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济禅师，生卒年为1150-1209年，系南宋时代长期在杭州灵隐禅寺、净慈寺住锡，并在浙东一代活动的禅宗僧人。其以济公活佛的美名、伴随着众多的神奇传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圣僧。以至于后代对其真实的法名道济反而相对陌生，民间耳熟能详的却是那位身披破袈裟、手摇破蒲扇、举止似癫似疯，但又神奇、神异迭显、超凡如仙一般的济公活佛。这种形象的设计，事实上所反映的是南宋以降中国吴越地区民间对颇为发达的吴越佛教禅门宗风的一种呼应。自两宋以来，中国佛教文化中心南移，禅宗高僧不断在吴越浙东一代的五山十刹中弘法讲经、宣示禅门宗义，彰显禅门宗风特色，无疑的，虽然仅以临济、曹洞一脉而言，无论是雪窦冲重则、还是圆悟克勤，他们两位的珠联璧合所形成的《碧岩录》，几乎使文化发达、士子汇聚的浙东地区一时洛阳纸贵，纷纷以此《碧岩录》为本而谈禅论宗；后又有一代宗师大慧宗杲、宏智正觉，或以话头禅引领一代禅风意趣，或以默照禅开示曹洞内涵宗旨。更有众多著名禅师，他们或隶属于法脉绵绵的临济、曹洞，或出自于沩仰、云门、法眼之宗门，其中如雷贯耳者如智圆、契嵩、延寿等一代宗师，都在杭州这块人杰地灵的文化之都活跃过。这一切，不仅成为吴越浙东地区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也推动了禅门宗风在民间的普及和流传，推动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深入和普及，以至于涉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由此，道济法师之形象的民间诠释，以济公活佛之形象闪亮登场且经久不衰，是有其深厚的滋养其成长的土壤的。所以，从道济禅师到济公活佛，从佛教信仰到民间风俗，由参禅悟道到匡护正义，构成了“济公文化”的内涵，也反映了吴越佛教信仰文化、及杭州道场禅门宗风特色。

诚然，道济法师为瞎堂慧远禅师之法嗣。但其神奇处在于，其为汉传佛教禅僧中唯一拥有“活佛”尊号的禅僧。根据蓝吉富先生所编撰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道济条下，明确其为宋代临济宗杨歧派僧，据明代明河法师《补续高僧传》卷十九所载，历史上被视为“癫”的禅师不止道济，尚有一位“明癫”和尚。《补续高僧传》言之凿凿：济癫、明癫“二师，示迹同时而各郡，然皆以素风癫。人因称济癫、明癫。济癫之癫为尤甚。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着裈形媟露。人姗笑，自视夷然。出家灵隐寺，寺僧无不唾骂；逐之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得酒食不待召而赴。吟诗曰：‘何须林景胜潇湘，只愿西湖化为酒；和身卧倒西湖边，一浪来时吞一口’。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之于戏谑谈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年七十三示化”。

问题在于，历史上的高僧道济是否就是如此？如果这是自南宋以来民间对于道济禅师的一种传奇般的艺术加工，则这种“鞋破帽破袈裟破、行癫言癫吃喝癫”的形象，所要体现的是何种信仰心理，所要宣扬的是哪种义学观念？而中国佛教信仰氛围，自南宋以降，佛门南禅一门独畅。道济禅师的这种形象，与禅宗的悟道风格之间，其法脉传承关系又是如何呢？这是值得学界和教界深思和探讨的、具有指示正确解读和诠释“道济现象”、并启发对佛教中国化的基础——即中国佛教信仰心理、诉求标的的认识。

#壹

民间传说及其文学作品中的道济形象

今人对于济公活佛的了解，一般而言，都是从电视连续剧《活佛济公》，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流行的，由游本昌先生主演的《济公》中获取。而这些电视连续剧塑造的诙谐幽默、嫉恶如仇、扬善惩恶的济公形象，无不源自于明清两代诸多济公小说。笔者尚清晰记得小学时代将邻居家中因“文革”抄家而漏网的《济公全传》借来，挑灯夜读的情景。有关济公活佛的故事，伴随着电视传媒，及“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村落小巷。济公活佛在明清之后，直到当今，可谓是中国佛教界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僧人。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明清两代文学作品演绎的结果。

▲《济公全传》目录

（一）文学作品中道济事迹记载的史学意义

关于道济禅师的事迹，属于文学性描述和记载的，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首先是作为章回体小说的济公系列文学作品。这是当今流行的有关济公活佛的影视、戏剧作品的素材来源，树立了民众心目中的道济禅师形象。其次是有关西湖景区的各种游记、景观介绍文献中对于道济禅师的记载；这是将道济禅师形象作为与西湖的湖光山色自然景观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人文景观，展现出吴越佛教对道济禅师信仰的基本情景。这些有关道济禅师的传说，一般都是民间的演绎、坊间的评说、文学的描绘、艺术的想象，应该说是有艺术加工和传说性质。犹如当今正在热播中的《活佛济公》，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剧《济公》相比，离开郭小亭的《济公全传》小说原本要远得多，其中塑造的济公形象，似乎就是当代网络时代愤世嫉俗的青年。因此，尽管以济公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颇多，然而，对于考订道济禅师生平和事迹则并无多大裨益。

