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起，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浙江省开展了全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在浙江省文物局的指导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专业牵头单位，对全省石窟造像的基本情况和保护管理利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并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对每处石窟造像进行了数字化信息采集。此次调查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87处，其中新发现16处。在此次专项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编纂了《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并于近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杭州地区的46处石窟造像，由魏祝挺、郑嘉励编著；下册为杭州以外地区的41处石窟造像以及部分附录，由崔彪、陈晶鑫编著。该报告的出版是对浙江省内石窟造像资料信息的首次全面披露，除了杭州飞来峰造像等前人研究较为深入的重要造像之外，还收录了大量以往业界关注较少的省内小型造像，并增补了一些前所未见的重要新发现，例如杭州九曜山造像等，相信该报告可以为浙江省石窟造像的整体研究提供相对全面、可靠的材料支撑。 由于受专项调查工作性质的限制，该报告在内容研究的深度上尚有待提升，也难免会有错讹之处，敬请各界同仁批评指正，我们将会及时予以修正补充，并持续加强石窟造像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以期为全社会奉上信息更加全面、资料更加翔实的浙江石窟造像相关成果。 
延伸阅读： 1、《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概述》 2、《浙江省石窟造像研究（杭州以外地区）》 浙江，东南佛国。 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会稽（今绍兴地区）之后，浙江就逐渐成为我国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之一，高僧辈出，寺院林立；同时，浙江也是汉地较早开凿佛教石窟龛像的地区之一，早在南齐时期，就有高僧在剡溪（今新昌）开凿千佛像龛与大弥勒像龛。五代初，吴越王钱镠立国杭州，御治浙江，以“保境安民”“信佛顺天”为国策，一时之间“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是以“东南佛国”之名远播华夏（图1）。伴随着佛寺建设，钱氏统治者还在西湖沿岸大量开龛造像。受此影响，直至北宋，杭州地区官民造像不断。及后宋室南渡，政府管制加上地面寺院日盛，开龛造像陷入停滞。蒙元南下，飞来峰造像再兴，影响渐次延至全浙。明清以降，杭州造像衰落，省内各地延其余绪，仍多有镌造。 
浙江省石窟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过去，受限于基础资料的阙如，相关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杭州地区特别是西湖石窟，对杭州市以外的石窟造像关注较少，有限的注意力也比较集中于早期在新昌的造像，这使得学界对于浙江省石窟造像整体情况的把握显得过于单薄，因此尽快公布浙江省石窟造像基础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2021年上半年，借助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的东风，根据浙江省文物局的组织部署，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等单位，共同开展了浙江省内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借此机会，我们对浙江省内石窟造像进行了全面、科学、细致的调查，对相关窟龛造像进行了编号、实测、拍摄、记录，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了信息数据采集、数字化档案建设以及相关石窟造像的数字化“原真”模型复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浙江省内石窟依据分布情况分为杭州市内以及杭州市以外地区两个部分进行记录。本卷记录即以杭州市以外地区石窟造像为主，希冀可为学界未来对于浙江省石窟造像的整体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支撑。 杭州以外地区石窟造像共有42处，分布在除嘉兴、丽水以外的8地市，其中宁波5处、温州7处、绍兴9处、湖州2处、金华3处、衢州2处、台州11处、舟山3处。这些石窟造像除一处地点（绍兴新昌赵婆岙村铁佛寺）原凿造像已不可见外，其余41处地点（图2）共有编号龛像83个，造像1237身，题记130余方，虽然有一部分造像为后世破坏或妆金妆彩，但大部分造像依然保持着开凿原貌。 依据这些材料，参照文献及杭州地区已明确的造像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初步弄清了杭州以外地区石窟造像从南朝、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演变的一般情况。  