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7日，由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学刊》编辑部承办，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明交流互鉴中心（筹）协办的的“第二届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世界与浙江 2024年9月7日，由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学刊》编辑部承办，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明交流互鉴中心（筹）协办的的“第二届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世界与浙江”在杭州顺利举办。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沈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查志强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中外多所知名高校、科研机构、重要期刊编辑部的学者、科研人员和编辑人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沈坚教授在致辞中代表浙江省历史学会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并由衷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他指出，本次研讨会“丝绸之路与浙江”“东亚与浙江”两大主题精准描绘了浙江在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地位与浙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交融及其双边影响，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主题丰富、质量优异，将对浙江历史学界乃至国际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  沈坚致辞
查志强院长代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等机构在文明交流互动研究上的诸多成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为当下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清晰的现实关怀。
查志强致辞 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学刊》总编辑田明孝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后，进入分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丝绸之路与浙江”、“东亚与浙江”两大主题，分为A、B两组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学术研讨，展示了亚洲文明互鉴过程中，宗教、商业、政治与文化的复杂交织，突显浙江作为中西交流节点的地位，为进一步阐明亚洲各国间丰富多彩的交流乃至研究全球化早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此，会议在两大主题之下，分设“多元的亚洲交流场域”、“中古浙江的外来人群与对外交流”、“浙江与敦煌”、“文明交流视野下的东亚佛教”、“东亚交流中的文化与器物”、“浙江人士的对外交流活动”以及“东亚的跨国文化网络”等七个分主题，更加深入探讨浙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角色。A组第一场讨论由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主持。亚洲国家在历史上有着通过多元方式进行文明对话的深厚传统，该场论文便描绘了中古以来亚洲地区丰富多样的跨文化交流场景。暨南大学教授马建春的论文《元代杭州西域移民社区的形成及影响》探讨了元代杭州西域移民的聚居及其对当地的影响。在元代，杭州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城市，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在此共处。西域移民中既有政府官员、文士，也有商人、教士和军士。他们形成了各自的社区，保持了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习俗。这些移民对杭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作者分析了西域人如何通过宗教、经济活动以及地方行政职能融入杭州社会，展示了元代多元化社会的复杂性。浙江大学教授刘迎胜《元大都饲养的猛兽：以“豹”为中心》同样聚焦于元代，研究了元大都皇室饲养豹的历史及其用途。元朝统治者将饲养猛兽，特别是豹，作为国家仪式和狩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分析文豹在宫廷礼仪、围猎中的作用，探讨其如何成为皇室和贵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章还提到了驯豹机构以及驯豹人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并通过文献和诗歌的引用，描绘了这些猛兽在当时社会中的象征意义。爱知县立大学教授丸山裕美子《日本正仓院藏圣武天皇宸笔<杂集>中的越州文化》则通过对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杂集》进行分析，探讨了越州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杂集》由圣武天皇亲笔书写，是天平胜宝年间（756年）向东大寺大佛供奉的珍宝之一。文章详细介绍了《杂集》的内容、形式及其书写特点，展现了圣武天皇的书法风格与越州文化的交汇。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该文本如何反映出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佛教经典与书法艺术方面的影响。 
