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临安后，面海立国，临安水运交通日益发达。内河航运主要有城北和城南的两条线路，城北的两条是经由上塘河、下塘河，在平江府（今苏州）合流，通至镇江；城南的两条在南门外分道，一条通往明州（今宁波），一条经严州（今建德）或衢州到达徽州。谷物的输入以北路为主；燃料、油脂、畜产品、鱼类、嗜好品的来源以南路为主。而通往明州的航道即是浙东运河，连接海运，明州当时是重要的外贸港口。除可通向沿海各港口外，还以杭州湾的澉浦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港，海外远航来船长年不断。

浙江大学教授邹身城认为，杭州的开港始于北宋。至南宋时，随着商业日益发达及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对外贸易更加繁荣。由于杭州濒海，南宋政权建都杭州比起隋、唐、北宋等政权建都于内陆，在海运方面便利得多，所以南宋的海外贸易规模远超北宋。市舶司的收入约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早在宋高宗时，市舶收入就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时最高额的两倍多。宋高宗赵构对此曾欣喜地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政权通过采取奖励措施，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形成了“东南之利，舶商居其首”的局面。

当时，澉浦港里建起了专门打造出海大船的造船基地。一船海舶的载重可达5000料，约相当于315吨的载重量。大船装货外，还可载客二三百人。这些船队浩浩荡荡地往来于日本、高丽、印度、波斯等国。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葩珍卉，源源不断地运来杭州，而杭州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以及内陆通过杭州转运出口的货物，均可通过澉浦港流向海外各国。

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均由市舶司管理，这个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杭州的市舶司最早设在城东南面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后移至城北的梅家桥（今梅登高桥一带）。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建有“塌房”（仓库）数十所，共计栈屋数千间，专门租借给进口商和出口商堆货之用。这些塌房大多四面环水，以防火烛和偷盗，并便于驳船运货。

为了扩大进出口贸易，南宋朝廷还出台“招商引资”规定：凡市舶纲首能招引进口货、抽解物货累计达5万贯，可以补官。当时临安有一个叫蔡景芳的招引贩来货物净利收入高过98万余贯，朝廷为实现承诺，于绍兴六年（1136）授予他为承信郎。

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利用季风，再加上航海术、造船术的进步，航海变得越来越便捷，从明州（今宁波）到日本博多（今福冈）之间的航行仅需一星期左右。宋孝宗时，入宋求法的日本临济宗开山祖师荣西于1168年四月十八日出海，二十五日就已经在明州登陆了。

通过几代人苦心孤诣的打造，到了宋理宗的时候，海外贸易已经占到南宋经济的三分之一强。南宋以前，与中国通商的国家不到20个；南宋大开海贸之后，通商国家激增至77个（见《诸蕃志》）。当时输入中国的货物超过400种，约为北宋时的9倍。无数艘大型海船上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在绵长的海路上往返穿梭，给东西方带来了财富和文明，这不仅创造了一个王朝的经济、文化奇迹，也造就了“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夜市未央，早市已荣”的民间经济繁荣景象。

但是大海毕竟是变幻莫测的，海上航行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海难。前几年打捞的“南海一号”沉船就是南宋初期从泉州港驶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在广东阳江海域失事沉没的一艘木质古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古代科技水平有限，当然无法像今天那样对海难作出准确的预警和防范，于是，他们只好将对平安的祈求寄托给神灵。杭州久有祭钱塘江潮神的习俗，吴山上的潮神伍公庙创建已有两千多年，据说是杭州最早的一座庙宇，里面的《伍子胥庙铭》还是北宋时期王安石撰写。然而，伍子胥能耐再大，毕竟只在江中发挥神通，管不到海上去。要祈求海事顺畅，还得祭海神。

“祭海神”不仅是当时民间百姓越来越热衷的行为，还得到了南宋皇帝宋理宗赵昀的认可。宋理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在朝野一些人看来，其继位过程颇有些不明不白，所以，宋理宗也一直为自己的“正统性”感到焦虑。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位绍兴府山阴出身的官家是颇相信这一套的。然而，国家的祭祀都是有定制的，关系到国运，不能随意做文章。宋理宗思谋良久，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海神。他认为，南宋定都杭州，地处东海之滨，要巩固半壁江山，必须得到海神的庇佑。临安府虽不濒临大海，但坐拥钱塘江，可以通海。此外，由于当时陆路被金、西夏等敌对国家封锁，南宋只好大力发展海运贸易，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海上贸易之路以充实财赋、维系政权运转。因此，祭海神这一行为从国家层面来说，是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壮大和统治者对其之依赖。

