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档案

张剑光，1964年生，上海嘉定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著作《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唐五代农业思想与农业经济研究》《唐五代经济与社会研究》《江南城镇通史（六朝隋唐五代卷）》《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上海通史（第3卷）》（与陈磊合著）、《中国抗疫简史》等，主编《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文化典籍》（第一、二辑）等，参与《全宋笔记》《五代史资料汇编》《上海乡镇志丛刊》等大型丛书的点校整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江南史、历史文献学。

▲张剑光

问：1980年，您进入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大三的时候转入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之后，您考入程应镠先生门下读研究生，跟随北京大学王永兴先生学习隋唐史。请您谈谈这段求学经历以及进入历史学研究这个领域的机缘。

张：选择文科，后来明确以史学研究为职志，与我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内容有一定关系。父亲早年毕业于江苏师专（现为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留在外地做语文老师。受父亲的影响，像《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这样的小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了。我叔叔学的也是文科，他读的是华东师大教育系。等到我上小学，叔叔刚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昌工作。他的很多书一下子搬不走，就堆在了家中房间的一个角落。无论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代文学作品，还是《林海雪原》《静静的顿河》《上海的早晨》一类中外现代小说，我也不管看不看得懂，每本都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读这些书，对我以后走上从文的道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真正让我立志从文的是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附近一个生产队劳动，事后语文老师要求每个人写一篇作文。我的作文获得全班最高分，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但有同学“揭发”我的作文很多内容都是虚构的。我听了之后非常窘迫，老师却说作文允许有一定的虚构，一下子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从此我对语文课充满了十二分的兴趣，后来有了当记者成作家的梦想。读高中的时候，我成了嘉定县人民广播站和徐行人民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经常给广播站投稿。那时从文的想法已经非常强烈，适逢徐行中学开设第一届文科班，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后来还成了第一届文科班唯一考进大学的人。

1980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我对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承担《宋史》整理标点工作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和中文系《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合并，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所成立时，设置了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面向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二、三年级学生招生。同寝室有几个跟我关系要好的同学想报考，就拉着我一起去。经过严格的考试，我转入古典文献学专业，继续两年的本科学习。原本我再读一年就可以毕业了，这样一来要多学一年。不过，在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的两年，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特别是遇到了后来带我走入学术殿堂的程应镠先生。

程应镠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古籍所的创建人，青年时代先后在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读书，曾参与“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来投身抗日战争。程先生酷爱文学，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曾协助其编辑文学杂志，此后建立了长期的友谊。1954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前身）成立，程先生出任历史系首任系主任。1983年，他又主持创办了古籍整理研究所。程先生治中国古代史，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等研究领域建树丰厚。

在教学上，程应镠先生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和方法。古典文献学专业开课以后，程先生对整个教学作了精心安排，延请上海滩多位名家学者来主讲课程，如上目录学的胡道静，上《论语》的金德建，上国学概论子部的苏渊雷，上古籍整理概论的包敬第，上《左传》的李家骥，上文字学的郭若愚，上韩愈诗的江辛眉，等等。为了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和认知，程先生又邀请华东师大徐中玉、陕西师大黄永年、东北师大吴枫、北京大学安平秋和严绍璗、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等先生来给我们开讲座。除此之外，先生还特意邀请了一些与主流学术观点不一致的学者每人给我们讲几次课，比如讲先秦史的北京师院陈云鸾先生、讲浑天仪的华东师大金祖孟先生，当时在我们学生看来，这几位老师讲的内容是奇谈怪论，和通行的讲法完全不同。实际上，程先生这么做，是希望我们思想上不要有禁锢，不要只接受一种学术观点。

起初，我和程先生的交流，其实并不多。那时候，在我眼里，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先生是高高在上的名家，看到他总有一种尊敬和畏惧并存的感觉。但是从内心来说，我认定先生是应该学习的榜样，要是能跟从他看书学习，应该是在大学期间最开心的一件事。在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一年多以后，同学们开始考虑读研，我并没有多作思考，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先生的三年制中国古代史硕士生。1985年考硕士研究生，有很多人来报考程先生的。对我来说，考上有一些运气在里面，一是当时记忆力比较好，二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备考，文化史知识、中国通史、古代汉语这几门课考得特别好。就这样，我幸运地成为程先生最后一届学生。