A组第二场由广岛大学教授荒见泰史主持。中古时期的浙江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不断增强的经济、政治地位，逐渐成为了亚洲文明交汇的重要枢纽。本场学者关注的正是中古浙江人群的多元样态，并从中分析此种现象形成的制度与经济基础。大阪大学教授荒川正晴《唐代の過所と行牒について》分析了唐代日本僧人入唐时使用的通行证——过所与行牒。作者详细探讨了唐代交通系统中这两类通行文书的不同作用及其在跨国文化交流中的意义。通过对实际文献的分析，文章阐明了唐代通行证制度在官方和私人的交通活动中是如何运作的，揭示了过所与行牒在促进交通便利、保障外交和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浙江大学教授冯培红《粟特人在浙江》探讨了粟特人在浙江的活动。自东汉末年以来，粟特人逐渐在浙江定居，尤其是湖州和越州地区形成了重要聚落。粟特人不仅参与商业活动，还在浙江地区担任官职。湖州的康氏和曹氏家族在粟特移民中颇具影响力，尤其在越州建立了显赫的家族声望。睦州虽未形成粟特聚落，但因官职和贸易来到此地的粟特人也不在少数。粟特人的活动推动了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并在浙江形成了多元文化交汇的场景。新疆大学副教授何卯平《丝绸之路上的胡人与宋元宁波道释画》讨论了丝绸之路上胡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宁波的佛教绘画中的呈现。宋元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的衰落，“胡人”在宁波的道释画中出现更多与西夏、党项等少数民族相关的形象。这些胡人形象反映了宋朝与邻国文化交流的现实，如梁楷的《出山释迦图》中便融入了西夏文化元素。文章还分析了宁波道释画在宋元宗教艺术中的独特地位，展示了跨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A组第三场由浙江大学教授余欣主持。古代浙江与敦煌之间的往来是本场论文探讨的重点。敦煌研究院研究院马德《从敦煌到浙江：昙猷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展示了昙猷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讲述了敦煌高僧昙猷的佛教贡献。昙猷在早期从河西南下至江浙，弘扬佛法，对浙江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修习禅定，苦行修道，被认为是早期禅宗的奠基者之一。昙猷在浙江的弘法经历，尤其是在石城山和赤城山的修行和建寺活动，使得他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传说和宗教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宝玉《越州与敦煌之间——晚唐游宦文士张球的传奇人生》以晚唐文士张球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在敦煌和越州之间的经历为线索，串联起敦煌与越州之间的文化、人员往来。张球出生于越州，但在敦煌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曾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四十年。张球的诗文和书法作品大多存于敦煌文书中，表现出强烈的敦煌文化色彩。他不仅是越州的文士，更被认为是敦煌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龙成松《从诸暨到敦煌：敦煌写卷<越州诸暨香严寺经藏记>的创作与旅行》通过研究敦煌文书中的《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揭示了唐代越州佛教在敦煌的传播过程。文章分析了这一文献的写作背景，并详细讨论了其传播路径。尽管具体的传播途径已不可考，但文章推测可能与当时的文化交流和宗教活动密切相关。作者还强调了敦煌与越州之间文化联系的特殊性，认为该文本的传播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旅行”，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播的复杂性。京都大学教授辻正博《唐狱官令复原条文的再检讨》重新审视了宁波天一阁藏《天圣狱官令》的相关条文，探讨了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应用。通过对残存文献和宋代律令的对比，作者在唐令的复原以及断简和典刑的用词解释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法律条文如何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处理重大案件时的衙门决策过程。浙江大学博士后张美侨《日本舶来品中的经帙与经箱：从大唐到杭州》关注日本正仓院中保存的经帙和经箱起源与传播。奈良时代的经帙大多源自唐朝，而元代的经箱则以杭州为出产地，显示了宋元时期杭州在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元代后期民间贸易的兴起，这些宗教器物从官营转向私人作坊制造，展现了物质文化在中日佛教交流中的流转与演变。 
A组第三场 A组第四场由京都大学教授辻正博主持。东亚佛教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外交流的突出成果，也是推动文明交流的主要动力之一。本场学者便重点探讨了佛教在东亚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重要角色。浙江大学教授刘进宝《智者大师与法华经》聚焦于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与《法华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他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贡献。文章分析了智者大师如何通过对《法华经》的讲解和传播，将其作为天台宗的核心经典，并影响了后世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智者大师不仅赋予了《法华经》更广泛的理解，还将其推广到整个佛教界，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广岛大学教授荒见泰史与广岛工业大学准教授桂弘的论文《法华信仰及其日本的灵验记》探讨了《法华经》在日本的信仰体系，特别是与灵验记的关联。文章首先介绍了《法华经》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其思想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影响。接着，作者分析了日本对《法华经》信仰的接受过程，并通过多个灵验记故事展示了这一经典如何影响日本佛教信徒的日常生活和宗教实践。浙江大学教授余欣《从敦煌到吴越：投龙仪式再考索》聚焦于道教的投龙仪式，探讨了其从上古天道信仰到唐宋时期国家祭祀礼仪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吴越国新发现的投龙文物和敦煌文献的重新考察，作者分析了这一仪式如何在道教、佛教以及帝王信仰中获得重要地位。投龙仪式最初为私人修道活动，后演变为国家礼典，象征着人与神的盟约，具有祈福、延命等功能。