一、南朝造像 南朝齐永明四年（486），高僧释法护居于剡溪石城寺（即今绍兴市新昌大佛寺，又名宝相寺），见“寺北有青壁……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遂发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建武中（494—497）始凿，“仅成面朴”。僧护因病而亡之后，沙门僧淑继其遗志，续造大像亦未成，直至南梁天监十五年（516）春方始由僧祐律师督造功毕。大佛初成时，为倚坐像，右手施无畏印，胸前有万字隆起；后经吴越、北宋等朝重修，逐步改易为结跏趺坐于高座之上，双手施无畏印。新中国成立后，屡次重妆，虽身形未再变，但胸前万字亦为所掩，今像高13.23米，座高2.4米。大佛西北约300米处，现有一千佛禅院，其建筑后崖壁上有左右毗连大小两个岩洞，洞内有早期造像千余身，故名千佛岩。左侧大洞现编为1号龛，正壁正中造释迦坐像，其左右遍雕千佛，并以方框分区，左造千佛四区，右造千佛六区，每区分十横排十一纵列开小龛造小坐佛，区中央造一大龛，占九小龛位置，内造一佛二胁侍，左右千佛区外侧各造一护法（图3、4）。右侧小洞现编为2号龛，正壁正中造释迦坐像，其左右各分上下两排开龛，左侧每排九龛，右侧每排八龛，龛内均造坐佛1身。根据大洞左右护法造型艺术特点，判断此二洞造像始凿于南齐永明之末建武之初。以上两处龛像即为浙江石窟造像之发端。 
西晋泰始（265—274）以降，直至（南）齐梁，多有高僧译出弥勒相关经典。如西晋竺法护先译《弥勒成佛经》，后又于太安二年（303）五月十七日译出《弥勒本愿经》（又名《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出《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刘宋孝建二年（455），北凉王沮渠蒙逊之从弟沮渠京声于建康（今南京）竹园寺译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又名《观弥勒菩萨经》或《观弥勒经》）。除此之外，当时还流传着不少译者不明的弥勒经典，如《弥勒经》《弥勒当来生经》《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弥勒为女身经》《弥勒受决经》《弥勒作佛时经》《弥勒难经》《弥勒须河经》等，甚至还有伪经《弥勒下教》造出。大量经典的译出，进一步推动了弥勒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东晋末年，南方地区开始广泛流行弥勒信仰，这其中既包括对弥勒未来下生成佛带来美好生活的信仰，也包括对往生兜率净土的信仰，特别是对后者的信仰极为盛行，是以南朝宋、齐、梁之时，僧尼、王公贵族多敬事、崇信弥勒，这为僧护创始、僧祐续成大佛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视禅观，提倡实修，特别是经历了北魏太武毁佛之后，北方僧众更重开窟造像。反观南方，“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不尚苦修，故而江南地区多以兴建大型地面佛寺为主，较少开龛造像，目前已知较为重要的龛像仅有新昌大佛寺和江苏南京栖霞山无量寿佛大龛两处（图5）。同时，也因为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到建设地面佛寺中去，使得两处大佛后继乏力，未能引领社会开凿更多龛像。 
浙江省南朝造像仅在绍兴新昌有所发现，题材主要有弥勒和千佛，这与当时南方地区佛教流布发展情况相一致；同时，开凿大佛的做法与南京栖霞山无量寿佛大龛有诸多相似之妙，体现了南方地区佛教艺术的趋同性。 二、宋元造像 隋唐时期，浙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初，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大师驻锡会稽嘉祥寺十五年，宣法传道，世称“嘉祥大师”。天台宗四祖、实际创始人智大师，陈隋之际于天台山创立天台宗，隋统一后，智曾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获赐“智者”之号，后仍归天台山讲经传法，直至圆寂。三论宗与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使得浙江进一步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并对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及至李唐三百年，浙江佛教依旧兴盛，各大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律宗等都曾在浙江风靡一时，高僧辈出，各擅胜场，佛教也得以壮大兴盛。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发展，浙江佛教得以融合义理与禅修，促进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本土化。虽然唐中期亦有会昌法难这样的波折，但是整体上，浙江的佛寺建设依然可谓兴旺。有唐一代，除了对前朝寺院加以整修、扩建以外，还先后兴建了两百余座新寺。这样，即使佛事昌盛，信众僧侣礼佛修行的需求仍可通过倍增的地面寺院来获得满足，所以这一时期，浙江地区开龛造像极少，文献仅见中唐陆羽所作《天竺·灵隐二寺记》中“有僧于岩上周围镌罗汉佛菩萨”一条，原迹现已无从查找；杭州以外地区，无论文献还是遗迹，均未见隋唐时龛像。 唐末，朱温篡朝称帝，建立后梁，割据两浙的钱镠因拥立有功，受封为吴越王。