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学之江以后，至迟从1940年初开始，陈从周便承担了之江校刊和中文集刊(《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的编辑工作。其中，《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是之大国文系中国文学研究会师生交流学术、联络情感的园地，该刊由研究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办理，以登载校内外师生文史研究论著为主，自1940年第5期始，附以“文苑”专栏，收诗、词、文等创作，第5期收文2 篇、诗9首、词27阙、曲2首，第6期收文2篇、诗52首、词35阙，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之大国文系师生的才情和风采。《集刊》第5期卷末，有陈从周以刊物核心编者身份所作的“附志”，可以肯定，陈从周是第5 期《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的责任编辑: “本刊承 潘希真 翁璇庆 杨毓英三君 录稿校对所助良多特此致谢
郁文附志 廿九年四月” 而第 6 期卷末的一段类似说明就更明确了: “敝刊本期因篇幅关系，来稿不能尽载，深以为憾。如本校谭书麟先生之《颜李学说概述》、陈蒙厂先生之《纫芳簃读词札记》、故词家况蕙风先生《蕙风簃集外词》等，皆属不可多得之佳作。兹移至下期刊登，特此预告。 本刊顾问徐益修先生 夏瞿禅先生 王瑗仲先生 任心叔先生 赵泉澄先生 顾言是先生 本刊职员 杨炳蔚 陈郁文 徐家珍 潘希真 翁璇庆 杨毓英” 会刊组织结构亦被罗织得非常清晰。 与此相关的，夏先生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陈从周前来约稿、组稿、取稿的细节: “1940年4月7日郁文取去《四声平亭》柳词篇付印。 1940年6月8日郁文来，携去《辛稼轩词笺序》，登之江大学校刊。 1940年11月9日郁文来，取去《易安事辑后语》，入之江文学会集刊，捐集刊10金。 1940年11月26日2时与郁文访冒疚翁，半年不见矣。......郁文乞得其(吴庠)打令考一文，登之江校刊。 1941年1月1日从周来，录一词去，载之江学报。 1941年2月8日午后郁文来，抄去数词，入之江学刊。 1942年4月8日午后，陈郁文来，谓明日回杭......彼谓年来颇以徐益修先生及予之丛稿为念。前办校刊，欲尽载益翁之《京氏易》，今仅及半，不竟其愿。郁文情趣甚长，与彼相处四年，依依不舍。三时送其下楼。” (以上均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这些迹象表明，作为文学会会刊的主要编辑人员，陈从周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务，为之江内外的中国文学与文字学者留存了珍贵的学术成果，当然，他也充分利用这一身份，积极组稿、编印、筹资，“以刊会友”，与系里的老师、校外的学者建立了良好的问学途径。 
陈从周之女陈馨女士捐赠浙大档案馆的陈从周手稿 日记中，夏先生撰著《四声平亭》的过程记载甚详。这部“应之江文学会会刊征稿”所作、后来被词人张尔田(孟劬)先生誉为“语语从实证中来，佛学所指大王路也”的著述，从1940 年3月10日夜间动笔，经写作、修改、易名、陆续付印，至4月22日方成，历时40余日，再二月，又自行校稿。其间不乏“用思稍苦，胃觉不畅”“伏案终日，神志不适” “字句斟酌，亦自费心”“虽甚费心，终不称意”之感慨，如实记录了夏先生对这份会刊约稿的重视。 追随诸师治学 求学期间，陈从周遵从“事师必谨”的古训，与诸多先生交谊甚深。因此“在我学生时代，我常去老师宿舍、家中，看他的藏书手稿，观他的生活嗜好，以及谈论许多课堂中得不到的东西。而老师有时要我抄文章，做些助手工作，那是最直接得到的治学方法。当然除老师外，还有许多前辈学者，也同样的要去请教......其中真有极宝贵的东西，都是他一生总结下的经验，一语道破，豁然开朗。” 所以，回忆各个阶段的良师益友，感恩他们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的提携，成了陈从周晚年生活和文学的重要部分。被忆及的师长，有教会小学小叶先生、大叶先生，有盐务中学胡也衲、王垣甫老师，有蕙兰中学徐佐青校长、张予屏老师，有之江大学徐益修、马叙伦、钟钟山、王遽常、胡山源、夏承焘、任铭善诸先生，有古建筑学“函授教师”刘敦桢、朱启钤先生，也有其他师友如张宗祥、马一浮、张大千、郁达夫、徐志摩、俞平伯、叶浅予、黄心粲、陈植、贝聿铭等等。 