大和文华馆学艺部课长泷朝子《吴越国的线刻镜在浙江与日本》比较了吴越国线刻镜在中国浙江与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吴越国时期，线刻镜在浙江的制作技术非常成熟，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并在10世纪后期传入日本。这些线刻镜的艺术风格和技术与吴越佛教密切相关，在视觉效果上通过线刻展现宗教图像。日本平安时代的线刻镜受到吴越国的影响，并在佛教信仰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跨文化交流显示了佛教在东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上海师范大学讲师梁辰雪《招魂：从佛教伪经到阴阳道祭祀》通过探讨《招魂经》及其在日本的传播，揭示了这一伪经从佛教文本演变为阴阳道祭祀的重要过程。《招魂经》最早见于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伪经目录，内容涉及为亡魂或活人召回魂魄、解除厄运。日本平安时代以来，阴阳道的祭祀仪式将其融入其中，用以招魂复魄治疗疾病和祈求平安。文章指出，虽然这一仪式后来发展成为阴阳道的核心祭祀，但其最初受到中国佛教和道教传统的深刻影响。 
二、东亚与浙江 B组第一、二场讨论分别由浙江大学教授杨雨蕾、浙江大学教授王海燕主持。在这场讨论中，学者关注了东亚诸国间文化与物质的流通历史，从中揭示了文明交流过程中呈现的丰富形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纯艳以《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与基本特性》为题，探讨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演进过程及其基本特性。作者将中国的海洋文明划分为发轫初兴、趋于成熟和曲折发展三个阶段，指出其特性包括国家管控下的民间发展、包容开放、和平互利等特点。文章强调了海洋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其演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制度、贸易、信仰等，展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延世大学教授许敬震《浙江省圖書館所藏 許蘭雪軒詩集을 통해 본 韓國、中國、日本의 出版交流》（《从浙江图书馆藏许兰雪轩诗集看韩国、日本、中国的出版交流》）研究了浙江图书馆藏的许兰雪轩诗集，揭示了明清时期朝鲜半岛、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出版交流。文章以许楚姬诗集为例，探讨了三国间文化交流的途径及其影响。许楚姬诗集的出版不仅在中国早于朝鲜，而且还受到浙江作为出版中心的重要影响，展现了三国在文化传播中的紧密联系。神户女子大学教授山内晋次《硫黄流通史研究からみた日本と浙江》（《从硫磺流通史研究看日本与浙江》）从全球史的视角，分析了硫黄作为火药原料的流通对东亚历史的影响。作者详细探讨了宋元时期日本向浙江出口硫黄的情况，指出这条硫黄之路不仅促进了军事科技的发展，还加深了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堀裕《唐宋における日本天皇と施主 —南と北》（《唐宋的日本天皇与施主——南与北》）以日本天皇、皇太子对天台山与五台山的信仰为线索，探讨了7至11世纪日本天皇、皇太子二者与中国唐宋佛教文化的不同关联。早期，日本天皇并不直接关联日僧在唐的求法巡礼活动，然而，9世纪后，日本天皇、皇太子派遣僧侣到天台山、五台山等地巡礼及举行法会，显示出平安时代日本皇族对唐朝佛教的认知与吸收。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尤其指出平安时代日本皇太子对天台山的重视，相对而言天皇则对五台山比较重视，反映出古代中日佛教交流的多样性。早稻田大学教授田中史生《九州の薩摩塔と浙江の石塔》（《九州萨摩塔与浙江石塔——以铭文比较为中心》）通过比较九州萨摩塔与浙江石塔的铭文，探讨了两者在设计和信仰上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萨摩塔是13-14世纪出现在九州地区的石塔，其造型被认为受到浙江石塔的影响。文章详细分析了志々木神社的萨摩塔与浙江丽水霊鷲寺石塔的结构和铭文，指出13-14世纪宋元石塔文化及其内涵的信仰对九州地区影响的可能性。放送大学教授近藤成一《径山复兴に使われた日本の木材》》 （《径山重建使用的日本木材》）描述了日本僧侣、商人对于浙江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复兴所起的作用。径山寺在13世纪的一场大火中被毁后，日本僧人圆尔通过宋商谢国明从日本运送木材支援寺院的重建。文章通过分析径山僧侣写给圆尔的尺牍，力图还原当时的木材寄赠及径山接受木材的实态，以说明谢国明在木材寄赠中的历史作用。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伍显军《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介绍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朔门古港作为中国宋元时期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规模庞大，结构完整，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包括瓷器、铜铁器、漆器等。这一遗址的发现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港口建设有重大意义，还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B组第三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纯艳主持。浙江作为中国对日、韩交往的重要节点，许多浙江人士自然在东亚各国的外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场学者正聚焦于这一点，探讨东亚视域下古代浙江僧侣的对外活动的多样性。
