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杭州金石书画展览交流日渐增多，西泠印社通过一系列展览和陈列，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有的风雅和气度，也将金石书画的历史文化渗入了这座城市。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将“振兴文化”作为此次展览的宗旨之一，为普及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艺术，起到了助推作用。1936年的浙江文献展览会以“文献”冠名，并不局限于书籍文献，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书籍、字画、金石拓片、古器物、图片以及革命文献，对“阐扬文献，推进学风”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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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金石书画展

1913年春，印社在孤山举办“兰亭纪念会”，会场上陈列名书古画三四百种，以供观赏，虽然它只是作为纪念会的一项活动内容，而非专设的书画展，并且因为没有展品图录、照片等文献的记载，展品的具体内容和来源现今已无法详知，但是，参会者的零星回忆文字中“金题玉躞，满目琳琅”的赞誉，仍可以让我们约略追想当日的盛况。

时隔半年后，西泠印社在成立大会上推出《社约》，对今后的藏品展示作出明确约定：“本社印以清初黄山诸家及西泠八逸为最备，同人各有所藏。兹合议于每年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以资眼福，而助清兴”；“本社收藏各印均分门别类附拓旁款，精印成谱。如有同好，尽可到社索阅，借获观摩之益”；“本社收藏各种印谱及金石书面，专供同志参观”；“本社同人会集之日，各携所藏，相与传观。凡吉金乐石、法书名画、雕刻陶冶、图籍文玩皆属之”。

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社员可各示金石书画藏品，以清代黄山派（又名徽派）、西泠八家的印章、印谱为主，又兼取多种图籍文玩。西泠雅集以社员为主，但从不排斥非社员的参与，孤山游人具雅兴者也尽可驻足观览。除了雅集时的展览之外，印社还设有常年的展示，社藏历代印章经精心编拓，制成印谱，随时可供来者在社中索阅。

西泠印社各次展览中，最令人称道和难忘的是在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日里举办的“金石家书画展”。

1923年，正值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印社同人商定以金石家书画作品展的方式，以志纪念和庆祝。金石家素以证经补史为己任，不专以书画为业，然而殚心汲古，旁涉书画，其余暇所作、闲情所寄，不同凡品，所传寸缣尺素深受后人珍视。印社为征集各家藏品，发布了《金石家书画陈列会启》，杭郡诸公和社员闻讯后纷纷慷慨赞助，其中尤以葛书徵、高时显、丁仁的藏品居多，此外如吴幼潜、阮性山、胡木庵、姚虞琴等也所出颇丰。10月20日至22日（阴历九月十一至十三日），展览在孤山如愿举行。千余幅作品流光溢彩，与山色湖光相辉映，观览者游目骋怀、恍对古人。这次展览会不备门证，任人游览，一时间文采风流，声名远播。

展览会只有短短三天，社员们意犹未尽，会后聚谈时言及：此次展览虽然规模盛大、影响空前，但岁月无情，日后恐成过眼烟云，若能将藏品编录成图册，既可供随时观赏，也可让今日盛事流芳后代。吴隐之子吴熊采纳众人建议，出面督请藏家进行汇集和整理，对藏品采用西法摄影制版、缩本精印。高时显、丁仁二人又为图册编撰了“金石家小传”，以备稽考。次年（1924），经吴昌硕、叶铭审定，《金石家书画集》2函10册正式出版发行。图册收录了元明清三代近160位金石家的书画作品共200余件，几可借以考征500余年间的书法、画法之变。

十年后印社迎来三十周年庆典时，再度举办了“金石家书画陈列展”。高时显、高时敷兄弟和丁仁又一次拿出众多藏品，俞序文、章芸庐、王芗泉等也竞相呈献。1935年，展览作品的编录图册《金石家书画集二集》（八册）由西泠印社书店精印出版，共收作品近300件以及金石家画像20余件。

1947年重阳节，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时，也有一次较特殊的书画展览。与此前各展不同的是，这次展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纯粹用于展示，有对联、立轴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另一部分是专门用于售卖的扇面书画。抗战结束后，印社亟待恢复、重建，此次义卖正是应充实印社经费之需，280余件扇面中有诸多名家之作，如张大千、张石园、郑石桥、黄醒秋、吴待秋、王个簃、唐云、江寒汀、来楚生、余绍宋以及高家三兄弟等，或山水竹石，或花卉蔬果；还有丁仁、王褆、童大年、方介堪、唐醉石、马公愚等，甲骨金文，篆隶楷行，可谓精彩纷呈，展品在当日即被定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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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展览

1929年6月6日，杭州“西湖博览会”隆重开幕，它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是20世纪前半期杭州面向世界的一次展示，被誉为“旷代盛典，湖山嘉会”！开幕之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孔祥熙、党部代表朱家骅、行政院代表蒋梦麟、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浙江省主席张人杰和各级代表数百人参加典礼，观众达10余万。博览会历时四月有余，至10月10日闭幕，共有近2000个团体、1700余万人次赴会参观。大会期间，组委会招待国内外报社媒体数十家，编辑发行刊物数十种，还制作了会旗、会徽、会歌、馆歌，以空前的宣传力度向外界进行推介。

此次博览会以“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为宗旨，设有8个分馆、2个陈列所和3个特别陈列处，其中“艺术馆”即是分馆之一。艺术馆包括西画、雕塑、国画、金石、古书画、摄影、图案、工艺等陈列室，分布于照胆台、徐烈士墓、姚公祠、袁庄、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地。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任艺术馆主任。

艺术馆各室中，“国画室”的展品尤为丰富，分四期更换陈列，其中如王一亭、刘海粟、谢公展、林风眠以及高剑父等人的作品，备受关注，正如筹备者所预想：观者看过西画之后，紧接着鉴赏中国本土艺术时，对于国画中“力”的表现、“精神”的蕴蓄，会有种种联想和感触。“金石室”陈列之物，亦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如有秦砖汉瓦一百数十方，秦汉古镜50余种，以及汉代的铜印、封泥，周代钟、鼎、簠、敦、盘、壶等各种铜器的拓本等，瑰伟精雅，古色盎然。其中一件汉代博山炉，朴茂渊穆，被游客推为展品之冠，估其价值，亦当连城。

展览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金石”展品，虽然筹备组曾特派专员进行劝募，以求广泛征集，但最终征得者主要限于福建何遂（1888-1968）的个人收藏。“古书画”展品不仅数量不多，而且鱼目混珠、赝品夹杂，又因陈列室面积狭小，不免令观者心存遗憾。

但无论如何，此次官方举办的博览会为浙江工商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普及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艺术，起到了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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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献展览会

1936年，浙江教育厅为“阐扬文献，推进学风”，决定于10月份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该会由省立图书馆负责主办并拟订各项原则，由教育厅第三科长张彭年和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任正、副总干事，推定王泉川、余绍宋、钱均夫、孙智敏、邵裴子五人为常委。展览会以“文献”冠名，但并不局限于通常所指的书籍文献，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书籍、字画、金石拓片、古器物、图片以及革命文献。

为了充分征集精良展品，筹委会一方面在南京、上海两地设置征集分会，另一方面聘请著名学者和收藏家，分组担任各类文献的负责人和指导专家。袁思永、高时显为字画组正、副主任，陈锡钧、顾燮光为金石拓片组正、副主任，邹寿祺、叶铭为古器物组正、副主任，所选皆为隶籍或寓居杭州的金石书画界的翘楚。10月，展览在省立图书馆总馆顺利举行。遗憾的是，由于文献图籍的稀缺，展览中金石、字画、拓片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已无法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