▲济公的影视形象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往往为许多佛教史学家所不屑、或者说容易为学界和教界所忽视，根本不能算正规、可靠史料的文学作品，恰恰反映了明清两代社会大众的信仰意趣、民间百姓心目中所崇敬的出家僧人形象、所期望的佛教济世模式。因此，正如清代浙东学派殿军章学诚首创“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学术理路，以及一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扩展为“以诗入史”那样，在从明清两代的小说中，可以生动形象、真切具体地感受到当时社会百态、民众心理、语言特色；而以济公为主题的传奇小说，确实能成为研究明清两代禅宗流行意趣、民间佛教信仰心态的生动素材，左证明清佛教信仰的时代特色、社会习俗。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明清济公主题文学作品的梳理，窥视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内在动力，即社会信仰意趣、信仰习俗对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流布形态、义理诠释的脉络及其必然性。

（二）作为章回体小说主人公的济公形象

明清两代，中国文学界的创作活动，从宋元戏剧向章回体小说逐步演进，形成中国文学创作史上一道蔚为壮观的章回体小说涌现之风景线。众所周知，元明以降，从戏剧家汤显祖到作家施耐庵，从冯梦龙、吴承恩到兰陵笑笑生、凌濛初等，由戏剧创作演化到更为白话形式的、通俗的章回体小说，不断涌现，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及由清代乾隆年间的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构成了中国章回体小说一个又一个高峰。其中既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也有浪漫主义风采的。特别是以针砭时政、展现世态炎凉为主题的“三言二拍”，即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所著《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章回体小说的繁荣，是明清两代济公类小说相继涌现的时代基础。

以济公活佛为主角的小说，首推明末清初高产通俗小说作家“天花藏主人”张大复所作的《济癫大师醉菩提全传》，又名《醉菩提》。依照乾隆本，这部章回体小说共有二十回，系根据宋元话本及戏曲、民间传说，编次而成，可谓章回体济公小说的先河之作，为各版本的济公章回小说之雏形。这部小说受到了近代佛学泰斗、一代净土祖师印光大师的推崇：“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可见此部小说在济公活佛传记系列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当然，对于此小说亦有不同的评价，如为郭小亭之《评演济公传》光绪版作序的春娄江得古欢室主人曾经说过：“虽《醉菩提》一书其中亦有警愚劝善、褒忠贬佞等事，然鲁鱼亥豕，不堪娱目，仅可例于寻常小说而已”。进入清顺治、康熙年间，杭州籍佛教居士王梦吉撰《济公全传》，由三十六则故事组成，但其影响不大。其中的缘由，首先是其所收录的故事基本以《卍续藏》中所收录的《钱塘湖隐济癫禅师语录》相一致；其二是后又出现了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二百四十回，乃成为《济公全传》正本，流传至今。郭小亭之济公传记小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其中的缘由不仅在于篇幅较全。正如光绪戊戌年即一八八三年署名“春娄江得古欢室主人”的《评演济公传》序中所言：“至钦正人心，化世道，讲循环果报，分别善恶，所谓实而不虚，真而不幻者，其唯此《济公传》一书乎！是书历叙济公始末，天理人情，因果报应，虽妇孺亦闻其名，俳优且演为剧……余友张孝廉文海，本钱塘名士，以游学京师……张君翻阅一过，觉文言道俗，如历其境，如见其人，且所论皆除暴安良，奇闻奇事，光怪陆离，有五花八门之妙，其有裨于风化者良非浅鲜，因击节叹赏，不敢自秘，遂商于津门煮字山房主人魏君岱坡，不惜重资，付之石印，索余为弁言。余思此书一出，非特城隅闾巷乐于传诵之意，聊以培植世道，感发人心之一助云尔”。这不仅说出了这本《济公传》正式出版的缘由，也客观而准确地总结了本书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郭小亭之《评演济公传》亦并非纯粹的艺术创作，而是对于自南宋至有清数百年在吴越一带流传的关于道济禅师神奇传说的汇总、提炼的结果，是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对道济禅师传奇故事的汇总。长达二百四十回的长篇巨制，半白半文的通俗性文学体裁，推动了“济公”形象的普遍和流行。《济公全传》中所塑造的于嬉笑怒骂之中惩恶扬善、于装疯卖傻之中正气凛然的形象，深得民众的喜爱。当然，此后更有人续写至一千二百回，但终因其狗续貂尾、画蛇添足的痕迹过于明显，而遭淘汰。

