得深入，须得真正掌握，不能半通不解，浅尝即止；等到各种学问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自有会通处”。就我从业于史学的经历而言，当然远未做到朱子所说的冲融会通，但习史者不可局限于自己的方寸之地，的确是我的体会，冲融会通一直是我想往的境界。

话说到这里，我也无法回避似乎每一位史学从业者都不得不面对的终极之问：你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在一次授课中，我讲了自己的理解，那次授课的录音稿整理出来后，就是后来在网络上被转发得比较多的《历史学是什么》一文。我以为除了对像我这样以研究、讲授史学为职业的人之外——我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中，史学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职业培训，它主要起着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的功用。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人文素养值几毛钱？那我也只好说你看着办吧。

我一直因为未能如许多前辈们那样，将史学研究视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而仅仅将其引为一份职业，试图以此让自己与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对师长们心存愧意。不过这份职业对我一生的回馈之巨，让我从无悔意，其中最宝贵的，就是它让我活得明白。说得“理论”化一点，就是从业于史学让我得以对世事保持了一份清醒、理性的认识。择业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