钱氏定都杭州，偏安东南，历代钱王崇佛、奉佛，以“保境安民”“信佛顺天”为国策，史载吴越国“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是以“东南佛国”之名广播华夏。寺院建设尤以国都杭州为盛，当时在杭州扩建、创建的寺院据文献可考者就有两百多座。大兴佛寺以外，钱氏王族亦于杭城内多处开龛造像。相传吴越王钱镠曾于后梁开平四年（910）在凤凰山圣果寺左石壁上镌西方三圣像及石罗汉像，查之现存遗址，罗汉像就其风格工艺而言，应为宋以后作品，而西方三圣像虽残损严重，但从仅存佛座等相关迹象判断，或确为吴越早期遗物（图6）。自此后，王室显要、达官贵人乃至平民百姓均仿效钱王，纷纷于西湖周边择地镌雕圣像，其中较著名且重要的地方有灵隐寺飞来峰以及凤凰山一带的慈云岭、天龙寺、烟霞洞等；同时受本土新创粉本样式如画僧贯休“禅月样”的影响，这一时期造像题材除西方三圣外，多为各式罗汉像。或许是因为国都的集聚效应，相关人力物力集中于杭州开龛造像，杭州以外地区基本未见有造像活动。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北宋诸帝，除徽宗朝外，皆重佛法，一方面规范佛教管理，僧官制、度牒制、赐额制日渐完备，促进佛教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又广建佛寺，大量铸像，推动佛教更为广泛地传播。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中有云：“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诗句可能略有夸张，但也可看出其时杭州城内佛寺林立，佛事兴盛，官宦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受此影响，浙江境内此时也是寺院遍布，僧众云集，佛教发展进入新的高峰期。受五代以来罗汉信仰的影响，这一时期，杭州地区民间造像依然以罗汉为主。 五代吴越至北宋中晚期，浙江地区造像中心移至杭州，省内其他地区鲜见雕造。现杭州以外地区可判断为北宋时期的造像主要为衢州市的两处文物点，分别是后祝村石刻观音及魏家村石窟造像，前者可通过文献记载判定，后者残像风格与杭州慈云岭北宋早中期地藏造像略有相似（图7）。惜两处造像均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对于具体题材判定有较大影响，仅可从文献中得知后祝村造像应为观音，这与长久以来民间观音信仰流行是吻合的，也反映了杭州以外地区信仰的区域性特点。 
北宋晚末，宋徽宗一改前风，专事崇道抑佛，佛教发展颇受影响。宋室南渡，定行在于临安（今杭州）。初，南宋朝廷延续了北宋时较为规范的管理政策，控制佛教的发展。统治阶级虽多有崇佛之策，但实际却对已有佛寺屡加侵占与摧残，除了在建设皇城时将凤凰山上的圣果寺、崇圣寺、梵天寺废变为宫廷禁苑，将祥符寺拆建为御前军器所外，当时杭州城内很多寺院还被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占为己有，成为各自的功德寺、香火院、殡所等，最终沦为私人花园。到了南宋中晚期，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轮流把持朝政，其人多佞佛，史氏奏请创立“五山十刹”之制，多予特权，使地面佛寺建设盛极一时，而浙江地区的开龛造像活动则暂时走入低谷。杭州地区现存最为知名的一龛南宋造像为飞来峰冷泉溪南侧之布袋弥勒与十八罗汉，这是典型汉地造像题材，将未来佛弥勒与汉地高僧布袋和尚契此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偶像形象，反映出此时外来佛教已完全汉化。杭州地区以外仅见宁波补陀洞天一处。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宁波补陀洞天造像为南宋名相史浩为其母开凿，题材为观音与韦驮。现造像为后世妆金改造，原凿已无法辨清。 宋景炎元年即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取杭州，三年后的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元朝统治者以藏传喇嘛教为国教，在杭州设立江南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任命喇嘛僧杨琏真迦为释教都总统，掌管江南佛教事务，浙江乃至整个汉地佛教受其影响，趋于衰落。因感念皇恩，元代僧人和高官显贵开始在飞来峰为皇帝造像祈福，杭州造像再次兴起，不过由于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原因，杭州地区造像以元朝统治者所尊崇的藏密梵像为主，汉传佛教形象因而传布至省内其他地区，主要是温州地区，有三处，分别是石佛山摩崖刻像、岩庵坑摩崖刻像、樟山摩崖造像。这些造像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线刻为主，这也可能是温州地区这一时期造像的地方特点，题材除佛、菩萨外，多出现比丘形象，岩庵坑还出现了汉地佛教禅宗祖师慧能的形象。另外一处元代造像位于台州临海括苍镇，即大岭石窟造像。此处为一大型石窟，原有造像5身，其中4身毁于20世纪60年代，现存1身菩萨像头部，菩萨戴花冠，面相浑圆，颧骨微凸，五官较立体，神似重庆大足地区南宋晚期菩萨像（图8）。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处造像雕凿于元至正元年（1341）或稍后。 
