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之江畔富阳市新桐乡，有两座相去不甚远的古墓，其一在新桐乡包家淇村，为清代名臣董邦达之墓，另一在新桐乡蛇浦村，为董邦达之子董诰之墓，正对龙门山。

董氏父子在乾隆、嘉庆年间，可谓是接踵而相，荣耀无比。数百年后，他们的书画作品在各大拍卖行成为炙手可热的收藏品。2002年，董邦达的一本《田盘胜概图》在拍卖中拍出了572万元的天价；2005年，在嘉德行秋拍中，董邦达的《雪后悦心殿诗意图》以498万元成交。董诰的作品更是青出于蓝，2006年秋季，在拍卖中，董诰的《春景山水花卉册页》以1650万元高价成交。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浙江富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时家贫，随为医生的祖父读书识字，17岁时就考中秀才。雍正元年（1723），年仅24岁的董邦达被选拔为贡生，在京师获得了时任户部尚书励廷的赏识。在励廷的推荐下，董邦达踏入仕途而成为一名七品的小京官。然而，这样一名年幼时便一鸣惊人的才子却大器晚成，雍正十一年（1733），董邦达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而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不惑了。

▲董邦达

在清代，中进士入翰林往往意味着飞黄腾达。乾隆三年（1738），董邦达被委以江西乡试考官，因处措得当，回京后又被授于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南书房为皇帝之秘书机构，清代为架空内阁，前有南书房，后有军机处，皆为典掌机要之重职。董邦达得入南书房，足见乾隆皇帝对其的赏识和信任。未几，以母忧归。按惯例，官员丁忧，守孝3年。但一年之后，董邦达就被召回京师入直。乾隆十五年（1750），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乾隆二十七年（1762），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乾隆二十九年（1764），调礼部。乾隆三十一年（1766），调还工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仍调还礼部。

可以说，在成为进士以后，董邦达一路官运亨通，从一个七品小京官一路直升为御史尚书，这恐怕与他的才学有着莫大的关系。

董邦达能诗善文，且工书善画，乾隆皇帝经常委以修书重任。乾隆九年（1744），董邦达奉命与梁诗正、庄有恭、陈邦彦、张照等人同修《石渠宝笈》。《石渠宝笈》是一本书画著录书，首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共44卷，后又续出二编、三编。书中所录皆为清朝宫廷所藏字画，这本书价值非常高，以至于现代诸多书画收藏家都将这本书的记录作为鉴定藏品的依据。

董邦达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但他的画却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康熙皇帝最喜欢明朝华亭派画家董其昌的画，乾隆皇帝事事以乃祖康熙为榜样，对于书画一道，品位也与康熙颇有相似，亦好收藏董其昌等人的名作。董邦达沿袭了宋元以来文人山水画的风格，远师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四家”，近学董其昌与“清初四王”。恰恰与乾隆皇帝的喜好口味相投。今人所藏的董邦达画作中，多为“臣字款”的画，在清朝，这些画是为“进上”所作，董邦达仕途的一帆风顺恐怕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董邦达喜用枯笔、干笔，墨色淡雅，笔法沉稳而不失流动，构图缜密繁复而无刻露之弊，因此受到乾隆皇帝极高的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邦达还是绘西湖十景最多的画家。在《石渠续编》和《石渠三编》中，至今仍保存有董邦达所绘《西湖十景图册》。乾隆皇帝为图题诗赞扬说：“岂如即景写西湖，图绘真形匪近似。”这些图册成为研究清代杭州西湖宝贵的原始材料。

乾隆皇帝给予董邦达的画以极高的评价，他将董邦达与南派的两位前辈大师董源和董其昌相提并论，他说：

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

前称北苑后香光，艺林都被卿家占。

乾隆三十四年（1769），董邦达因为年老乞致仕，但乾隆皇帝仍然下旨挽留：

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唯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

保留官职，给予假期调理，这样的殊荣足见乾隆皇帝对董邦达的宠遇程度。不久，董邦达去世，乾隆皇帝赐祭葬，谥“文恪”。

董邦达在乾隆五年（1740）45岁之时，得子董诰。中年得子的董邦达对此子寄予厚望，因此亲延名师教导，董诰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打下了他成为乾嘉之交名臣的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23岁的董诰参加科举，一举而得一甲第三探花。乾隆皇帝因为其为大臣之子，改为二甲第一。在乾隆年间，父子迭为朝廷重臣的，除了军功卓著的外戚傅恒与福康安父子、两代大学士的刘统勋与刘墉父子以外，就数董氏父子。董诰在中进士后，旋即被选为庶吉士，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未几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直南书房，“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乾隆四十年（1775），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刑两部侍郎，兼管兵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乾隆四十四年（1779），董诰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从而进入了清朝的权力中枢。乾隆五十二年（1787），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