进入程先生门下，我本来打算一心学习宋史，但是开学第一天，我和同学俞钢就被程先生叫到了办公室。程先生给我们谈了学校历史学科的建设形势，认为要加强唐代历史的科研和教学。出于这种学术规划的需要，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王永兴先生学习隋唐史，搞敦煌研究。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王先生，对他的学术一点也不了解，后来想起在写本科论文的时候，参考过1956年《光明日报》上一篇署名王永兴的关于行会的文章，但没想到会是同一个人。

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在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是程应镠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长，两人过从甚密，在艰苦的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把我和俞钢推荐给他，程先生是有自己的打算，他希望我们两个人以后把上师大隋唐史学科壮大起来。读研究生的三年，有时是王先生到上海师大给我们讲课，有时是我们去北大学习，但大多时候，还是靠通信往来。王先生在信里最常说的，就是要我们看《资治通鉴》、两《唐书》、《唐六典》、《通典》等文献，要求逐字逐句地读，不求快，但求懂。我研究生毕业做了老师，还时常收到王先生的信，仍然常问我书看得如何。尽管后来我们没有从事敦煌研究，但是一直在隋唐史研究这个圈子内，中间没有间断过。忝列王先生门墙，是命运眷顾。没有王永兴先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学术成绩，是他带领我走入了隋唐史研究的领域。

问：在您留校任教一段时间之后，1996年又决定读博。当时整体的学术环境是怎样的，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深造？跟随王家范先生读书有哪些印象？

张：决定读博，其实与汤勤福教授有很大关系。汤老师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是史学名家杨翼骧先生的高足，1995年来到上海师大古籍所工作。一个名校毕业的博士来到古籍所，而且是当时全校屈指可数的博士，必然会带来一些新气象。汤老师来了不久，我们就发现他的电脑操作水平很高，五笔输入飞快。他当时用的电脑是“486”，一看他用WPS软件编辑文档，便捷又高效，我马上就意识到，这绝对会极大地提高科研生产力。1996年底，所里给每个老师发了一笔经费购置电脑，有的买好一点的，有的买差一点的，我自己贴了一笔钱，买了一台一万多的“586”。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古籍所的年轻人都开始用电脑写作了，这与汤老师带给我们的影响不无关系。

汤老师是我们古籍所第一个博士，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很快预感到，以后在高校做学术研究，单单有硕士文凭是不够的，教师博士化肯定是未来的趋势。那段时间汤老师在学术上比较高产，发了不少论文，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以前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要多写文章，而且前辈们也经常说年轻人不要轻易写文章，要先打好功底。汤老师来了以后，我文章写得也多了起来。而读博士可以集中几年时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会大有帮助。

1996年我就想过考博士，一开始计划报考复旦大学许道勋先生的博士，后来了解到复旦大学外语分数要求很高，就不敢贸然报考。这样一来，我转而考虑报考华东师大的博士。我们进大学后上的第一门课，是李培栋老师讲授的“中国通史”，丁光勋老师是他的助教。从那时起，丁老师一直对我特别关心，他了解我想考博士，就建议我报考王家范先生，对我说古代史里最有思想的是王老师，还主动带我去拜访了王老师。后来因为招生名额和委培经费的问题，当年没有报考，第二年才考取入学。1996年我就评上副高职称，那时候很多人就问我：博士毕业以后职称还是只能评副高，你已经评上副高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以后读博士肯定是大势所趋。这件事在古籍所的影响很大，之后几年很多年轻的老师都相继去考了博士。到了华东师大以后，我更加感觉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后来学校的很多考评政策也在鼓励青年教师提升学历，尽早读博士。

跟随王家范先生读博，刚开始我感觉我和他是“不搭”的，他做的研究是宏观的，我比较喜欢做具体的一个问题。不过王老师多次在课堂上和闲谈时说：“我以前搞的研究全部是微观的、具体的，现在我开始喜欢宏观的，但是我要求你们最好搞微观的。”在他看来，博士论文一定要做实证研究，只有研究透具体问题，才能写得扎实。王先生观察历史的宏观视野，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当时王先生给我们上课用的讲稿，是尚未成书的《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他提出的很多思想观点，特别是经济上的独到见解，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讨论”，之所以争论不休，“与就经济谈经济，拘泥政府‘田制’文本，以及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对经济体制理解过分褊狭等等的思考方式都不无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具有公私兼备的性质：公有里面带私有，私有里面带公有，永远也理不清楚，但是如果用产权理论来解释，就可以迎刃而解。如今，这一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接受并用于研究。