上述章回体小说对于道济禅师的渲染，在民众中留下的影响之大、印象之深刻，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试想，民众说起济公活佛可谓家喻户晓，然而，济公活佛的真名湖隐道济禅师，则反而在上述小说的影响之中，被淡出公众的记忆，而变得不为人知了。正如随着吴承恩《西游记》广泛流行并产生深刻影响，民众普遍知晓柔弱无能、人妖不分的“唐僧”之名，却很少有非专业人士而知道玄奘者，更不用说对玄奘之事业和贡献、学问及译经内容的了解了。

（三）作为西湖人文景观主角之一的济公形象

在明清两代士大夫所著的关于西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游记类作品中，道济禅师作为西湖人文景观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这些游记浓彩重墨地予以渲染。事实上，道济禅师被冠以“济公活佛”“济癫”名号的一系列传奇故事，自南宋以来即在民间广泛流传。道济禅师既非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高僧、佛门龙象之辈，也非其出家的寺院灵隐寺及曾经住锡过的净慈寺的住持，更非南宋吴越佛国宗风风行、五山十刹名震教界之际的禅门一代祖师；但是，其在民间的名声却远比任何一位中国著名高僧或名僧更为名闻遐迩，可谓中国江南僧众中的奇人。众多神奇传说在坊间流传，但见诸于游记类、揽胜类文献的资料，大多形成于明代。其中，明朝浙江杭州的文人田汝成在其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中，留下了对道济禅师的陈述性记载：“济癫者，本名道济，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沈，人以为癫也，故称济癫。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人有为之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岛，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蜕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呜呼！此其所以为济癫也耶？今寺中尚塑其像”。可见，在中国佛教禅寺之中塑造道济禅师的形象，供人们崇拜敬奉之风气，在明朝已经十分盛行。

自清代以来，一些以西湖为主题的游记散文类典籍中，也决不疏漏济公活佛这位在杭城独具人文气息和人格魅力的重要传奇人物。自清代以来，凡属涉及西湖的游记或文集，无不记载、描述作为西湖重要人文景观的济公文化现象。清初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卷九以“南屏醉迹”为题，记载了道济禅师的事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在收录道济故事前，有一段富有启发性、引导性的话语，体现了其对道济禅师的“醉中之圣迹”的信仰型诠释：“佛家之妙，妙在不可思议；尤妙在不可思议中，时露一斑，令人惊惊喜喜，愈可思议；及思议而似有如无，又终归于不可思议，此佛法所以有灵，而高僧时一出也。西子湖擅东南之秀，仙贤忠节，种种皆有，而三宝门中，岂无一真修之衲，为湖山展眉目？然或安隐于禅，而不显慧灵之妙；或标榜于诗，而但逞才学之名；至于认空是色，执色皆空，时露前知，偶存异迹，疯疯癫癫，透泄灵机，不令如来作西方之蠢汉者，岂易得哉？不意西湖上有一僧，叫做道济，小变沙门之戒律，大展佛家之圆通；时时指点世人，而世人不悟，只认他作疯癫，遂叫他作济癫。谁知他的疯癫，皆含佛理。就有知他不是凡人，究属猜疑，终不着济癫的痛痒。然济癫的痛痒，多在于一醉；而醉中之圣迹，多在于南屏”。既引出了本卷的立题之源，又道出了道济禅师之“疯癫”的佛理基础和禅意悟境，对全篇传说故事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用。

嗣后，一代风流倜傥的“十全老人”乾隆帝在巡游江南之际，曾遍游西湖胜景并随处品题以显现西湖湖光山色之美景，然而，清乾嘉时代的陈树基为补乾隆帝“品题”中所缺之人文景观，特收集拾掇成《西湖拾遗》，其中第六卷即是将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第九卷改题为《南屏山道济装疯》，其内容基本一致。自此以降，凡属以西湖景观为主题的游记、散文集，都或多或少地谈论到济公的形象。有些稍详尽的记载中，还要将许多文学作品中所收录或纯粹作者编写的、按在济公名下的诗文，罗列其中。

游记类作品对于道济禅师的浓彩重墨的叙述，极大地丰富了道济形象，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济公文化。中国佛教的禅宗寺院中，自明清两代以来，都有供奉济公雕塑的风尚，特别是在不少拥有五百罗汉殿堂的寺院中，总是将位列五百罗汉之外的济公雕塑供奉于显著的位置，那在不同的位置视之，或哭或笑、似哭似笑的济公形象，在在昭示着中国民间佛教信仰的特色、传达着民众对佛教的理解及禅宗宗风的普及化诠释。从南宋至明清，寺院中修学布道的道济禅师，流入民间而成为生动诙谐、仗义神奇的济公活佛；又从坊间栩栩如生的济公活佛走回寺院，在庄严肃穆的殿堂中树立，并被顶礼膜拜。这一从寺院到社会，再从社会回归寺院的过程，其基础动力来自吴越佛教信仰氛围和信仰意趣，其关键推手来自民间对于济公形象的塑造所形成的济公信仰文化，其文献的载体即是广泛流传的以济公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包括了融诗文、传奇于一体的章回体传奇小说的整理和创作，及西湖人文景观揽胜型文集的汇集。