海神当然不是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而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海神，所谓的“四海四渎”。古人认为，大地的四面都是海洋，且四海都有神灵主之，即所谓四海之神，四海当然是指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渎则是江渎、淮渎、河渎、济渎，也即长江、淮河、黄河、济水四条内河的神。

宋理宗主意已定，那么接下来就是选址并建立祭坛神庙了。宋理宗看中了当时杭州东青门（今庆春门）内潮鸣寺附近、太平桥东的一个地方，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海神坛。

有关南宋海神坛的记载，最早见于《咸淳临安志》卷三，《梦粱录》卷十四也有记载：“海神坛，在东青门外太平桥东，祭江海神，为太祀，以春秋二仲遣从官行望祭礼。”——宋朝平定四方以后，重新赐封，建立宋朝皇帝与岳镇海渎神灵的统辖关系，以昭显“天子之命，非但行于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职也，百神亦受其职”。原本岳镇海渎属于中祀，低于天、地、宗庙、五帝等大祀，而高于山、川、风、雨等小祀。宋理宗把海神提高，超过了内河的四渎之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成为大祀，居于水上神灵体系中的最高位。

▲太平桥

据清代厉鹗《东城杂记》记载：“淳祐十二年，有旨：中兴以来，依海建都，宜以海神为大祀，下太常议祀，诏守臣马光祖建殿望祭。自宝祐之元岁，以春秋二仲，遣从官行事。”

宋理宗选择的海神坛基址在东青门内、太平桥之东，地近城曲，平远虚旷，当时还能望见西湖诸峰，倒是一个设坛祭祀的佳境。太平桥的历史很悠久，民间传说是唐初名将尉迟恭建造仙林寺后，又造太平桥。但考诸历史，寺与桥并非建于初唐。不过，传说是历史朦胧的影子，也从侧面反映了桥的古老。此桥究竟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南宋初年的史册中已经有了这座桥的相关记载。传说太平桥南，河中有深潭，潜有黑龙，时而腾空作乱，危害乡民，有僧名普觉者，日念大悲咒镇之，遂安。以后，由“黑”转“漆”，又由“漆”讹为“七”，地名就变成了七龙潭。太平桥至今尚存，已经改建为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廊桥，可以为行人遮风挡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附近曾经是南宋海神坛所在的地方了。

当时的临安知府马光祖得到宋理宗的诏令后，不敢怠慢，好在宋室南渡后百废待兴，许多官员都成了“基建专家”，连宫殿都造了那么多，建庙设坛当然更不在话下。而且，当时杭州籍的大科学家沈括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成《南郊式》一书，一共一百一十卷，对郊祭的形制、规章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后世官员只要依样画葫芦就可以了。

于是，太平桥一侧开始大兴土木，方圆数里之内广植树木，建造园林和亭阁，布置彩绘、雕刻等装饰，然后又筑起高高的祭坛，坛下围上巨大的帐布……短短的几个旬期，一座宏伟壮观的海神坛便拔地而起。当时的南宋画院就在东园的园前街，画院里的待诏画师们纷纷来此写生作画，城里的百姓也络绎不绝地赶来观看。一时间，竟成了临安城内的年度热门打卡点。

宋朝沿袭了隋唐三祀制度，规定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前文提到的宋理宗下发的诏书就是把原本列入“中祀”的四海、四渎和属于小祀的各种江神、涛神、潮神、水府神上升到了与昊天上帝一样的高度。

在当时人看来，海神坛设在太平桥当然是个很好的选择，光“太平桥”这一名字听着就好，寓意为大宋祈求千年太平！在宋理宗的心中，这实在是一处寄托着南宋国运的所在了。然而，遗憾的是：海神祭祀最终没能挽回南宋的国运。

风云变幻，又过了二十几年。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三月，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在钱塘江边安营扎寨。不了解南方天文地理情况的蒙古人，把大营安在了宽阔的钱塘江滩涂上。南宋军民看到后，暗暗心喜，满心期望着潮神伍子胥的“神兵”将远道而来的蒙古铁骑卷去江中喂鱼虾，但钱江潮偏偏在那几天未曾“守信”前来！

清代厉鹗《东城杂记》“海神坛”一条里有如下记载：“元起沙漠，未几，巴延（今译伯颜）之师且驻江上，海潮三日不至，神之凭依，果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