王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他的研究视野跨越多个历史时期，尤其关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时段跨度也很大，当年和我一同跟随先生读书的共有三位，我写了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另两位同学写宋代转运使和明清至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王先生的课不是一本正经地讲，气氛宽松自然，开放讨论，因此大家也都比较随意。马学强兄读硕士时就跟着他，在他面前毫不胆怯，课上常与他争论，有时候会说“王老师你这观点不对，你太偏激了”，我们就大笑。王老师并不马上反驳，而是慢悠悠地抽一支烟，笑咪咪地说：“我偏见在哪里了？”他指导学生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每次博士论文开题，他会把其他学生也叫来，让学生们提建议出主意，相互学习，大家也都乐意接受。

问：20世纪90年代后期，您开始涉足江南史研究，至今已出版多部相关著作，发表的论文也有数十篇，关注的领域十分广泛。请您谈谈在江南史研究领域是如何拓展开来的。

张：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十年江南史研究及一些体会》，后来收录于王家范先生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一书，对我研究江南史的过程作过一个回顾。简单来说，进入江南史研究领域之前，写文章并未作过系统考虑，只是由着兴趣，凭着爱好，随着心得，动笔写作，所以研究的特色并不明朗。后来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江南史研究上，也许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更可能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与喜欢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有关。我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宁静的小村庄，后来念书、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江南这片土地，熟悉江南人一年四季的生产劳作，也喜欢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对江南的历史有着一种无比的亲切和热爱。

1985年刚开始跟随王永兴先生读硕士时，先生曾对我讲起，可以做江南史的题目，不过要看的文献资料数量很大。由于当时基本功不扎实，不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对相关的论文还是比较有兴趣，陆续看了一些论文，对唐代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后来读到大泽正昭的《唐代江南的の水稻作と经营》，专门探讨唐代江南的水稻栽培技术、水利灌溉和水稻作物的经营，十分叹服其史料引用之丰富、分析探讨之深刻，于是初步萌生了模仿日本学者，做一些相关研究的念头。

我的第一篇关于江南史研究的文章是《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唐代江南道浙西地区的润、常、苏、杭、湖五州作为研究范围，对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具体发展状况进行探索，进而探讨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文章成稿在1996年前后，正式发表时间晚一点，拖了几年。今天看来，由于当时未能吸收学界一些研究成果，文中的一些提法还有修改的余地。不过，这篇文章完成以后，我对唐五代江南经济倍感兴趣，觉得有很多地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且相关资料十分丰富。就在这篇文章完成不久，学院领导通知我申报上海市教育基金会的“曙光计划”项目。由于当时脑子还沉浸在江南经济中，遂计划以进一步探索江南经济史作为申报的内容，查阅资料之后，以“唐代江南经济的开发”为选题申报了项目，最后立项成功。

在后来的江南史研究中，包括博士论文在内，我主要关注江南的经济和文化。不过，从纵向的方面说，在时间跨度上，并不局限于唐五代时期，有时会向前拓展到六朝，向后延伸到两宋及以后；从横的方面说，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农业经济、城市与经济发展以及教育、饮食、园林和游览、娱乐活动等一些领域。

最近这十多年来，受人之约，我参与了一些集体项目，比如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江南城镇通史”、上海市社科院“新修《上海通史》”、戴建国教授主持的“《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等项目。除了撰写《江南城镇通史》（六朝隋唐五代卷）、《上海通史》（第3卷）、《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等专著作为项目成果之外，又把一些议题加以拓展深化，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基本上都在江南史研究范围之内。因为自己是上海人，碰到有关上海的资料，出于兴趣会格外关注，有时候就想捣鼓一下。《近代以前上海地区的老虎活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宋元之际上海地区的水陆道路和交通网络》《唐至元初上海地区人口数量的估算》《上海出现于五代？——对崇祯〈松江府志〉一条史料的考辨》《嘉靖年间上海地区少林武僧抗倭事迹考述》等文章，就是在阅读地方志等资料过程中写就的。有时候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也会撰写与当地历史人文有关的论文，比如参加2015年杭州文史论坛，专门提交了《唐五代时期杭州的饮食和娱乐活动》一文。