#贰

历史文献中的道济禅师

然而，历史上的南宋时期，在杭州灵隐寺和净慈寺中，确实活跃过一位道济禅师，其俗姓李，名修元或修缘，法名道济，号湖隐，又号方圆叟。对这位湖隐道济禅师的生平，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如今要准确地勾勒出其生平业绩，已经十分困难。但这种困难本身，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是，道济禅师并非在南宋时代禅宗祖师群星璀璨之际的祖师级禅师，他没有自己的禅学体系，也并非五山十刹的住持者，因此，在正统的佛教史传著作中，没有其一席之地；即使留下的所谓祖师“语录”中，他的“语录”事实上也不能算作是正统的语录体著作。其二是，有关道济禅师的传说、故事过多，坊间的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交融，也使分析文献数据究竟纯属传说，抑或是史实记载，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

尽管有上述的困难，然而要研究道济禅师，则必须通过文献的爬梳，还原出历史上的禅师真相。历史上的学者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现代著名佛教学者黄夏年先生也曾经尝试这项艰难的课题。笔者注意到，在佛教历史文献中，湖隐道济禅师的资料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首先是同时代的禅师们对他的记载，其中以居简禅师《北碉集》中所收录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最为佛教史学者所重视；其次是收录于《卍续藏》中的《钱塘湖隐济癫禅师语录》，虽然此文以“语录”之名而冠之，但其与历史上流传的诸多语录体的理学家、禅师文集相比，其另类的特征十分显著。另外，藏内经典《五灯会元补遗》，及本文开篇所引用的《补续高僧传》中，都对湖隐道济禅师有所记载；其三，下节将展开的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志等佛教寺院志书中，对于道济禅师的著作的收录、传奇故事的叙述、僧人小传的记载等。尽管寺院志书中的记载，存在不少出于信仰需要的渲染，以及历代民间传说的记录，但经过志书编辑者的梳理、剔选，其中也存在着相对可靠、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依此尽可能地梳理出历史上湖隐道济禅师的生平和禅意风范。

（一）《北礀集》中的道济资料

道济禅师是南宋时代江南人士，长期住锡于灵隐寺和净慈寺，基本上在浙东一带活动，其最初的影响所及，亦以吴越地区为界。因此，其同时代同地区禅门同仁对其的记载，应该离事实不远。居简禅师生于1164年，故世于1246年，其所著的《北磵集》卷十中，收有一篇专记湖隐道济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虽然此文的记载尚有可考之处，但笔者限于文献考证的功力不够，对此无法作出评判。然而，其所记载的道济禅师的生平，及作为禅师的基本风格，无疑系一篇颇具文献价值的确凿佐证。

与居简禅师同时代的、两度出任净慈寺住持的天童如净禅师，生于1163年，故世于1228年，其侍者所记录的《语录》下卷“颂古”中有首名为《济癫》的颂：“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癫狂者一头；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借转风流”。此颂的出现当在道济禅师圆寂不久，如净禅师曾为净慈寺住持，虽然其住持净慈寺之际，道济禅师已经圆寂，然而相去不远。这位故乡在天台，亦有记载其在天台先出家，后才辗转投入瞎堂慧远禅师门下的道济禅师，确实系天台所“跳”出的一头“癫狂”之禅门“雄牛”。如净禅师之赞颂，既道出道济禅师之祖籍，又点明道济禅师之禅趣，更预示道济禅师之影响。以禅门之“牛”喻陟，不仅彰显出道济禅师弘传佛意之雄阔气势，亦与当时以“十牛图”为典范的、风行于禅门的“牛”之喻的风格暗合。

居简禅师与如净禅师、道济禅师均为净慈寺僧，比之如净禅师，又多住世了十八年，如净禅师对道济禅师的评价，居简禅师当有所闻。且居简禅师本身长期居住于净慈寺北碉，和道济禅师相识应可肯定，否则不会出现“它日觉死，叟求予文”一说。由此，其所著之《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对于了解道济之生平，有着特别重要的文献价值。