▲董诰

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被平定。乾隆五十八年，廓尔喀也被平定，乾隆朝的“十全武功”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了表彰在这两次战争中“殚精竭虑”的功臣，乾隆皇帝特赐福康安等人“图形紫光阁”。这是清朝仿效唐太宗凌烟阁功臣图的举措，而董诰作为军机大臣，也获得了这一项殊荣。

董诰家学渊源，于书画一道也有颇高的造诣。乾隆三十二年（1767），董诰被特别招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足见其书法水平已经为乾隆所赞许。今浙江博物馆藏有董诰所绘《西湖十景图》，保存完整，品相较好，笔法浑厚精微，与其父一脉相承而颇有创新。

但是，董诰的书画才华却被他的政治才能所掩盖，后人更记得的是他与和珅的斗争经历。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清史稿》记载他：“少贫无藉，为文生员”。可见是一个失意落魄的旗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承袭了祖先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入宫当了三等侍卫。和珅的升迁，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才干有关系。他仪表堂堂，为人机灵敏捷，又略有文采，精通蒙满藏语言，所以就尤其为乾隆所喜爱。在乾隆朝后期，和珅的升迁速度就像火箭一样，职务最多的时候，担任军机大臣，主管财政经济、人事、外交民族事务，北京崇文门税务，皇家内部事务，四库全书编撰，正白旗侍卫等等，可以说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控制了朝廷的各大重要部门。

乾隆曾经阐述他的用人原则：“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二者不可得兼。才胜于品，一时涂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必难以驾驭；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乾隆在用人上注重德才，但也要注意，乾隆话中有话，他更注重的是容易“驾驭”。所以乾隆晚年，就提拔了和珅这样背景不厚、根基不深的代理人作为他的亲信重臣，以达到他“乾纲独断”的目的。所以，乾隆与和珅事实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乾隆需要和珅来帮助他控制中枢朝政，为他搜罗钱财，为他操办国事；而和珅则需要乾隆为靠山来保住他的荣华富贵，所以乾隆对身边这只硕鼠睁一眼闭一眼，大加恩宠，而和珅也确实在竭尽所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孝敬乾隆。

乾隆晚年，乾隆日益认识到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的有效作用，对立储的事情讳莫如深，即使是和珅这样的近臣，也摸不透乾隆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思。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进行秘密立储，而和珅负责考察各皇子，他并不知道永琰是内定的皇子。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宣布传位前夕，和珅才知道，原来皇帝心目中的太子是永琰，他立刻向十五阿哥送了一柄如意，提前泄露消息。嘉庆即位后，和珅却没有去巴结新皇帝，反而觉得新政权中军机处内阁不依附自己的人太多，他觉得很孤立，于是他继续依靠太上皇乾隆来压嘉庆。嘉庆的师傅朱珪担任两广总督，乾隆有意招入北京担任大学士。嘉庆听说后，就写了首诗给师傅表示祝贺。这首诗被和珅拿到后，立刻报告给太上皇乾隆。乾隆一听，就以为嘉庆是在私自树恩。

乾隆在退位以后，仍然抓住权力不肯放。这件事对乾隆来说是很犯忌讳的事情，对此，他特别问董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董诰为嘉庆皇帝辩白：“圣主无过言。”乾隆默然，良久后告诫：“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于是，超拜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兼管户部。当时和珅权势熏天，朝廷上下，只有王杰、董诰、刘墉等人不与之合流同污。

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对和珅的处置，而董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再次入直军机，晋太子太保，寻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如故。董诰在嘉庆初年登上了仕途的巅峰，成为嘉庆皇帝的亲信大臣之一。

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了天理教起义，以林清为首的起义军攻进了紫禁城。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皇帝仓促抵抗，而嘉庆皇帝此时正在从承德避暑山庄回京的路上。朝廷扈从大臣听说此消息以后纷纷提议出兵围剿，而董诰却临危不乱。他镇定自若地表示：“叛乱很快就将平定。”果然，不久就传来起义被镇压的消息。

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请求致仕，不许，改管兵部，未几，复命管刑部。二十三年（1816），再疏乞休，许致仕食全俸。是年，董诰去世，赠太傅，谥文恭。嘉庆皇帝亲临祭奠，赐金治丧。见董诰父子两代“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御笔写下了“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的诗，高度表彰了董氏父子的高风亮节。

富阳作为董氏父子的家乡，建有董公祠，纪念其父子。如今，这祠堂已经修复为二董纪念馆。门前的一联云：

天地有情长若春日，水月无事自见清流。

无论是“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董邦达，还是“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的董诰，以其书画成就和政治功业而言，都值得后人所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