与明清江南史研究相比，总体上中古时期的江南史研究者并不算太多，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尚需同道学人共同努力推进。

问：您的新著《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独辟蹊径，利用丰富的宋代史料笔记考察唐代社会，请您谈谈写作的初衷及体会。

张：本世纪初，我参加了《全宋笔记》的点校和整理工作，先后点校三十余种宋人笔记。与此同时，我还做着唐五代江南史的研究，于是在点校过程中顺便摘录了大量的资料。以往我们在研究时一般以唐代的笔记为主，除了重要的宋人笔记也会引起注意外，大部分宋人笔记却是被忽略掉了。目前存世的数百种宋代笔记中，有相当部分或多或少记录了唐五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思想和社会生活，如果从《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收录的宋代笔记来看，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前三编。这些记载了唐五代史料的宋人笔记，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唐五代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时我就想，《全宋笔记》点校完成后，要做两件工作：一是对宋人笔记中关于唐五代的独有记录进行整理，摒除他书已有记载的内容。如此，可以体现宋人笔记的独特价值，反映宋人观念中的唐五代历史。二是根据宋人笔记中的记载对唐五代历史进行一些研究，希望能对唐五代历史的认识有所裨益。

2010年，“《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课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向课题主持人戴建国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将其作为一个子课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由于宋人笔记较多地记录了唐五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考虑到前人已对此做过不少研究，所以我的这项子课题并不是要系统地对唐五代社会生活进行研究，而是对宋人记载较为集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力求利用宋人的记录将前人未注意到的部分问题加以推进，或者对前人研究比较粗疏的地方进行一些补充。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本《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当然，本书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接下来还可以利用宋人笔记对唐五代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由于这本书的写法跟我以往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心里不免有些疑虑。比如说，单纯利用宋人笔记进行唐五代社会生活的探索，与利用唐代史书和笔记进行的考察，区别在哪里？一开始我感觉要严格用宋代的资料，后来发现这样不现实，所以一些地方少部分用了唐代的资料。唐宋资料放在一起，或者过多使用唐代的资料，势必掩盖宋人笔记的独特价值，这个是我在写作本书时特别矛盾的地方。仅通过宋人笔记进行研究，不可能勾勒出唐五代社会生活的全貌，但通过这种研究，哪怕只是使唐五代社会生活的一些片段更为清晰、更为丰富，我觉得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问：现在的长三角核心区域，历史上除了被称为“江南”，还有多个称谓，如江东、江左、江表、三吴、浙西等，指代的范围也有所不同。现如今只有“江南”这一名称还被广泛使用，其中有何缘由，应该如何理解“江南”的内涵？

张：近年来，“江南”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现在通常所说的“江南”，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也就是环太湖地区。实际上，“江南”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是在不断变化的。学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说。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有关“江南”概念中，地域范围最小的。

隋唐以前，“江南”往往泛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有时也指今中游以南的地区，而今下游一带则称为“江东”。进入唐代，“江南”这一概念发生变化，开始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用以指称固定的地域。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天下分为十道，长江以南、岭南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江南道，统领四十二州。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时人将其简称江东；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时人将其简称为江西。中唐以后，江南西道一分为三，自西向东依次为湖南道、江南西道、宣州道。宣州道相当于今皖南地区，后改称宣歙道。江南东道也屡有分合，最后也一分为三，西北置浙江西道，东部置浙江东道，东南部置福建道。与行政区划结合以后，“江南”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过人们所指的江南常有宽狭多种称法，有时沿用传统称法，指唐前期的江南道，有时指江南东道，有时也专指江南西道。但是，中唐以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很多人所说的“江南”，较多地指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五代后期，南唐和吴越对峙，南唐被称为“江南”，而南唐实际所控制的区域包括江西及宣歙、润常等地。进入宋代，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宋代人的“江南”概念仍然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江南”所指，渐渐趋向两浙，两浙路（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地区和浙江全境）成为江南的核心区域。总的来说，“江南”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地区有越来越小的趋势，到宋代两浙地区为江南的核心区域，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