首先，该《舍利铭》明确了道济禅师的祖籍、师承、风格。“叟，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远孙，受辞于灵隐佛海禅师，狂而疎，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与蜀僧祖觉大略相类”。道济禅师乃是浙江天台人氏，其俗姓李，北宋都尉李文和即李遵勖之后代。由于李遵勖娶宋真宗赵恒之妹万寿公主为妻，因此道济禅师的俗家身份与皇家尚有一丝瓜葛。其在灵隐寺拜于圆悟克勤禅师门下慧远瞎堂禅师座下，出家为僧；慧远瞎堂禅师在明代明河法师之《补续高僧传》中有传，其于1170年，即南宋乾道六年，住持灵隐寺，并于当年被赐“佛海大师”称号。因此，由禅门师承而言，慧远瞎堂禅师住持灵隐寺之年，道济禅师已为二十岁之青年，与史料记载的出出家年龄相符，这时步入灵隐寺的道济禅师，成为慧远瞎堂禅师的弟子，是顺理成章的。且在《续藏》所收录的诸语录中，由祖淳、法慧等编撰的《瞎堂慧远禅师广录》，与署名仁和沈孟样叙述的《济癫道济禅师语录》被依次编入。同时《舍利铭》最后说到：“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铭曰：璧不碎，孰委掷，疏星繁星烂如日。鲛不泣，谁泛澜，大珠小珠俱走盘”。即确定了道济禅师的故世之年为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即1209年；同时也确定了这位被后世传颂的南宋时代吴越佛教界最为声名远播的禅师，确实在身后留下了舍利，证明着其一生的行持或“癫”或“疯”，实在是道济禅师个体真切体悟，及其悲悯昭示世人之举。

上述所引《舍利铭》文，已概括了道济禅师特殊禅风。其“狂而疎，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充分体现了道济禅师在佛法义理的理解上，以及对佛门规约的遵循上具备超凡脱俗、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风范。居简禅师以历史上魏晋六朝时期的受玄学风格影响至深的如支遁等法师的行由心趋、放浪形骸的“性情中”生活模式，比较道济禅师的风范，认为其可谓魏晋风格之逸韵。此番评论，可谓恰当生动。特别是其“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活脱脱一派魏晋风范的气度。

其次，在以道济禅师为主角的，且仅有短短五百字的《舍利铭》文中，却给予一位既非道济禅师同乡、又非道济禅师同参，且其圆寂之年恰逢道济禅师出生之际的蜀僧祖觉禅师以颇多篇幅。居简禅师以道济禅师生前曾嘱咐其为故世的祖觉禅师作祭文之由，阐述了祖觉禅师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于彰显临济宗风特点的同时，道出了如道济禅师这般似癫似疯之禅师，并非特例，亦非孤寂，而是既有传承，亦有法伴，显示了祖觉与道济两位禅师间风格与悟境上的相印和传承。

祖觉禅师为四川人，曾经为圆悟克勤禅师门下之龙象辈，并有《三圣圆融论》《佛祖纪传》《华严要诀》等著作留存于世。祖觉禅师继承了临济机锋犀利的宗风，其上堂中有言：“灵光洞耀，迴脱根尘。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一见便见，拟议则差。起意推求，便成剩法。所以祖师道，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若能取舍俱忘，触目无滞，拈来便用，立处皆真”。大用显现而不存规则，一番“得鱼忘筌”之要旨，起心动念，一场鱼目混珠之梦欢，取舍俱忘，一派无滞无碍之境界。特别是在《舍利铭》中，对祖觉禅师的生死观作了精辟的论述：“吾法以了生死之际验所学故，曰生死事大，大达大观。为去来为夜旦，癫沛造次，无非定死而乱耶？譬诸逆旅宿食，事毕，翩然于迈，岂复滞留？”对生死的这种“大达大观”情怀，心情上的“譬诸逆旅宿食，事毕翩然于迈，岂复滞留”之豁达，非真悟实修者，是难有此番境界的。随之，对祖觉禅师的宗风特色作了言简意赅的归纳：“公也不羁，谐谑峻机，不循常度，辄不逾矩。白足孤征，萧然蜕尘。化门既度，一日千古。迴超尘寰，于谭笑间。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虚，远城市，委千柱，压万指，是滉漾无眹。为正传非，决定明训为戏言。坐脱立亡，斥如斥羊，欲张赝浮图之本也。相与聚俗而谋曰：此非吾之所谓道。灵之迈往，将得罪于斯人。不得罪于斯人，不足以为灵。所谓道也”。而对居简禅师的这一归纳，道济禅师则明确表态，亦适用于他本人：“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觉。举此以祭之，践言也”。可见，从居简禅师的《舍利铭》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位临济宗风犀利、悟彻剔透的禅门宗师的形象。

（二）《济癫道济禅师语录》及入藏史传部中的道济资料

真正入藏的以道济禅师名义发表的著作，即为《济癫道济禅师语录》，又名《钱塘湖隐济癫禅师语录》，署名为仁和沈孟梓。所谓“仁和”者，乃是杭州城府在两宋期间的县级建制之一，北宋之杭州府、南宋之都城杭州城，建临安、仁和两县，各辖杭州府若干乡镇。由此可见，这位沈孟梓当生活于南宋时代，本《语录》应是最早的关于道济禅师的记载。但是，通观全文，与其说这是一部语录体禅师专著，不如说这是一部最早的以道济禅师为主题的传奇作品。且其笔法、遣词造句显属明朝以降的风格。但其被选入于《续藏》，其入藏的理由，也许日本佛教学者尚认定此“仁和”乃南宋时代杭州地名，由此将其视作南宋作品，系道济禅师最早之文献资料之故吧。