陈从周（右）与张大千合影（摄于1948年） 陈从周与诸先生交往的那种坦诚布公、教学相长、砥励共进，我们可以夏承焘先生为例，通过夏先生日记，观之一二。 “2月20日从周抄荛圃各词集跋，为校数篇。 3月11日嘱陈郁文校西冷词萃各宋集。 3月25日郁文以想西冷词萃校彊村丛书竟。 3月29日过录郁文所校无弦琴谱。 4月13日郁文携来蒙厂函，抄示邓群碧作张学象抄本梦窗词跋及潮州饶宗颐龟峰词跋。 4月24日校郁文所抄陶湘景宋元明词叙录。” (以上均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这是1941年2月到4月，被记入“风天阁学词日记”的陈从周为夏师所做的几次抄录、校对工作，既可见夏师对他的信任，也能想象陈从周的工作、学习状态。而且显然，对其他师长，他自也是这样有求必应的。在沪期间，夏先生偕陈从周同去拜访沪上诸老、同去观展看画、传递借阅文献等的记录就更多了。 1940年1月19日，陈从周和同学们拜访夏先生，针对做学问被“讥为钻牛角尖者”，他们得到的是夏师一番意味深长的点拨: “朱镜清、徐家珍、严众山、陈郁文四生来久谈。谓有讥近人治学为钻牛角尖者。予谓科学方法分科愈细，愈有独得，以学问言，牛角尖并非贬词，治学与应世，应世与谋生，谋生与糊口，皆分两途。近日各大学有国文系者不过十校，每校毕业以十人计，不过百人，其能卓有就者不得四五人。老辈日以凋谢，吾辈努力犹惧不及，何可诱于外物自堕其守哉。” 这不正是陈从周深有体会的“许多课堂中得不到的东西”吗?事实上，从为夏师抄录、校对、跟随拜访、整理书匣开始，陈从周获得了课堂教学万难捕获的学术训练、治学大法，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额外获得的学术机会，既让陈从周助益夏师完成其以词谱、词籍、词志为主体的现代词学大厦的营构，也为自己撰著《李易安夫妇事辑系年》和后来的《徐志摩年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刊载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 6 期的《李易安夫妇事辑系年》“1940 年寒冬写成于上海寓楼”，是陈从周在之江期间完成的第一个学术成果，即曾承夏先生亲手改定此文：“早为陈郁文改李易安夫妇事辑系年”。正是在业师的指点、引导下，陈从周“开始觉得研究是一种学问，如果无的放矢，不总结或整理一点东西出来，对自己好处不大，《文心雕龙》说‘各学以聚宝’，学问在于积累。我很感激当年学生时代的老师们，都有着这种功夫，耳濡目染，熏陶成我这种如杂货摊的一个学者。” 
夏承焘墨迹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江大学在上海无以立足，只能辗转浙闽山间。1942 年春，陈从周结束之江课业，夏师则南返回里，“然书籍什物，无法安置，又甚踌躇......夜梦还乡，行路甚劳烦”。 “3月30日郁文来，托其携去书籍百余册，为写二词。......以西湖志一部赠郁文。 4月25日夜，陈从周冒雨来，谈杭垣近讯，嘱其同辑词籍志及词林系年。从周并欲写定予之白石词考目录八种。 4月27日郁文饬人来，取去藏书共大箱三、小箱二。小箱一珍希物。 4月29日取丛书集成第五期书400册，嘱送存陈从周家。” (以上均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1942年4月离沪前，夏先生最贵重和宝爱的书籍、手稿妥为陈从周迁藏、保管，令夏师至为感动，“五车闻有托，一夕欲无眠。”师生各奔东西，夏师不忘将自己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词籍志及词林系年工作托付陈从周合作。战后的1946年2月3日，陈从周才得与从龙泉浙大分校复校杭州的夏先生晤面，“午赴陈从周招饮，见其夫人及小孩，酒肴甚丰。取回姜白石旧稿一包。忆八年前将去上海前夕，从周冒风雨特来取此稿，云与身命共存亡，此情至足感愧，无以报之。”事实上，对陈从周来讲，夏师的“亲炙”和“重托”何尝不是最厚的回报；反过来，陈从周日后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亦是对夏师和各授业旧师最好的感念。 综上观之，之江大学四年的求学、办刊、师友交往，对陈从周先生日后的治学、造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学术成长轨迹中重要的环节。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校史研究》（2018）） 编校：金灿灿 排版：周晓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