现在，人们对“江南”概念的内涵仍有不同的说法。在我看来，江南在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既有方位的指向，又有地理的含义，应该两者结合起来看。纯粹将“江南”视为方位或地理概念，都无法完全理解历史上的江南。

问：隋代江南运河贯通以后，对江南地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区域沟通、市场联系、城市和社会发展而言，江南运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讲到江南运河，就不得不提隋炀帝这个人。在隋炀帝的推动下，大运河南北贯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历朝历代对隋炀帝的评价很低，其历史形象多是暴虐、淫乱、残酷的。这些历史评价其实是从唐朝前期开始形成的。“炀”字作为皇帝谥号，是一个恶谥，但这并非隋朝人所称，而是唐高祖李渊追谥的。隋炀帝在扬州被杀后，远在洛阳的朝廷追谥为明皇帝，可见隋朝政府对他的评价并不差。唐朝建立后，为了表明唐朝立国的正统性，政治上需要树立一个反面教材，隋朝亡国之君炀帝就被选中。继唐高祖追加恶谥之后，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又对隋炀帝的奢侈和暴政不断进行批判。唐朝后期，更是出现了《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这样的演绎小说，对隋炀帝的形象进行丑化。唐朝人对隋炀帝的历史评价，在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对隋炀帝的评价主要源自唐朝前期。我认为我们的评价恐怕是有些问题的。我们看待历史人物，需要注意到不同时期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变化。

回过头来说江南运河。在我看来，在开通江南运河这件事上，隋炀帝是富有智慧和远见的。江南运河是隋代大运河的南端部分，北起京口，南抵杭州，纵贯太湖流域，是江南北部的交通大动脉。隋代以前，在江南实际上已经有一条各个朝代分段开凿和整修的运河，不过估计河道还没有完全疏通，阔狭不一，水位有高有低，因此还不能通过运河畅通地运输货物。隋炀帝做皇帝之前，曾在扬州任职，前后达十年之久，清楚地知道江南地区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而他自己对江南也比较有好感。所以，隋炀帝登基以后到江南来，要求开凿运河。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南方和北方的联系基本上是断开的。在海运未开通的情况下，南方的粮食等物资也就无法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

唐朝后期江南地区在整个国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和隋朝开通大运河有很大关系。江南运河开通，使江南与淮南、中原紧密联结在一起，同时也拉近了闽、岭南与中原间的距离，人员往来、粮食货物运输十分便利，也为农业灌溉和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运河的带动下，地处运河沿线的润州、苏州、杭州等城市迅速成长起来，并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条运河改变了江南经济的走向，成就了江南历史发展的命运。

问：对杭州城市发展来说，唐五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城市建设、人口规模以及政治经济地位逐步提升。具体而言，这是由哪些因素促成？与江南其他城市相比，这一时期杭州的城市地位有哪些变化？

张：研究唐五代江南，润州、苏州、杭州是我关注较多的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个性鲜明，城市本身也受人瞩目。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州级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主要是润州、宣州和越州，杭州与它们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唐以降，州级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苏州和杭州的发展明显快于江南其他城市。与一般的州级城市相比，杭州的城市地位已经比较突出，被称为“东南名郡”，吸引不少名人前来游赏吟咏。与此同时，杭州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也在提升，唐末在杭州置镇海军，除了与军事形势有关，与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无关系。杭州的兴起，实际上削弱了越州的中心地位。到唐代末年，杭州基本上取代了越州的功能。五代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都城，同时也是江南中心城市。宋人王明清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城人口增长也很快。根据史料推测分析，中唐时期杭州城的人口规模在15万人左右。唐末以降，杭州成为吴越政权的首府，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几次大规模扩建，杭州跃升为江南地区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到吴越政权统治中期，杭州城人口在25万至27万人。这一时期，服务业繁荣是杭州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原因是城市消费阶层人数众多，加上各地富人、官员等纷纷到杭州吃喝玩乐，必然促进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唐中后期，杭州城市发展迅速，逐渐超越江南其他城市。我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交通地位，其次是经济腹地。杭州地处交通枢纽之地，连接着整个江南水运网络，向西南通过钱塘江可以进入岭南、福建，向东经越州、明州可与海相通，向北经江南运河可达中原。就经济腹地来说，杭州与润州同为运河沿线城市，后来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就是润州的经济腹地不及杭州。杭州地处平原地带，周围亦有山地，资源丰富，加上交通便捷，拥有得天独厚的商业发展条件。