然而在《卍续藏》第壹辑第貳编二十六套第一册中，于本《语录》后尚收录了居简禅师《北磵集》卷十中的《钱塘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可见，如果此系《语录》作者之意，则显然表明此《语录》出于居简禅师《北磵集》之后；其二则表明《语录》的作者对于居简禅师铭文的史料价值的肯定。笔者无意也无力对其文献进行考证，只是对《语录》中所蕴含的内涵颇为关注，容于下文中阐述。事实上，民间所流传的以济公为主题的传奇、小说等，当以此《语录》为基础，无怪乎依照济公系列文学作品研究者之见，这部《语录》是开济公主题小说之先河者。

另外，除上述以道济禅师名义收录的专著之外，在藏经史传部中，尚有一些零星记载。除本文开始篇所引明代明河法师《补续高僧传》外，在《五灯会元补遗》中，明代文琇法师在“灵隐瞎堂远禅师法嗣”栏下，收录了“湖隐济癫画记”：“颂。达磨见梁武帝话曰：‘不契梁皇暗渡江，一身无地避惭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赚却平人入镬汤’。颂。五祖生缘曰：‘元是黄梅旧日僧，事师年老气弥增；翻身扬下栽松镢，转步来分照世灯。皮袋假于溪畔女，衣孟付与岭南能；佳声籍籍能长久，雨过淮山碧层层”。其中收录的乃是道济禅师为两幅涉及达磨祖师见梁武帝、以及五祖弘忍禅师出世之缘的画作所题写的两首禅诗，彰显了道济禅师的禅学意境；另外，生活于元末明初的文琇禅师曾经住持于五山十刹之首的径山兴圣寺，对杭州佛教僧众的基本情况，当有相当了解，其在本《补遗》中，将道济禅师置于瞎堂慧远禅师的法嗣行列，则道济禅师为佛海大师徒弟这一史实，基本可确定。

#叁

杭州寺志中的道济禅师资料

浙东佛教界曾经随着大宋政权的南移，朝廷临时安置于临安城，相应的文化中心、信仰中心也随之南移，由此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奠定了吴越佛教的繁荣和兴盛的局面；同时，禅宗一门在南宋时代的独秀，雪窦重则、圆悟克勤、大慧宗杲、虎丘绍隆、宏智正觉等一代宗门领袖，集聚浙东，时代的因缘际会，浙东吴越佛教时代，绽放出了中国禅宗史上最为瑰丽的奇葩；而适逢此际会，在浙东地区也树立起“五山十刹”的庄严禅寺，为“临济一片，曹洞一角”的基本宗门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幸的是，其中的灵隐寺、净慈寺都曾经为道济禅师所住锡，系道济禅师所生活、修学、活动的主要道场。因此，许多有关济公活佛的传奇理所当然地以这两座寺院为其背景，而道济禅师尽管从未做过这两座寺院的执事，更未担任过住持，然而，作为名闻遐迩的圣僧，在这两座寺院的寺志中，也留下了记载。

（一）《灵隐寺志》《净慈寺志》中的道济禅师

《武林灵隐寺志》卷三中，给道济禅师留下了简短的传记：“济癫祖师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知非凡器，然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监寺至不能容，呈之瞎堂，批云：法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耶？人遂不敢言及。远公既寂，出居净寺。济累显神通，奇异多端具见，本传不能悉载”。本志第六卷中收录了道济禅师的《化砌灵竺大路疏》：“一条滑路，堂堂直透长安，九里松关，荡荡平趋佛国；脚跟有碍，未免迟疑；眼底无私，方为平稳。断羊肠曲折之崖，履龟背坦夷之路，江山聚胜，人行翡翠，途中车马交驰，身在画图影里，请题椽笔，为注芳衔”。本志卷八中则收录了道济禅师的五言绝句《九里松》：“九里松阴路，青泉映白沙，谁知三伏暑，小草有幽花”。