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郭万平《“庸僧”抑或“猾商”：东亚视域下宋僧净源的多面人生》通过宋代僧人净源的生平，探讨了杭州慧因寺（高丽寺）在东亚佛教交流中的重要性。净源不仅是华严宗的复兴人物，还与高丽王子义天等僧侣以及东亚海上贸易网保持密切联系。文章揭示了净源的多重身份，既是佛教僧侣，也参与跨国商贸活动，反映了宋代佛教与东亚商贸的复杂互动。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吴志坚《<诸蕃志>中的海上世界》分析了《诸蕃志》所描绘的12至15世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跨洋贸易模式的变化。文章讨论了季风、洋流、航海技术和商品流通对跨洋贸易的影响，并特别提到了胡椒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文章还论述了阿拔斯王朝、蒙古西征、伊斯兰化对贸易模式的推动作用，以及这一时期红海和波斯湾路线的变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江静《赴日明朝外交僧的文化活动》通过研究赴日外交僧的文化活动，揭示了他们在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佛教僧侣在外交与文化交往中的独特身份与影响力。浙江工商大学讲师成晓雪《义乌景德寺遗址窖藏银质造像考识》通过对银质造像的材质、工艺、风格以及铭文的分析，还原其造像形制的来源以及铸造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
浙江大学教授王海燕《傅大士信仰的东传》分析了浙江本土的傅大士（傅翕）信仰在东亚，尤其是日本的传播以及日本天台宗对傅大士的重视。傅大士信仰在9世纪传入日本，日僧最澄著《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傅大士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法脉传承的一部分，显示出最澄对于傅大士形象的吸收与再塑造，同时也说明了傅大士信仰是浙江地方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之一。 
B组第三场 （三）东亚的跨国、跨地区的文化交流网 B组第四场讨论由浙江图书馆吴志坚主持，该场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东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的交流碰撞历程，关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的文化互鉴与思想交流。 南通大学副教授千金梅《1765年朝鲜冬至使与杭州学士的尺牍交流》介绍了1765年随同李氏朝鲜冬至使的文人洪大容在北京期间与三位杭州学士的交流。他们的交流并没有停留在相见时的讨论，而且还通过频繁的尺牍往来，促进了两国文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此后，他们通过诗文唱和、互赠书籍等方式继续交往，推动了两国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浙江大学教授杨雨蕾《19世纪中叶浙江文人沈秉成和朝鲜使臣交游考》叙述了19世纪中叶浙江文人沈秉成与李氏朝鲜使臣申锡愚、朴珪寿等人的文化交往。沈秉成通过诗文、书信、赠送礼物等形式，与朝鲜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章以此为例，强调这种文化交流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界限，展示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下的“心性之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立望《晚清琉球官学生与琉球教习——以孙衣言为中心》探讨了晚清时期琉球官学生与中国的教育交流，特别是琉球教习孙衣言的生平与贡献。通过分析孙衣言的诗文集及其同时期的档案文献，文章揭示琉球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及琉球官学制度的运行情况，反映了晚清时期中琉关系的文化与政治复杂性。放送大学准教授小二田章《清末杭州留学生与杭州社会》以小山松溪为例，研究了清末时期日本留学生在杭州的活动以及杭州社会的反应。文章通过分析小山松溪的求学经历，显示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端木迅远《近代日本眼中的浙江——以<支那省别全志>浙江卷为例》从东亚同文会负责编撰的《支那省别全志》出发，探讨此书编写的体例、内容及其背后的目的。文章指出，《支那省别全志》从异国的角度记载，内容丰厚、资料详实，即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服务，为日本扩大在华利益提供参考，也凸显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趋向。 
B组第四场 研讨会闭幕式由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乐启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冯培红与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王海燕分别作为与会学者的召集人对分组讨论的成果作总结，浙江省历史学会秘书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立望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冯培红教授对组内各位学者的发言做了精要的概括，他指出，本组论文紧紧围绕“丝绸之路与浙江”，关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与浙江之间深刻的相互影响，议题高度集中，内容互有交叉，讨论十分深入，对日后中外互鉴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王海燕教授认为，本组以“东亚与浙江”为主题，重点关注东亚诸国、诸地区之间的人与物的流动，充分体现了浙江在中外交流中的节点地位。与会学者论文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研究面广泛，研究视角多样。并且讨论热烈深入，达到了举办会议的交流宗旨。 
最后，徐立望研究员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价值与意义，他指出，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与会学者卓越的学术水平与广博的学术视野，必将推动中外交流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同时，他对冯培红教授与王海燕教授的辛勤付出，浙江大学古代史所与世界史所等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科学战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期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表示真挚感谢，并祝贺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徐立望作会议总结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