三、明清造像 明初，太祖朱元璋与成祖朱棣对汉地佛教多有支持。太祖仿宋制，设置各级僧官，加强对佛教的管控。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太祖诏谕曰：“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这其中，教寺与教僧是明代所独创的一类存在，主要为应对“瑜伽显密法事仪式”等世俗佛事，即为世俗人等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这表明佛教至此已与诸多民俗相结合，变得极为世俗化、功利化。元末战乱，很多寺院毁于一旦。明初，朝廷上下多专门予以支持重建。其后，明廷官方不复有热情，很多寺院逐渐毁弃，偶有民间自募，方得重生。明中后期，倭寇频犯，大肆破坏，大批寺院被毁，浙江佛教再受重创。 失去了高层的赞助与支持，明代杭州地区造像之风急剧衰落，目前已知的明代造像寥寥无几，与之相反，杭州以外地区的造像，无论是分布地点还是龛像数量，都大大超出前代，这或许与民间自发的民俗信仰和行为相关。目前已知明代造像的分布，遍及宁波、温州、绍兴、台州、金华等地，呈现出多点齐放的新局面，龛像数量占总数量的三分之一强。题材方面除了之前常见的佛、（观音）菩萨以外，再次开始流行罗汉与大肚弥勒的雕造，体现了佛教信仰日益多样化的倾向；还出现了对世俗人物的推崇，如宁波胡公岩，主尊为抗倭名将胡宗宪（图9），这应与其抗击倭寇、保境安民的功劳有关，对他的供奉体现了佛教法事供奉与民间信仰结合日益紧密且世俗化、功利化日盛的趋势。明代造像较之前代，面部日益无表情化，身形日益僵硬，身材比例日益失调，很多显得上身长下身短，纹饰雕刻日益粗糙，窟龛边界开始模糊，整体艺术水准下滑严重。 
清朝入关后，政治上大量继承沿用了明代政策，包括对佛教的管制。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皆崇佛，多有扶持佛教之举。康熙、乾隆帝多次南巡至杭州，驾临灵隐、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云栖等寺，题额、赐金、赐宝，大量佛寺由此得到重修和复建，极大推动了浙江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复兴。清中期以后，朝政腐败，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所到之处，对儒、释、道打击破坏严重，浙江佛教亦未能逃过此劫。 前期地面佛寺的复兴以及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使得杭州地区罕见清代造像，而在杭州以外地区却全面开花，宁波、温州、绍兴、台州、金华、湖州、舟山等七地清代均有雕凿，龛像数量占总数量的近一半。清代造像除佛、（观音）菩萨、罗汉、大肚弥勒以外，道教造像和民间保护神如佛岭姑娘（图10）的出现，再次印证了自明代以来，佛教法事供奉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并且日趋功利化。清代造像多以线刻和浅浮雕为主，窟龛边界愈发不明确，大部分造像较明代显得更为僵硬、粗糙，身材比例更加失调，少部分表情更加呆板。 
大部分明清造像可以看出有长期供奉使用的痕迹，大多妆金或妆彩，可能是所在社群日常礼拜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四、民国及其他造像 清末民初，诸多进步爱国人士在寻求救国真理时，曾尝试找到了佛学。梁启超曾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浙江佛教界素有爱国主义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佛教界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救亡作出诸多贡献。僧众们或为抗战积极宣传鼓舞，或组织制作各种物资慰问前线将士，或组织救护队奔赴一线救死扶伤，浙西禅源寺作为战时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驻地，僧众更是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战，直至寺院被日本侵略者炸毁。 台州文信国公大忠祠第2号龛就是一处民国时的造像题刻遗迹，包括一组八仙造像和一处“卫乡报国”抗战标语（图11），这类题材的出现应与当时抗日战争大背景有关，这与宁波明代胡宗宪造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去以上各历史时期造像以外，温州市石马山岩画是一处比较特殊的遗迹。此处岩画为线刻，表现有塔、比丘、佛等形象，并且刻有永定年号，有学者认为此应为南陈年号，但岩画风格明显与同时期绘画雕塑以及刻划艺术风格不符，故对于此处遗迹年代的判定还有待未来更多证据的发现。 浙江省石窟造像自南齐永明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后绵延上千年，对这些龛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浙江佛教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在浙江乃至南方地区流布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我们厘清佛教艺术中的外来因素与本土创作，从而进一步阐明佛教艺术本土化、中国化、东方化的进程。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佛教思想、艺术以及民间信仰发展传播的规律提供有益的帮助。 【书名】《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编纂；上册 魏祝挺 郑嘉励 编著；下册 崔彪 陈晶鑫 编著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