▲济公画像

而在道济禅师驻锡过的杭城另一重要寺院，位列五山十刹之一的净慈寺的《敕建净慈寺志》中收录的涉及道济禅师的资料，则显然多于《灵隐寺志》，也更为丰富多彩。作者披览了清嘉庆十年即1805年原刊、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钱塘嘉惠堂丁氏重刊版的《净慈寺志》，其中有关道济禅师的记载，达十三处之多。其中，第一卷中收录了道济禅师的《嘉泰四年重建净慈寺疏文》：“伏以祝融作衅，照一万顷之平湖；风伯助威，卷五百闲之大厦。烈焰星飞于远汉，嚣尘雾锁于层峦，各携云锡以随身，共驾牛车而出宅，向来金碧并作烟煤，过门孰不惊心闭眼，犹疑是梦。切念阿罗失却金花座，虽起白毫光，可怜调衘师也被熟熬。汉不能冷坐放经，数世未厌人情，钟鼓重警，发于虚空香火，复追崇于先帝，毘耶城里从来有大檀那，给孤园中指日成，阿兰若金刚不坏，铁塔证明”。净慈寺重建之事，源于南宋嘉泰元年即1201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初二，杭州城曾经发生过全城大火，将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值诸军垒等军机要地，以及五万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余里，死者五十九人，践死者不计其数，城中庐舍，十毁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因此，道济禅师的这一疏文，描绘了这次火灾的惨状，净慈寺也在这次火灾中遭遇了毁灭性的劫难，故有四年后重建之举。该志第三卷中，在介绍到寺院的“运木井”时，讲到：“运木井旧名神运井：净慈寺旧志神运井在香积厨内，泉极甘洌皎焉，冲照其下，广纵约二丈余，窥深悸魂。内外引汲不竭。嘉定时，有六甲神，尝协僧道济运木于此，故云相传其脉与江水通，又名通江”。道济禅师井中运木修建净慈寺的故事，或以为灵隐寺重修大悲殿，或以为净慈寺重建而传说，然而在《净慈寺志》记载的“神运井”传说，结合上述的净慈寺在嘉泰元年被杭城火灾所焚，嘉泰四年重建一事，可知火烧大悲殿、神井运木的传说，有其出典。

▲净慈寺运木古井

在《净慈寺志》中，亦收录了一幅由南宋嘉定辛已年即1221年余逢辰所刊，清嘉庆丁巳年即1797年，朱文藻所临摹的济癫禅师石刻像。该页反面尚有前引的注5所引的《无尽斋赞湖隐上人》赞文，活脱脱显示了道济禅师在南宋以降被塑造成为“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的形象。而对道济禅师作为净慈寺著名僧人的小传，则见之于《净慈寺志》卷十之中，由于这是见之于寺志中的记载，具有一定信史的意义，故可作为历史上道济禅师的传记资料：“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远落发。风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与群呼洞猿翻觔斗游戏而已，寺众讦之。瞎云：佛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遂不敢摈。自是，人称济癫。远寂，往依净慈德辉，为记室，矢口成文，信笔满纸。尝欲重新藏殿，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嘉定四年夕，醉，绕廊喊，无明发，众莫悟，俄火发毁寺，济乃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报寺众云：木至江头矣，将集工搬运。济曰：无庸也，在香积茄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濒湖居民食螺已断尾矣，济乞放水中活而无尾；九里松酒肆之门有死人，主人大惧，济以咒驱，其尸忽自奔岭下而毙；一日骤雨忽至邑黄，生者趋避寺中，济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坐下衣覆之，迅雷绕坐下不得，遂击道傍古松而止；济常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至火化蟋蟀，见青衣童上升。诸显异不可殚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无明发，寺僧咸惊，谓且复有火，而济乃索笔书偈曰：‘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掷笔逝，荼毘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寿六十，腊四十二。时有行脚二僧，遇济六和塔下授书一封，鞵一双，倩寄住持崧和尚，崧启视大骇曰：‘济终时无鞵，此老僧与济鞵，荼毘矣，而独不坏耶’！明日，复有钱塘邑役自天台回，又寄崧诗：云月帆飞过，浙江东回首，楼台渺漠中，传与诸山诗。酒客休将有限恨无穷，脚絣紧系兴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欲识老僧行履处，天台南岳旧家风，葢五百应真之流云，嗣瞎堂远师，有《镌峰语录》十二行世”。此篇小传可谓是对道济禅师的生平、业绩、师承、神异、生后感应等明确交待。但其最后的小字脚注“未考”两字，则表明其小传并非通常意义上有可靠文献依据的确凿史实。