苏州和杭州两座城市常常并称，实则各有特点，因而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尽管两个城市在唐代都发展起来了，但是相对来说，杭州的政治功能强于苏州，苏州的经济地位胜于杭州。及至唐末吴越政权崛起，杭州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将江南各地的资源汇集起来，城市发展明显加快。

问：您曾经讲到，研究江南史必须具有“通”的意识和“宽”的眼光。具体到杭州地方史研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您看来，唐五代杭州研究还有哪些需要推进或拓展的研究议题？

张：“通”的意识和“宽”的眼光是导师王家范先生在上课时提出来的。王先生上课时就给我们讲，研究历史，很多时候都要和当代结合起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研究当代，而是说当代的很多现象，其实在历史上有过一模一样的。只有理解当代，才能够理解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按我自己的研究和经验，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农业，1980年的农业状况和2000多年前相比，除了所有制变化，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差别。唐代陆龟蒙在《渔具咏》中提到的渔具，我小时候大部分都看到过，原因就是古代社会的变化没有现在这么大。王先生也提醒我，研究唐五代，资料太少，最好要往后延伸。正因为如此，我有不少文章都写到宋代。

所谓“通”的意识，是指上通下达、前后照应。很多历史问题，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地理上的、风俗上的，单单关注一个朝代未必能够理解，上下贯通以后，就容易抓住要领。比如，我们一直讲，魏晋到隋唐是士族社会，宋代成为科举社会以后，就没有士族了。如果翻一下宋代的墓志，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高官的儿子娶的都是有身份的女子，高官的女儿嫁的也是当官的，最不济也得是个进士。尽管和以前的士族社会不一样了，但是门当户对的观念依旧盛行，婚姻网络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进入士大夫的队伍，每个人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其实是形成另外一种“血缘”关系。由于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我们通常认为他做的是断代研究。实际上，陈先生最主要的学术特色就是“通”，他写了很多这一时段的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通”的意识，“通”是贯穿在他的思维中，内化在他的文章中的。

所谓“宽”的眼光，是指知识面要宽、关注领域要广。研究历史，不能只看历史学的知识，还要看文学的，看其他社会科学的，这对提升问题意识、发现研究选题大有裨益。总体上来讲，现在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在一些方面有差距，主要在于国外学者的眼光比较宽。“宽”和“深”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来说，就事论事，眼光不宽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不会很深刻。做专题研究，几番探讨之后，会发现没什么内容好写了，但如果利用其他方面的知识，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看法会发生变化。比如，研究经济，要学习经济学原理；研究城市，要借鉴城市学理论；等等。

讲到唐五代杭州，政治和地理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仍然有不少议题值得研究。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代后期杭州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整个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变化以及其中的不少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尽管有资料上的限制，但是通过视角的转换，一些研究仍然可以继续推进，加以细化。现在来看，有两方面可以作深入研究：一是唐五代杭州文化，二是吴越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往我们较多关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对文化重视不够。特别是吴越国的文化，除了刊印佛经、修建寺塔之外，我们了解的并不多。一方面要加强传世文献资料的挖掘，另一方面应当注意碑刻、墓志等资料的利用。吴越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吴越国与东亚世界的韩国、日本往来密切，而且多是民间自发的交流，比如说书籍流传，我们只了解大概，具体如何，仍需要加强研究。再比如对外经济交流，有哪些商品运到了杭州，对杭州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有哪些商品从杭州运出，而这些货物产自杭州周围的哪些地区，辐射有多远，对社会经济是否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认真研究的。这些问题，说到底对研究杭州城市地位是有重要意义的。

谢谢你们的采访。我的一些想法可能并不妥当，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