另外，在《净慈寺志》第十八卷中，收录了道济禅师出家多年后所书的《呈冯太尉》：“削发披缁已有年，只同诗酒是因缘。闲看弥勒空中戏，困向毘卢顶上眠；撒手便能欺十圣，低头端不顾三贤；茫茫宇宙无人识，犹道癫僧绕市廛”。这首七律诗不管是否确系道济禅师所书，但确实体现了道济形象所需彰显的潇洒信仰态度。而在第十九卷中，亦有对当年驻锡于净慈寺的道济禅师的描绘，其中，道济禅师的“影壁自赞”为：“面黄如蜡，骨瘦如柴，这般模样，只好投斋，也有些儿差异，说禅不用安排”。更奇特的是，在十九卷中，与第十卷的小传相呼应，有道济禅师“寂后寄崧长老”文：“道济稽首净慈少林和尚座下：伏以山遥路远，急难会面，即辰仲秋，桂子将残，黄花欲放。城中车马人烟杂，湖上清风明月闲。区区钻开地孔，推到铁门，针尖眼内走将出来，芥菜子中寻条大路。折了锡杖，不怕上高下低；破却草鞵，管甚拖泥带水。扬下竹笠，不要衣包，当行即行，更住便住，约莫西天十万里。迅步虚空在眼前，正行大道，忽遇魔军，托寄咫尺之书，送与故人相看照管。铁笼马一脚踢倒泰山堤防，碧树猿双手劈开金锁大笑。万山黄叶落回头，千派碧泉流冗中，不及一一数字以代面言，传与南北两山，常教花红柳绿”。而在本志卷二十二中，提到了道济禅师与“南屏长松”保存的一段渊源：“南屏临湖一带，自长桥至太子湾，旧名南新路，夹路多长松，落落荫人，几五里许，苍翠与袁仁敬所栽九里相掩映。宋时有临安赵府尹将伐他用，寺僧道济赋诗而止。其诗曰：‘乔松百尺接天高，曾与山僧作故交，几望枝柯千载茂，独怜刀斧一时抛。窗中不见龙蛇影，耳畔无闻风雨号；最苦凌晨飞去鹤，晚归已失旧栖巢’”。作为一代禅师，道济禅师的诗文才华，当从上述引文中得以体现。而在前述的文学性的济公活佛传奇小说之中，亦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富有隽永内涵的禅诗，其中，当有不少或以道济禅师名义，或确系道济禅师所作。在本志第二十五卷中，亦收录了道济禅师“临安赵府尹见访南屏诗”：白石磷磷积翠岚，翠岚深处结茅庵，煮茶迎客月当户，采药出门云满篮；琴挂葛弦鸣素志，窗开风拂罢清谈；今朝偶识东坡老，四大皆空不用参”。附件还收录了“湖中夕泛归南屏”两首绝句，一为“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曾识不论钱；一声嗁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二为“满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在展示道济禅师诗词才华同时，也昭示了他对佛学义理卓尔不群的体悟。

（二）《武林梵志》《济师塔院志》及其他志书的记载

另外，以记述杭州城外武林山区灵隐等诸寺佛教事迹流传史为务的、由明代吴之鲸所撰之《武林梵志》第九卷“净慈寺”栏下，于宋道济禅师小传中有所评价，认为其“年十八赴考，因过灵隐，适瞎堂远公开席，其间济以宿缘求度，遂为沙门。而举止脱略，与小乘执相诸僧忤，乃讦其犯斋、及不循律仪过，远批云：法门广大，岂不能容一癫僧。意以癫含真义，而远亦似知之，惟庸众之终不释然也。时德辉禅师住持净慈与瞎堂为法伯仲，一见而深器之，周旋未几，一夕济乘醉，亟称‘无明发，呀呀呀’，众莫之悟，而大火竟作，殿宇忽成灰烬矣。而辉随其火化，遗偈于砖，有‘百十万刼假非假等语。独济预知其几焉。火后，济自为疏，感太后为檀及神运柟梓，以复古刹。其神异等事，具如传记，于坐化说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寺”。其中，至少说明了两点，首先是判定道济禅师之“癫”实为“真”，而其所谓的“不循律仪”“犯斋”实为与小乘诸僧相比，道济禅师有与众僧对佛法义理迥然不同的理解之体现；其次是对于嘉泰元年杭城的大火、以及净慈寺的被焚毁，道济禅师于嘉泰四年修复重建净慈寺之事件，确系以后小说中所演绎的诸多神奇故事的原始出典、事实依据。

当然，道济禅师的踪影，亦散见于其他一些寺院志书中。如《明州阿育王山续志》《云林寺续志》《杭州上天竺讲寺志》《西溪梵隐志》《尧峰山志》等中，特别是民国时代由广陵书社出版的，由上海集云轩所编撰的《济师塔院志》，由释安仁所编集的《湖隐禅院记事》两书，集中了历代道济禅师资料，汇编成册。但其中的内容，传说与史实混杂，风闻与演绎递出。即使道济禅师生卒年，这一最为基础性的问题在各志书之中，在诸文人墨客的记载中，从绍兴十八年到绍熙三年等等说法，难以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首先，道济禅师是历史上南宋时代的禅门奇僧，曾经在灵隐寺和净慈寺住锡，在江南浙东一代活动；其次，道济禅师是瞎堂禅师之徒，以“癫”“疯”在当时为教界所诟病，却为百姓所热爱，其在社会上所体现的是主持公道、力主公平、荡涤污浊的社会理想；其三，道济禅师对于佛教之戒律、丛林之仪轨的顺顸、讥讽、蔑视，所体现的是禅宗在江南流行过程中，于南宋期间所出现的一种对于虚伪礼教、刻板规矩的反抗精神，是对于佛陀根本意趣的直接体悟和践行实践，亦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慧能大师所开创的南禅的中国式禅法的深意之风范展现；其四，道济禅师圆寂后的舍利的出现，以及他的神迹的展露，无论其从世俗意义上考虑其可能与否，但其表征道济禅师乃是真悟证果的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